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民族启蒙进程中,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除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也有不少站在思想家与民众之间的“二传手”,许寿裳就是其中之一。许寿裳民族启蒙二传手角色从形成到发挥,经历了三个时期:酝酿形成时期、依从实践阶段、独立实践阶段。在第一阶段,许寿裳受益于浙东地区新教育的推行,宋恕、章炳麟的言传身教,以及东京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的氛围,民族思想和教育启蒙意识逐渐萌发,二传手之特质已基本形成。在第二阶段,许寿裳进入教育界,在中国大陆开始了二传手的生命旅程。事业上,许寿裳追随着蔡元培,努力将教育启蒙思想付诸实践,屡遇挫折,依然不改初衷;在思想上,许寿裳坚决与鲁迅保持一致,与文化保守势力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在鲁迅死后,许寿裳把宣传鲁迅思想当作自己一生的课业,虽在抗战中辗转西北、西南的艰难时期也不曾放弃,几乎成了鲁迅的影子,为此被国民党视为“非超然而接近中央者”而屡遭排斥。在第三个时期,许寿裳二传手的生命旅程转移到光复后的台湾。在这个阶段,受战后台湾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启发,许寿裳对鲁迅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不再限于对鲁迅形象的简单维护和思想的平面宣传,而据现实需要有所选择地重点介绍鲁迅战斗精神,理性地予以运用;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再有早期的偏激看法,一味批判,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古为今用的策略,多方进行发掘研究。启蒙二传手的主要任务是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落实于实践,与个性思想家常常执拗于思想完整性不同的是,更加考虑可行性问题。在可能时他们当然更愿意以思想批发的方式作整体推销,但一旦时机不成熟,也不妨以零售的方式予以处理,而且根据具体环境对选择的内容有所变通。许寿裳对蔡元培、鲁迅思想的传播,就有这样的特点。二传手也有与一传手相同的境域,那就是中国的民族启蒙事业对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依赖。广义说,救亡会制约启蒙;狭义说,当局的态度更直接影响着启蒙。许寿裳的启蒙活动,大陆时期往来奔波,受到救亡的制约较大;台湾文化重建时期前顺后逆,跟地方当局人事和政治态度的变化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