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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伦因涉嫌去年政变被通缉之后，埃尔多安已经是各大苏菲教团的“共主”了。此次公投中，清真寺的伊玛目、苏菲各大教长都在做支持总统制的宣传，充当了埃尔多安的“传声筒”。
土耳其修宪公投的结果意味着总理职务将被废除;总统成为实权元首，具有任免政府部长、总参谋长和三军司令的实权。2014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行政权力集中于总统，如今“如愿以偿”。
由于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倾向，舆论和学界大多认为伊斯兰复兴主义在土耳其旗开得胜。对于欧盟所谓土耳其在修宪时应凝聚国内共识的劝告，埃尔多安不屑一顾，称正是欧盟对于土耳其的轻视，使得土耳其入盟遥遥无期。
“选举地理”的背后
赞成修宪之选民，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中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该地区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盛行伊斯兰苏菲主义。即便在世俗化政府执政时期，西方生活方式也难以渗透该地区。当地贫穷的农村居民，是埃尔多安政府最坚决的拥护者。
与安纳托利亚相反，爱琴海、地中海沿海各省工商业发达，城市中产阶级普遍反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情结的淡漠，使得上述地区成为反对派共和人民党的大本营。东南部库尔德人则恐惧未来总统制集权进一步挤压库尔德人权利，也投了反对票。
但要真正解释为何宗教情结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占上风，以及埃尔多安为何在经历街头示威、恩师反目乃至军事政变后仍旧屹立不倒，还得从土耳其的苏菲主义传统说开去。
苏菲，本为阿拉伯语词汇，意为“羊毛”。指的是伊斯兰苦行僧侣穿着粗羊毛编成的衣服过苦行生活，后来就成为了伊斯兰苦行派的代名词。这一宗教派别与土耳其政权的结合，要追溯到13世纪后期，西突厥奥斯曼部落迁到小亚细亚半岛（今天土耳其的领土主体）后，以伊斯兰苏菲主义为旗，武装劫掠拜占庭和巴尔干诸国。
该部落初代首领的孙子奥斯曼，娶苏菲教长艾德巴里的女儿玛尔哈顿为妻，于1299年被苏菲教长尊为“加齐”（意为“圣战者”）建立奥斯曼国家，后又征服了巴尔干诸小国。尽管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诸国，获得“哈里发”这一伊斯兰最高宗教头衔，但“加齐”在信奉苏菲主义的突厥人中仍代表着最高权力。
一战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站错队”，战败后，其最高首领苏丹割地卖国，失去了苏菲教团和广大人民的支持。被后人尊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在安卡拉起兵讨伐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权。起义初期，苏丹凭借其“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宣布凯末尔“叛教”。凯末尔审时度势，以爱国大义争取到安纳托利亚苏菲僧侣的支持。152名苏菲教士在安卡拉宣布：因为卖国，苏丹才是“叛教者”。
凯末尔在萨卡里亚河遏制希腊人的攻势后，受其胜利鼓舞的苏菲教士在大国民议会推动法案，授予凯末尔“加齐”称号，赋予他讨伐苏丹的大义名分。后人知道凯末尔主张政教分离，却少有人知道他的成功和苏菲教团拥戴他为“加齐”密不可分。
未真正摧毁苏菲派
凯末尔成功之后推动各种改革：宗教上，用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礼拜语言;文字上，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服饰上，用西式礼帽取代苏菲的菲兹帽……终于，凯末尔废除奥斯曼皇族出身的哈里发，自己又不愿意接任，惹恼了苏菲派的纳格什班迪教团。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叛乱，被凯末尔镇压。
但是凱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并未真正摧毁苏菲派，他的目的用土耳其学者ATASOY的话说就是：“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官方伊斯兰教。”凯末尔通过官方的宗教事务局管理清真寺，实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
凯末尔的继任者伊斯梅特在二战结束后搞多党民主，苏菲教团以政党形式开始“复活”。但每当有宗教背景的政党上台，企图复辟政教合一时，军队都会出面干预：先是“格式化”，解散议会和政府;然后按“重启键”，重新制定宪法，进行选举。土耳其便在政变-选举-再政变的循环中摇摆。
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产生了：苏菲派或有苏菲背景的学校不断增加，宗教在农村再次赢得了底层民众的皈依。其毕业生开始向政府机关和警察部门“渗透”，时任总理埃尔巴坎（伊斯兰背景的繁荣党出身）得意地称：“伊玛目学校是我们党的‘后院’。”
新“加齐”诞生
修宪公投通过后，国际上颇有声音担心埃尔多安会长期担任总统至2029年，走向独裁。但在正发党支持者心中，这还真不是问题。有记者采访支持修宪的土选民，他直言“共和国被一个人统治又不是第一次”。可见，在支持者心中，修宪强化总统权力不是问题。
埃尔多安和他创立的正发党脱胎于贤德党。贤德党深受伊斯兰苏菲主义的影响，2001年被土宪法法院裁定予以取缔。之后贤德党的主要成员埃尔多安、居尔、阿林奇等人创立了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并在次年赢得大选，上台执政。
