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采取“全面开放二孩”和“延迟退休年龄”双管齐下的方法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压力。此时的中老年人作为高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徘徊的同时,也在家庭角色中扮演着“靠山力量”:二孩政策鼓励下的新生儿降生导致更多中老年人需要投身家庭隔代抚育孙子女,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又鼓励中老年人留在劳动力市场上持续创造价值。通过查阅理论并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中老年人隔代抚育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拉动效应和替代效应两种情况:拉动效应意味着中老年人为了给予孙子女更好的经济和物质生活选择投入劳动;替代效应则意味着中老年人为了留给孙子女更多陪伴和照料时间而放弃劳动。基于上述对社会现状的观察及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运用Charls 2018微观调查数据,采取Probit和Tobit计量模型分析中老年人隔代抚育对其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老年人隔代抚育孙子女会减少其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参与时间;进一步分析中老年人在性别、年龄及城乡方面的异质性,发现相较于男性、城镇、老年人,女性、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参与时间受隔代抚育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农村中老年人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留守儿童“代理父母”角色以及不完善的托幼制度。此后运用替换变量法,将解释变量替换为隔代抚育时间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致,实证模型稳健。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适应延迟退休,鼓励优选就业;完善托幼机制,减少城乡差距;优化就业结构,提高生活福祉这三点政策建议。这对于我国中老年人获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赢得晚年生活的主动权,社会层面实现积极的老龄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