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由法律规定。”《民法总则》第116条如是规定。这意味着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民法典中再次被确定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物权种类中进行选择,并且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得与物权法规定的内容相冲突。无论是新创设的物权类型或者改变物权内容的行为,都不会发生物权的效力。不可否认,物权法定原则在确保交易安全与便捷、整理旧物权、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也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的社会现象频繁出现在司法实践中,但受制于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法律的僵硬性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难以及时、合理的得到解决。如从比较法视域下观察,各国或地区对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皆以积极地态度应对着,因此,缓和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尽管《民法总则》第116条已经确立了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但尚不能完全认为该原则在我国已无缓和之可能。笔者认为,通过扩大解释的方法,使物权法定之“法”的内涵得以丰富,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即在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授权下,可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纳入其中。另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填补法律的漏洞以及充分发挥地役权制度本身特有的优势,使地役权制度能够成为缓和物权法定原则的途径之一。同时,结合《民法总则》第10条的规定,在处理民事纠纷无法律适用时,习惯法亦可成为缓和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因此,笔者认为,立足于我国法律制度实践,同时借鉴域外国家或地区对物权法定原则缓和的方式方法,我国可以从习惯法、地役权、立法与立法解释、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等角度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缓和,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