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是典型的关系犯罪,被告人和被害人互动紧密,共同促成了集资诈骗罪的成立。但是我国在处理集资诈骗罪时,抽离了被害人产生的作用,单方面地考察被告人的行为。被害人群体被认为是完全无辜的,为了防止其因为财产损失得不到弥补而自杀、自残甚至集访、闹访,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对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使得被害人能够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针对这一现状,有学者提出要从被害人角度重新切入集资诈骗罪,并主张用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具体划分被害人负责的方式。本文对于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的适用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以重新审视被害人在集资诈骗罪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此应当承担的自我答责。结合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和总结,本文将集资诈骗类犯罪划分为民间借贷型的集资诈骗罪和互联网金融型的集资诈骗罪。针对这两种类型,分别对被害人采取一般社会人标准和专业人标准,并以此提出了不同的被害人自我答责模式。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在第一章根据对浙江、上海两地近五年的集资诈骗罪判决书的整理,总结了当下我国集资诈骗罪呈现出的扩大化趋势。在此趋势之下,为了防止数量庞大的被害人造成不良影响,被害人过度保护情况于是出现,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立法上表现为集资诈骗罪中专业金融机构行政认定前置程序的取消和省级政府统筹负责地位的建立。司法上表现为被害人财产是否得到弥补、被害人是否具有特殊身份、被害人是否谅解对于定罪和量刑的影响作用大。在第二章中,本文提出要从被害人角度重新审视集资诈骗罪,重视被害人在集资诈骗罪中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且梳理了被害人视角的相关学说,探讨了被害人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合理性。针对有些学者在集资诈骗罪中主张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笔者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具有合理性。即按照被害人的值得保护性和需保护性判断自我答责的程度。被害人的值得保护性和需保护性越高,自我答责程度就越低;反之,被害人的值得保护性和需保护性越低,自我答责程度就越高。在第三章中,本文论证了集资诈骗罪中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的内容,肯定了集资参与人的被害人地位,并且通过被害人自我决定权和刑法家长主义对被害人自我答责进行限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