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署办公一直存在于我国的政治生活与行政活动中,是优化党政关系、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的重要途径。这不仅让党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管理国家水平。也推动着党的工作机关从幕后走向幕前,直接参与到行政活动中。当然,也使得改革后的党政机关出现行政纠纷时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变得更加复杂。当党的工作机关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其是否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并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后果,这将是机构改革后行政法学急需解决的,因此,研究并确定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十分必要。当前我国使用的依旧是“诉讼主体模式”的行政主体理论,虽然其在学界争议许久,但几次修订行政诉讼法却并未对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有所修改。此次党政合署对行政主体理论存在较大的冲击。首先,党的工作机关是不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但当机构改革后党的工作机关或多或少会行使国家公共职权,当其存在违法行为时,却不用承担行政责任,而由挂名的行政机关承担,这存在权责分离的问题;其次,其影响了我国行政机关责任制的问题,因为党政合署对人员、编制都进行了整合,实际上为一套人马,是继续实行行政部门的首长负责制还是党的工作机关的集体负责制需要我们进行解决;再者,党内法规也将更直接的影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这些最终所指向的都是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的问题。而在实践中党政合署的形式复杂,没有统一的标准,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也变得更加复杂,对此需要分类进行讨论。此次党政合署机构改革给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制度的推进提供了可能性,当今社会公共行政观念逐步取代国家行政观念,将党的工作机关纳入行政诉讼被告范畴,不仅能厘清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这两者的概念与之间的关系,推进“谁的行为,谁作被告”的认定标准,创新现有行政主体理论,也能明确党的工作机关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做到权责一致,完善我国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