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文中将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放在来华传教活动的大背景下，以早期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an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为考察中心，对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特点、成因、影响以及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展开具体研究。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除绪论和结论之外，主体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考察裨治文之前的美国中国观，具体分二节展开。其中第一节主要考察美国早期商人、外交官的中国观；第二节考察传教士雅裨理D.Abeel的中国观。以此作为下文的铺垫。第二章主要考察裨治文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本章分三节。第一节为裨治文的中国观研究；第二、三节为裨治文的中国研究。其中第二节重在考察裨治文的中国历史研究；第三节考察裨治文有关中国现实的报道。文中一方面将裨治文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置于早期传教士传教活动背景下予以考察，旨在揭示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和传教活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通过分析裨治文中国研究的特点，力图通过纵向考察来把握美国中国学的源头。第三章考察裨治文事业的重要推进者——卫三畏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本章分三节。第一节关于卫三畏S.W.Williams《中国总论》的特点；第二节考察卫三畏的中国观；第三节略述卫三畏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本章重在考察卫三畏与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中认为卫氏的中国研究是对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卫氏的《中国总论》标志着美国中国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初步定型，对后来的美国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卫氏中国观客观上也为后来美国中国研究提供了多重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径。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认识是在华传教活动的产物。在华传教活动在推动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的同时，也造成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中自身无法超越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