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来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般性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的用语限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据以判定合同无效的规范范围,有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准则,但该解释只是增加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词,却未明确“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内涵及认定标准,且理论及实务界对其在认识及具体适用上亦存在较大分歧,故难以用统一性的标准具体指导和运用于司法实践。本文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视角,比较考察了主要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违反强制性规定的相关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情况；并以法律规范的位阶为层次阐述我国就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问题的相关立法状况和实践。通过分析理论界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所存在的分歧、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惑等,阐释了我国法律将强制性规定限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具积极意义和欠缺之处,进而以寻求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识别路径为目标,重塑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认定途径,并提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个案裁判的正当化,是寻求合同效力得以合理判定的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