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和不断被阐释的事件,与新文化运动、政治革命等诸多事件一起,在政治、文学、思想等领域影响深远。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养料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群,终于在现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拿起笔——过去一度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来记录女性。纵然启蒙和理性的光辉烛照二十世纪早期的前后,许多“五四”女作家的笔下却常常飘荡着疾病与痛苦的黑暗之影。这些看似“不合时宜”和消极的疾病言说和书写,正是女性群体在男性话语体系当中边缘和弱势的话语地位的折射。本文意在通过考察“五四”一代女作家作品中的疾病言说和书写,她们的人生经历与曾经的现实性（actuality）,来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生存图景,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如何通过书写自我和其他的女性群体实践了一种“短暂的”主体的构建,从而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了解中国现代性压抑的另一面。第一章主要借助性别视角与大众文化的视角,围绕报刊杂志、男性和女性这三者对有关疾病、女性身体的话语进行症候式分析,理解话语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辨析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各自话语策略的选择和女性疾病书写的逃逸。第二章重在关注女作家笔下疾病的发生与个性解放、社会解放思潮之间的关系,理解女性疾病的发生处在何种语境和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疾病如何在一种绝望的处境中帮助女性知识分子看见自己和其他女性。第三章则聚焦女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因为疾病走向疯癫和死亡的结局,它们如何与女性的病体相结合,成为女性实践一种抗争的精神表达和建构自身和女性的表达方式,女性关于病痛体验的自我言说是女性建构主体的一种表征,并由此也揭示了当时女性表达自我的一种话语焦虑和话语资源的匮乏。女性在疾病中发现了自我的身体,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性别的存在,但这种觉醒并没有真正地解放她们,反而促使她们对现实的黑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选择了一条身体与精神的自我放逐之路。这种女性疾病话语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环境下的一种情感与理智的变奏,是启蒙话语下的时代症候。与此同时,“五四”一代女作家的疾病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镜像关系,女性作家通过书写和塑造那些病态形象也建构了自我,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学抚慰和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