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学习贯彻习主席新时代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在党中央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而环境规制的实施必然会影响到经济民生尤其是就业的扩张,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境下,妥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就成为了政府不得不着力面对的问题。在资源型城市中,其环境和就业问题有着鲜明的代表性,考虑到产业转型也是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难题,本文最终选取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产业转型,劳动就业这三者统一到一个框架中,深入剖析这三者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期能更好地助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探索资源型城市生态治理和社会民生共进的和谐之路。本文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数理模型,主要从替代效应、规模效应两个方面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理,接着阐述产业转型为中介效应时传导机制。基于此机理,本文搜集整理了 2003-2016年共14年间的33个典型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切入,建立了两个中介效应模型,采取系统GMM方法利用计量软件STATA15.0进行回归。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为负,资源型城市当前仍旧无法有效地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更严苛的环境规制下,会比未枯竭型城市产生更多的就业损失。在资源型城市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均十分明显,呈现部分中介效应,在中介效应强度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强度要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强度。在资源型城市中环境规制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影响为负,相反,环境规制对私营从业人员的系数影响为正。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城镇单位和私营从业两组中均呈现遮掩效应,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部分中介效应,而私营从业人员呈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完全中介效应。最后,基于影响机制和研究验证,本文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建议如下:一是保障民生,促进就业;二是因城施策,因产施策;三是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发展服务业。本文的创新点是使用了在研究该话题时较少人使用的城市面板数据,选取环境规制和就业问题都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针对性地研究探讨产业转型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同时分析中介效应的强度的不同。寻找更好的工具变量,或者使用因果推断方法根除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或者非线性模型定量确定一个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大小将是下一步的研究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