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拟从修辞翻译的视角,探讨东西方思维模式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中的体现。西方对于修辞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70年代以来更是盛况空前。1971年,希布莱斯(W. Shibles)收集统计70年代以前仅是有关隐喻研究的学术著作约4000种。70年代后期,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对于修辞研究的兴趣达到极点,有关修辞研究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论文集和专著不断涌现,各种新的观点和理论层出不穷。比喻是人们认知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创造机制。事物的一面并不能代表这一事物,因此人们必然会从其他方面来对其进行认识。这样依据人们不同的社会经历和实践,不同的文化习俗,整个比喻概念组合成对某一事物较为完整的认识。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大量修辞手段的运用,构成其显著的艺术特色。珍妮凯利、茅国权(Jeanne Kelly, Nathan K. Mao)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呢?众所周知,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是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同一内容往往有多种表达方式,译者选用其中之一,需要艺术的鉴别力,创造生动而恰当的表达方式当然更需艺术功力。论文撷取小说中的部分修辞手段,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发现:珍妮凯利与茅国权在处理这些修辞手段时,基本保留了原文的特色,采用了直译手或称异化手法(foreignization),旨在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文化,让这些蕴涵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比喻走入西方社会,让英语国家的人民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发现由于钱钟书曾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小说中掺杂了许多西方人耳闻能祥的比喻。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尝试做一个个案研究,看看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表达方式,采用异化手法(foreignization)来处理,对目的语的受众会产生怎样的反应。故此,笔者通过对母语为英语者所进行的译文中部分修辞表达的语感调查,然后将其结果与原文加以对照,一方面检验译文的质量,另一方面对可能出现的误译进行两种文化及思维方式差异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