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者的强制医疗是指依照公法之规定,由法律授权机构或者政府委托机构对那些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障碍者实施的强制性住院和治疗行为,而刑事强制医疗则是根据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障碍者实施的强制医疗。一方面强制医疗程序有自己的价值定位;另一方面该程序在实践中对精神障碍者的基本权利有不当限制。因此,从法理的角度来审视强制医疗的价值定位;从人权的视角观照精神障碍者刑事强制医疗中的权利保障;从制度视角寻求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是本文的初衷和核心任务。本文第一部分集中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价值定位进行探讨。医学界、哲学界就精神问题是否属于一种虚构的疾病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伦理学的辅助,最终,认为精神障碍应当被定义为疾病的观点占了上风。然而,对精神障碍进行诊断时,到底是科学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第一种观点偏向于“科学判断至上主义”,否定价值判断;第二种观点则完全偏向于“价值判断至上主义”,否定科学判断;第三种观点综和了前两种观点,主张科学判断是基础性的,而决定性的是伦理判断。强制医疗之所以具有存在价值,主要基于目的和程序考量。目的考量集中于公权力在公民的自由权和社会秩序之间进行权衡的最终取向。程序考量则讨论了公正与效率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平衡。这两种价值都对强制医疗的正当性进行了有力支撑。第二部分针对我国刑事医疗程序中精神障碍者的具体权利进行分析。在启动程序中,当事人启动权利缺失,鉴定人的资质标准不明确,公安机关对于有精神障碍可能的当事人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规定不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中,判定精神障碍者进行强制医疗需要满足的“继续危害可能性”的标准不明确,缺乏实践可行性,社会中还存在着通过“假精神病”来逃离惩罚的现象以及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冤假错案等现象。在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中,公开审理案件时对精神障碍者的隐私权保护不足,精神障碍者的法定代理人以及鉴定人的出庭规定不明确,缺少针对精神障碍者的强制辩护制度问题以及精神障碍者在此程序过程中寻求权利救济存在困难。在执行程序中,目前执行强制医疗时存在精神障碍者接受治疗的机构不明确且数量不足、精神障碍者接受医疗的经费难以解决以及精神障碍者脱离强制医疗的程序不统一等问题。最后,从外部对检察院的监督权进行相关讨论。第三部分提出解决问题和完善的建议。对于启动程序中相关问题,要拓宽申请司法鉴定及强制医疗的主体、提高鉴定人资质门槛、明确临时保护性措施的具体内容以及明确“继续危害可能性”的标准;对于决定程序中的相关问题,要明确强制医疗案件原则上不公开审理、对强制出庭以及强制辩护制度进行完善规定以及拓宽法律援助的主体;对于执行程序中相关问题,提出要扩建强制医疗机构、明确强制医疗经费的承担者以及明确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最后还需要对人民检察院在强制医疗各个阶段的检察监督权进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