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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将人物的人名、绰号同人物本身以及作品主题联系起来，形成了人名、绰号隐喻，这些隐喻的翻译对文化传播意义深远。本文从概念隐喻论出发，结合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探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并针对隐喻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情况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红楼梦》 人名绰号 隐喻 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知名度，准确自然地翻译这部文学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作者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常常将人物形象和人名、绰号联系起来，使《红楼梦》中人名和绰号不仅具有称谓功能，而且映射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揭示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这些人名和绰号负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形中已经成为寓意深刻的文学隐喻，它们的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作品主旨的传达，可谓意义重大。
一、《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
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1]。《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也是如此。小说中具体的人名、绰号投射到抽象的人物性格命运、作品主题之上，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概念：人名是人物，人名是主题[5]。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的名“紫鹃”。“紫鹃”可以引申到杜鹃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杜鹃鸟“惯作悲啼”，被认为是替亡魂诉说冤情。唐代以后，杜鹃鸟就被称为“悲鸟”、“怨鸟”，成为哀婉、纯洁、至诚、悲愁的象征。而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哀婉、悲愁的，作为丫鬟的紫鹃对林黛玉至忠、至诚，一生为其殚精竭虑。曹雪芹利用人们对杜鹃鸟认知来映射小说中紫鹃的性格命运，恰到好处。在对“紫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的发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学语境——《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涉及人物个性命运、作品主题等内容。特定的文学语境是人名、绰号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人名、绰号隐喻中的目的域就蕴含在《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之中。同时，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环境，《红楼梦》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是《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所处的文化语境。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人名、绰号在文化语境中具有的普遍内涵传达特定的文学意图，使人名、绰号升华为人名、绰号隐喻。
总而言之，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中，作者曹雪芹是以汉语文化语境为媒介，精心设计完成了人名、绰号对人物形象、作品主题的映射。在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和理解上，汉语文化语境和《红楼梦》本身创设的文学语境缺一不可。
二、两个英语译本隐喻翻译赏析
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过程。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表达的主题被读者准确的理解，两者的交际才算顺利完成。相对日语和韩语而言，英语的文化环境与中文的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面对的困难也就更大。我们就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看看前辈翻译工作者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流传广泛的是包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译本《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人物的名称：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他们大量運用音译法翻译书中人名、绰号。音译法是杨译本对人名、绰号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对于《红楼梦》这本著作来说，音译法远远无法承载人名、绰号中蕴含着的丰富信息。与杨译本相比较，霍克斯译本《红楼梦》的好处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了意译法。意译法主要被应用在书中群体人名的翻译中，主要包括奴仆群体，演艺群体，僧道神仙群体。比如奴仆群体中“花袭人”这个名字取自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意为花香袭人，取名者贾宝玉喜欢用香木花草为他的贴身丫鬟命名，赞扬她们的外貌或品性。同时“花袭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人物的性格也很契合，“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霍译本将“袭人”译为“Aroma（芳香）”，既揭示了主人宝玉的情趣，又显示出了人物本身的性情，是相对较为成功的人名隐喻翻译。但是霍克斯译本对书中上层人物如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名主要采用音译法。这种译法上的区别固然可以让读者间接体会到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尊卑，从而更好的理解整部小说。但是有得必有失，这些书中上层人物名字的隐喻义也丢失了，而这些人物恰恰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他们的名字变成了简单的代号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了。
三、《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策略
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对音译法而言意译法更能将《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体现出来。但是《红楼梦》中人名、绰号隐喻丰富多变，在采用意译法时，我们也应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是用人名和绰号来映射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主题，人名、绰号及其意义就是喻体，人物和主题就是目的域。隐喻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隐喻是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同一个目的域，不同民族使用的喻体可能不同，而同一个事物或概念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投射的目的域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的喻体和目的域在其他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的认知情况为《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选用不同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已知的、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去理解和体验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即用隐喻传言达意，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共性[2]。这反映在隐喻上，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或概念会产生近似的联想，比如提到“黄金、珍珠”，人们都能联想到它们背后的“珍贵、价值高”等特点。当这样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喻体出现时，即使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人还是能够理解隐喻的含义。因此，当《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中的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相似的隐喻含义时，能够引发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时，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喻体。比如霍克斯译本中将探春的绰号“玫瑰花”直译为“The Rose”，同样也能体现绰号中的隐喻含义，即探春虽然是个富家小姐，外貌明艳娇贵，十分讨喜，但个性十分鲜明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接近的。 其次，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固然存在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以及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其隐喻方式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2]。其中一种情况是两种文化面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都存在隐喻，只是隐喻的喻体不同，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认识同一世界不同角度。如针对心慌的情绪状态，英语中有“have a butterfly in stomach”，汉语中则有“怀里揣着个兔子”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译者应尝试将原文中的喻体换成适合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体，进行喻体意象转换。我们可以从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人名和绰号隐喻的成功意译中汲取一些经验，如图：