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崛起，离不开贤德党打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也离不开苏菲教士居伦及其支持者的帮助。居伦作为土首屈一指的苏菲思想家，在国内外有强大的影响力，编织了一个由媒体、银行、企业、电视台组成的“居伦运动”网络。加上2002—2006年任总参谋长的希勒米将军同埃尔多安的良好私交，正发党逐步稳固了执政地位。
2007年埃尔多安将盟友居尔捧上总统宝座，2011年又迫使反对自己的总参谋部将军们辞职，逐步掌控了政局的主导权。之后，埃尔多安和昔日恩师居伦反目成仇，成功挺过了居伦派主导的反腐调查和去年的军事政变。通过清洗政变参与者，埃尔多安具备了和当年凯末尔总统相似的权力。
在支持埃尔多安的苏菲教团（居伦除外）看来，埃尔多安和当年的“加齐”凯末尔一样，已经是新的“加齐”了。这次为埃尔多安“量身定做”的新宪法，无疑使得埃尔多安和当年的凯末尔一样，“一个人统治共和国”。
“苏醒”的苏菲主义
埃尔多安能获得今天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反对党的式微和军方从政坛退出，更是长期以来主导土耳其民间信仰的苏菲主义从“冬眠”走向“苏醒”的结果。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宗教，只是确立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194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逐步民主化，宗教势力开始复苏。纳格什班迪教团、努尔库教团等苏菲主义组织日益活跃。
1950年代，民主党总理门德列斯的导师、努尔库教团教长努尔西主张逐步恢复伊斯兰教法，但他也主张保障非穆斯林的自由与民主。
努尔库教团分化出7个支派，其中“居伦支派”最为出名。其教长居伦对苏菲主义进行改造，主张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居伦还拜访以色列大拉比，主张强化以土联盟，更使他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异类”。
埃尔多安作为居伦的弟子，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之后就大力鼓吹伊斯兰传统，和各个苏菲社团来往密切，从而逐步获得纳格什班迪、努尔库、拜克塔什、麦乌拉维、卡迪里耶等苏菲教团支持。去年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将矛头对准居伦。声称居伦是幕后主使，要求美国引渡居伦，从而排除了居伦的影响力，成为各大苏菲教团的新共主。
作为新一代土耳其政治家，埃尔多安吸取了贤德党失败的教训，在社会的两大共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政体和民间的苏菲信仰）中找到平衡。他利用凯末尔创立的宗教事务局，控制各大清真寺的阿訇（后者从前者那里领薪水）;又利用去年政变后大清冼的机会，控制了各主要苏菲教团及其宗教学校。而这次公投结果，既是土耳其世俗主义政体的一次自我改变，也是给新“加齐”埃尔多安的一场加冕礼。
（杜哲言荐自《南风窗》）
土耳其修宪公投的结果意味着总理职务将被废除;总统成为实权元首，具有任免政府部长、总参谋长和三军司令的实权。2014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行政权力集中于总统，如今“如愿以偿”。
由于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倾向，舆论和学界大多认为伊斯兰复兴主义在土耳其旗开得胜。对于欧盟所谓土耳其在修宪时应凝聚国内共识的劝告，埃尔多安不屑一顾，称正是欧盟对于土耳其的轻视，使得土耳其入盟遥遥无期。
“选举地理”的背后
赞成修宪之选民，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中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该地区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盛行伊斯兰苏菲主义。即便在世俗化政府执政时期，西方生活方式也难以渗透该地区。当地贫穷的农村居民，是埃尔多安政府最坚决的拥护者。
与安纳托利亚相反，爱琴海、地中海沿海各省工商业发达，城市中产阶级普遍反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情结的淡漠，使得上述地区成为反对派共和人民党的大本营。东南部库尔德人则恐惧未来总统制集权进一步挤压库尔德人权利，也投了反对票。
但要真正解释为何宗教情结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占上风，以及埃尔多安为何在经历街头示威、恩师反目乃至军事政变后仍旧屹立不倒，还得从土耳其的苏菲主义传统说开去。
苏菲，本为阿拉伯语词汇，意为“羊毛”。指的是伊斯兰苦行僧侣穿着粗羊毛编成的衣服过苦行生活，后来就成为了伊斯兰苦行派的代名词。这一宗教派别与土耳其政权的结合，要追溯到13世纪后期，西突厥奥斯曼部落迁到小亚细亚半岛（今天土耳其的领土主体）后，以伊斯兰苏菲主义为旗，武装劫掠拜占庭和巴尔干诸国。
该部落初代首领的孙子奥斯曼，娶苏菲教长艾德巴里的女儿玛尔哈顿为妻，于1299年被苏菲教长尊为“加齐”（意为“圣战者”）建立奥斯曼国家，后又征服了巴尔干诸小国。尽管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诸国，获得“哈里发”这一伊斯兰最高宗教头衔，但“加齐”在信奉苏菲主义的突厥人中仍代表着最高权力。
一战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站错队”，战败后，其最高首领苏丹割地卖国，失去了苏菲教团和广大人民的支持。被后人尊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在安卡拉起兵讨伐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权。起义初期，苏丹凭借其“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宣布凯末尔“叛教”。凯末尔审时度势，以爱国大义争取到安纳托利亚苏菲僧侣的支持。152名苏菲教士在安卡拉宣布：因为卖国，苏丹才是“叛教者”。
