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二十年是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总体规模上我国资本市场已跻身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对公司内部人在二级市场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限制,公司内部人的交易活动愈加频繁。内部人交易一直以来都是监管的重点,监管机构不断加强对内部人交易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其在交易完成后及时、准确地披露交易信息,并通过设置一系列法规（例如限制短期交易和设置内部人交易敏感期）进一步完善对内部人交易的监管。一方面,内部人交易行为可以提升我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但相对于外部投资者,公司的内部人可以直接参与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决策,其具有天然的估值、业绩预测和获取内幕信息的优势,因此内部人拥有更多公司内部信息,从而造成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加之公司外部投资者信息获取途径有限,内部人便可以抢先交易获利。通常,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越高,信息环境越开放和透明,内部人拥有的信息优势就越不明显,内部人交易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就越少。由此可见,缓解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内部人交易治理的关键。分析师具备信息传递和促进资本市场效率提升的独特功能,他们既是资本市场中的信息需求者,同时也是信息生产和提供者,其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和信息获取渠道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并凭借专业能力分析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将可读性更强的信息提供给投资者。与此同时,分析师的关注在无形之中对上市公司形成一种“盯住”效应,对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形成一种有效监督。分析师作为一种独特的外部治理因素,会对内部人交易产生怎样的影响;随着内部人交易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制度环境的优化,其是否会对内部人交易的获利能力产生影响;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因素是否会对内部人获利水平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问题富有争议的同时具有研究价值,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本文从公司内、外部治理角度出发,将分析师关注与内部控制分别作为公司内、外治理因素的代表,将其纳入内部人交易收益影响因素的研究当中。本文扩展研究了分析师对内部人交易的外部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否受公司国有属性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内部人交易、证券分析师关注、内部控制以及影响内部人交易的其他因素进行文献归纳和综述,并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提出四个研究假说。其次,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9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即董事、监事及高管）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当成本文的研究事件,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内部人通过买卖公司股票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包括长期和短期）,以此来衡量内部人交易的获利程度。以经stata16.0处理后生成的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对四个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将自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使用变换内部人交易收益窗口期计算内部人交易长期收益、分组回归检验内部控制调节效应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区分内部人交易的方向,计算内部人交易总体收益和卖出收益,将其分别带入到内部人交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分析师关注可以有效抑制内部人交易,即当关注的分析师数量愈多,公司内部人买卖行为获得的收益越低。（2）在得出分析师关注可以有效减弱内部人交易收益的结论后,本文继续考虑公司的国有属性是否会影响分析师这一外部治理功能的发挥。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公司的国有属性会减弱分析师关注对内部人交易的负向抑制作用。（3）从内部治理角度来看,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内部交易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公司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限制内部人交易的盈利能力。（4）此外,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大小会影响分析师外部治理效应的强弱,即上市公司的内控水平越差,分析师对内部人交易的外部治理作用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