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汪康年投身变法改革事业,先后组织或参与了众多学会和政治团体。作为近代联日派的重要人物,汪康年的结社活动还与日本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在厉行党禁的专制统治下,出于安全考虑和组织、业务需要,将日本力量引为外部支撑也十分必要。因此,日本方面的组织和人员在汪康年的结社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这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内容。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结社集会风潮,汪康年等人引领了这一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以中国为主要经营对象的日本“兴亚”思潮和团体一直非常活跃,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合流趋势和舆论欺骗性。因此,在与日本“兴亚”团体联合的同时,汪康年等人往往抱有质疑心理。兴办学会是汪康年结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会的组织和业务方面,一些日本人提供了人力和技术支持。与之相反,另外一些日本人却加重了有些学会的运行困难,产生了极为消极的作用。德国占领胶州后,为挽救民族危机,汪康年等人组织了众多秘密政治团体。日方人员和团体也参与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建设作用,但也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这些团体的内部矛盾。同时,日本势力的加入还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中国地方实力派也高度警惕。在内部纷争和外力作用下,这些政治团体的活动大多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