凯末尔在萨卡里亚河遏制希腊人的攻势后，受其胜利鼓舞的苏菲教士在大国民议会推动法案，授予凯末尔“加齐”称号，赋予他讨伐苏丹的大义名分。后人知道凯末尔主张政教分离，却少有人知道他的成功和苏菲教团拥戴他为“加齐”密不可分。
未真正摧毁苏菲派
凯末尔成功之后推动各种改革：宗教上，用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礼拜语言;文字上，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服饰上，用西式礼帽取代苏菲的菲兹帽……终于，凯末尔废除奥斯曼皇族出身的哈里发，自己又不愿意接任，惹恼了苏菲派的纳格什班迪教团。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叛乱，被凯末尔镇压。
但是凱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并未真正摧毁苏菲派，他的目的用土耳其学者ATASOY的话说就是：“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官方伊斯兰教。”凯末尔通过官方的宗教事务局管理清真寺，实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
凯末尔的继任者伊斯梅特在二战结束后搞多党民主，苏菲教团以政党形式开始“复活”。但每当有宗教背景的政党上台，企图复辟政教合一时，军队都会出面干预：先是“格式化”，解散议会和政府;然后按“重启键”，重新制定宪法，进行选举。土耳其便在政变-选举-再政变的循环中摇摆。
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产生了：苏菲派或有苏菲背景的学校不断增加，宗教在农村再次赢得了底层民众的皈依。其毕业生开始向政府机关和警察部门“渗透”，时任总理埃尔巴坎（伊斯兰背景的繁荣党出身）得意地称：“伊玛目学校是我们党的‘后院’。”
新“加齐”诞生
修宪公投通过后，国际上颇有声音担心埃尔多安会长期担任总统至2029年，走向独裁。但在正发党支持者心中，这还真不是问题。有记者采访支持修宪的土选民，他直言“共和国被一个人统治又不是第一次”。可见，在支持者心中，修宪强化总统权力不是问题。
埃尔多安和他创立的正发党脱胎于贤德党。贤德党深受伊斯兰苏菲主义的影响，2001年被土宪法法院裁定予以取缔。之后贤德党的主要成员埃尔多安、居尔、阿林奇等人创立了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并在次年赢得大选，上台执政。
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崛起，离不开贤德党打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也离不开苏菲教士居伦及其支持者的帮助。居伦作为土首屈一指的苏菲思想家，在国内外有强大的影响力，编织了一个由媒体、银行、企业、电视台组成的“居伦运动”网络。加上2002—2006年任总参谋长的希勒米将军同埃尔多安的良好私交，正发党逐步稳固了执政地位。
2007年埃尔多安将盟友居尔捧上总统宝座，2011年又迫使反对自己的总参谋部将军们辞职，逐步掌控了政局的主导权。之后，埃尔多安和昔日恩师居伦反目成仇，成功挺过了居伦派主导的反腐调查和去年的军事政变。通过清洗政变参与者，埃尔多安具备了和当年凯末尔总统相似的权力。
在支持埃尔多安的苏菲教团（居伦除外）看来，埃尔多安和当年的“加齐”凯末尔一样，已经是新的“加齐”了。这次为埃尔多安“量身定做”的新宪法，无疑使得埃尔多安和当年的凯末尔一样，“一个人统治共和国”。
“苏醒”的苏菲主义
埃尔多安能获得今天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反对党的式微和军方从政坛退出，更是长期以来主导土耳其民间信仰的苏菲主义从“冬眠”走向“苏醒”的结果。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宗教，只是确立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194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逐步民主化，宗教势力开始复苏。纳格什班迪教团、努尔库教团等苏菲主义组织日益活跃。
1950年代，民主党总理门德列斯的导师、努尔库教团教长努尔西主张逐步恢复伊斯兰教法，但他也主张保障非穆斯林的自由与民主。
努尔库教团分化出7个支派，其中“居伦支派”最为出名。其教长居伦对苏菲主义进行改造，主张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居伦还拜访以色列大拉比，主张强化以土联盟，更使他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异类”。
埃尔多安作为居伦的弟子，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之后就大力鼓吹伊斯兰传统，和各个苏菲社团来往密切，从而逐步获得纳格什班迪、努尔库、拜克塔什、麦乌拉维、卡迪里耶等苏菲教团支持。去年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将矛头对准居伦。声称居伦是幕后主使，要求美国引渡居伦，从而排除了居伦的影响力，成为各大苏菲教团的新共主。
作为新一代土耳其政治家，埃尔多安吸取了贤德党失败的教训，在社会的两大共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政体和民间的苏菲信仰）中找到平衡。他利用凯末尔创立的宗教事务局，控制各大清真寺的阿訇（后者从前者那里领薪水）;又利用去年政变后大清冼的机会，控制了各主要苏菲教团及其宗教学校。而这次公投结果，既是土耳其世俗主义政体的一次自我改变，也是给新“加齐”埃尔多安的一场加冕礼。
（杜哲言荐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