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它将彻底改变经济生产方式,从而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带来剧烈的影响。学术界近几年对人工智能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大多数限于文献综述,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数据较少,并且对其影响机制以及对不同就业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未覆盖。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2003年-2018年的28个制造业分行业和IFR数据库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人工智能应用规模的变化影响劳动就业市场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地,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工业机器人应用规模和美国相同行业机器人使用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模型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劳动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作为替代效应的衡量指标和单位劳动产出作为生产率效应的衡量指标进行相关的影响机制检验。本文的估计结果说明了以下事实:（1）在整体层面上,中国制造业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的增加会显著减少总体劳动就业规模和改变劳动就业结构。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规模每增加1%,整体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0.0468%,而对于不同技能的劳动就业情况影响程度也不一致,对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0.0471%）的不利影响约为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不利影响（-0.0182%）的3倍。但对于不同性别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影响差异较小,人工智能应用规模每增加1%,对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就业机会的作用分别为-0.0461%和-0.0471%。（2）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得出中国制造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存在两个机制,一是通过取代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劳动需求,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抵消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不利影响。在整体劳动就业规模的影响层面,替代效应的就业破坏作用大于生产率效应的抵消作用。（3）在要素密集度不同的行业里,人工智能应用的作用效果不同。对劳动就业总规模的影响中,仅在劳动密集度的行业里的结果显著为负;而对于高技能劳动者就业的作用效果中,会显著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4）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与常规认知不同的是,2011年德国“工业4.0”概念的提出,虽然会明显增加工业机器人应用规模,但对劳动就业市场的冲击却弱于2011年之前。面对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造成的冲击,政府应当健全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育,使其与岗位需求匹配度更高,关注对中低技能劳动的职业继续教育以及失业保障制度,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和矛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