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功用价值是什么这是古老而又长新的诗学问题。其中,先秦的孔子与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曾对此表明各自的观点。本研究试图从系统文艺价值的角度来探讨和比较孔子与柏拉图的功用诗学。特别就二者诗学中所包含的社会功用和个体功用作具体地分析与阐释。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是一种学理上的探究,而且针对当前所鼓吹的“文学消亡论”、“文学无用论”等现实问题也是不无启发的。具体分三部分来阐述:第一,本研究认为,孔子删《诗》与柏拉图驱逐诗人的行为或思想,就是在实践他们各自功用诗学的“法则”或“法规”的极好证明。尽管在理性的阐发上,孔子更侧重于实践层面的躬行,而柏拉图则更多地在思辨层面来演绎,但是二者对诗乐功用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尤其是诗乐的教化与协调等社会功用。第二,通过对孔子的“诗无隐志”说与柏拉图的“模仿”说的分析比较,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除了看重社会功用之外,在他们的诗学观点中还闪烁或暗含着审美的个体功用思想。其中,就“诗无隐志”说所蕴含的“情”与“志”的功用二重性考察,以及对“模仿”说的重释与审美因素的挖掘,得知在美的追求上,孔子注重的是以“仁”为核心的“中和”之美与伦理化的“善”,而柏拉图心仪的是“理式”至上的“调和”之美与神话式的“真”。第三,对影响二者功用诗学的文化深层成因,本研究也作了最后的阐释。笔者认为,是宗法与宗教文化价值的不同取向,深刻影响到他们在功用诗学上偏重于社会实用性。当然,这种把功用诗学“实用化”偏颇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