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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目的肺癌是中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在全球也是最高，非小细胞肺癌约占其中的80%，肺腺癌约占肺癌总数的40%。70％以上的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属于晚期，因已发生远处转移或邻近器官侵犯而丧失手术机会。在众多的NSCLC分子标志物当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是目前研究最多、证据最充分、了解最透彻的分子标志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是一个横跨膜的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受体，信号与其结合成二聚体;此信号和随后的下游信号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包括Ras/Raf/MEK/ERK-MAPK通路以及PI3K/Akt/mTOR通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信号影响不同的细胞过程包括细胞生存、增殖、迁移和分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缺陷的小鼠出生后不久即死亡，同时生长阻滞,心、肺功能发育不全,眼睛和皮肤异常）。对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我们已经找到相应的靶向药物，即目前在国内初步广泛应用的吉非替尼与厄洛替尼。靶向药物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可以抑制酪氨酸磷酸化，阻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信号传递，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近期有研究发现，EGFR突变与肺腺癌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关系密切，然而大多研究目标仅涉及CEA的正常与否，未能从其浓度梯度方面深入分析。为进一步明确CEA、 CA199、CA125等标志物的表达水平与EGFR基因的突变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528例已行EGFR基因检测的肺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CEA、CA199、CA125、CA153、NSE、CYFRA211、CA724情况，以及我院晚期肺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期进一步研究不同浓度的肿瘤标志物水平是否与EGFR突变水平相关，并应用ROC曲线分析各种肿瘤标志物预测EGFR突变的可能性，期望对临床上检测哪些患者适合靶向治疗有所帮助。资料和方法收集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EGFR突变检测的肺腺癌（经病理学证实）患者528例，根据UICC(2009)第7版TNM分期标准，其中I期患者54例，II期患者41例，III期107例，IV期315例，无法分期者11例。其中手术标本136例，活检标本392例。所有肿瘤标志物检测均采集初治前清晨空腹血清标本进行检测结果。（收集资料时发现18号外显子病理性突变共5例，20号外显子突变3例，鉴于突变率较低，共占1.51%，已剔除数据，不做分析）。将已知血清CEA浓度的523例患者分成CEA≤5.0ng/ml、5﹤CEA≤50ng/ml、50﹤CEA≤100ng/ml、100﹤CEA≤200ng/ml、CEA〉200ng/ml5个水平组（其中5例患者CEA数据缺失），分析EGFR突变与不同CEA浓度梯度的关系。其他肿瘤标志物按相应水平分组（见表2、3）。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均采用交叉列连表分析计算χ2检验量，并绘制ROC曲线分析CEA预测EGFR突变的价值。结果1.肺腺癌患者中，不同CEA浓度梯度时的EGFR突变率有差异（ｐ＝0.001），在CEA≤200.0ng/ml的情况下，EGFR突变率随CEA血清水平升高而升高；当CEA〉200.0ng/ml时，EGFR突变率开始下降。2.在CA125（p=0.009）及CYFRA211处于不同浓度梯度（p=0.017）时，EGFR突变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CA153、CA199等标志物的血清水平与EGFR突变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p≥0.05）。结论肺腺癌患者中，EGFR突变率随着CYFRA211水平的升高而降低；在CEA≤200ng/ml的情况下，EGFR突变率随CEA水平升高而升高；而当CEA＞200ng/ml或CA125＞100U/ml时，EGFR突变的可能性则较低。因此血清CEA、CA125、CYFRA21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EGFR突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