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速度跃居世界前列。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开始进入缓慢下降通道,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首次跌破8%,国内经济开始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在国内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投资方面,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突出,投资结构需要不断优化,“三去一降一补”需要深入推进。出口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汇率风险加大,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消费方面,“高储蓄、低消费”的事实依旧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需要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此外,房地产价格高企,供需不平衡,杠杆率过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创业门槛依旧很高;金融市场欠发达,居民投资渠道有限;劳动力供应不断萎缩,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等问题依旧突出。房地产行业易积聚系统性风险,会影响最终消费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最终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住房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是改善经济“脱实向虚”局面的关键抓手。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研究都是研究房价对家庭行为的影响,住房财富的变化,作为反应住房市场状况的微观测度之一,其对家庭行为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研究。住房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家庭行为的影响需要深入挖掘。目前国内对于住房财富影响家庭行为的研究比较局限于消费决策,关于资产选择、创业决策和劳动供给的研究还很匮乏。鉴于此,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研究住房财富变化对我国城镇家庭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梳理住房市场发展历程并从不同维度描述家庭住房财富特征。第二,研究住房财富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第三,研究住房财富与家庭资产选择之间的关系。第四,研究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第五,研究住房财富对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市场改革经历了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周期性刺激调控和房地产长效机制改革四个阶段,住房市场日益壮大,不断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从住房、信贷、税收和土地几个维度出台了大量调控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日新月异,商品房销售面积逐年增加,商品房开发投资额也在逐年上升。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9.8平方米,比2002年增长62.1%;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8.9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97.2%。中国住房市场价格总体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在一线（包括新一线）城市尤其明显。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测度住房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家庭财富的变化,即住房财富指标,包括住房增值、住房价值和住房净财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很高,大部分家庭拥有一套住房,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比例在上升。不同群体、不同城市规模、不同地区的住房财富存在显著差异。处于不同住房财富分位点上的家庭,其消费、资产配置、创业和劳动供给状况也有显著差异。第二,住房财富降低了城镇家庭储蓄率。住房价值对一二线城市、低收入家庭和低财富家庭的储蓄率有更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价值对家庭储蓄率在年轻家庭和中年家庭有显著影响,在老年家庭影响不显著。无房和租房家庭会提高家庭的储蓄率。房屋数量对城镇家庭储蓄率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卖房行为和卖房价值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储蓄率,住房的居住功能和投资功能均能显著降低城镇家庭储蓄率。机制分析发现,住房价值主要通过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和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采用多种方式对住房财富和家庭储蓄率的关系进行多次检验,均显示住房财富影响家庭储蓄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第三,住房财富提高了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比例。异质性结果表明,住房财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东部地区以及户主身体健康,户主有工作和户主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更大。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房屋数量,住房的消费属性和投资属性,卖房行为和卖房价值均对家庭资产组合管理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财富的增加通过增加对多样化和持有更多类型的风险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稳健估计、剔除样本期间购房的样本以及基于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估计均显示住房财富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显著的。第四,住房财富提高了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此外,住房财富对创业家庭的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减少了投入天数和投入小时数,扩大了雇佣员工的数量。住房财富对创业决策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住房财富对户主非高等教育和户主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在不同类型创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主动创业,促进了老板型创业和小微企业创业。住房财富不仅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还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财富影响创业的机制主要是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住房财富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充当家庭创业的初始资本,使得家庭跨越创业所需的资金门槛,从而促进家庭创业。通过替换工具变量、一阶差分估计和采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定义等均显示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是显著的。第五,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住房财富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成员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会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分性别来看,住房财富不仅显著降低女性劳动供给,也会显著降低男性劳动供给。住房增值也会显著减少家庭总的工作人数,显著降低工作人数占适龄劳动力的比例。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增值对一二线城市和高收入家庭的个体劳动参与率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对受过高等教育个体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更小。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增值对年轻个体的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中年个体特别是临近退休的个体劳动参与率。住房的居住功能和投资功能均能显著降低家庭成员劳动参与的概率,且投资属性的住房对家庭成员劳动参与的作用更大。无自有住房家庭的劳动参与决策不受影响。通过替换工具变量、采用不同的关键解释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定义以及进一步限定样本,均证实住房财富对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