“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而不是英语中与其对应的“cuckoo（杜鹃鸟）”，是因为“cuckoo”在英语文化中除了指杜鹃外，也有疯人、狂人、傻事、丑事的意思，可以说英语文化中的“cuckoo”背离了汉语文化中杜鹃忠贞、执著的象征意义。而“Nightingale”在英语中象征对高洁美好的执著追求，与中文里的“杜鹃”相似，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著意思，但也相去不远。这些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都是译者充分了解相应的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些人名、绰号的隐喻含义，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下努力寻找合适的喻体的成果。
最后，直译保留原文喻体形象和进行喻体形象转换这两种意译策略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中并不总是适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毕竟和原语言的文化环境有着诸多差异，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并不总是具有与目的域对应的合适的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直接翻译隐喻义的方法。比如《红楼梦》中李纨的两个丫鬟素云和碧月，“素”是指白色，“碧”是指青色，喻意清白，而名字中的“云”和“月”也是高洁而清冷的，这两个丫鬟的名字隐喻了她们的主人李纨寡居的身份和其贞洁、清白的人生追求。这两个名字的隐喻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于中国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环境中找到两个合适的喻体来表达这隐喻中的目的域，所以霍克斯在翻译这两个人名时，选择了直接将能表达出隐喻义的词语作为人名的策略，译为“Candida（心洁，清白等[拉丁语]）”“Casta（清廉，纯洁，贞洁，虔诚等[拉丁语]）”这种翻译策略基本能够表达出隐喻义，但人名、绰号经过这样的翻译后已经缺乏隐喻的含蓄意味，文学上、艺术上的美感被大大削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众多目的语词汇之中选择最具美感、最适合作为人名的词语。比如在霍克斯译本中，“霍启”译为“Calamity（灾祸）”，虽然将人名的隐喻含义“祸起”体现了出来，卻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符合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霍启作为甄家家奴，主人是不会给他起寓意不吉的名字的。像“霍启”这样的隐喻都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立足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翻译为其他语言具有一定难度，很难找到可以作为人名的相应喻体，若直接用隐喻含义翻译人名又容易和汉语文化语境产生冲突。这时我们可以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保留原著魅力还是在方便读者阅读方面都存在不足，所以在意译法能够翻译《红楼梦》人名、绰号时，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段。
正如翻译家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用目的语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体现原作的文学精髓和文化底蕴的翻译，才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要立足于隐喻本身的具体情况结合作品文学语境、原语言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是《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成功翻译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束定芳，汤本庆.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2002（02）.
[2]王黎.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
[3]刘法公.谈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中国翻译，2007（06）.
[4]肖坤学.论隐喻的认知性质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外语学刊，2005（05）.
[5]肖家燕，庞继贤.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的翻译研究：基于《红楼梦》英译文的个案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5）.
[6]金娴.《红楼梦》霍译本中的人名翻译及其对文化的“传真”[J].文教资料，2010（01）.
[7]李占芳，杨春红.《红楼梦》人名、绰号翻译与人物身份构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8]陈慧莲.文化翻译的策略及信息的耗散：以《红楼梦》霍译本对人名的处理方式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
[9]梅傲雪.浅析霍克斯对《红楼梦》中人名的翻译[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02）.
关键词： 《红楼梦》 人名绰号 隐喻 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知名度，准确自然地翻译这部文学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作者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常常将人物形象和人名、绰号联系起来，使《红楼梦》中人名和绰号不仅具有称谓功能，而且映射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揭示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这些人名和绰号负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形中已经成为寓意深刻的文学隐喻，它们的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作品主旨的传达，可谓意义重大。
一、《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
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1]。《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也是如此。小说中具体的人名、绰号投射到抽象的人物性格命运、作品主题之上，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概念：人名是人物，人名是主题[5]。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的名“紫鹃”。“紫鹃”可以引申到杜鹃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杜鹃鸟“惯作悲啼”，被认为是替亡魂诉说冤情。唐代以后，杜鹃鸟就被称为“悲鸟”、“怨鸟”，成为哀婉、纯洁、至诚、悲愁的象征。而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哀婉、悲愁的，作为丫鬟的紫鹃对林黛玉至忠、至诚，一生为其殚精竭虑。曹雪芹利用人们对杜鹃鸟认知来映射小说中紫鹃的性格命运，恰到好处。在对“紫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的发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学语境——《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涉及人物个性命运、作品主题等内容。特定的文学语境是人名、绰号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人名、绰号隐喻中的目的域就蕴含在《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之中。同时，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环境，《红楼梦》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是《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所处的文化语境。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人名、绰号在文化语境中具有的普遍内涵传达特定的文学意图，使人名、绰号升华为人名、绰号隐喻。
总而言之，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中，作者曹雪芹是以汉语文化语境为媒介，精心设计完成了人名、绰号对人物形象、作品主题的映射。在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和理解上，汉语文化语境和《红楼梦》本身创设的文学语境缺一不可。
二、两个英语译本隐喻翻译赏析
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过程。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表达的主题被读者准确的理解，两者的交际才算顺利完成。相对日语和韩语而言，英语的文化环境与中文的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面对的困难也就更大。我们就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看看前辈翻译工作者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流传广泛的是包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译本《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人物的名称：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他们大量運用音译法翻译书中人名、绰号。音译法是杨译本对人名、绰号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对于《红楼梦》这本著作来说，音译法远远无法承载人名、绰号中蕴含着的丰富信息。与杨译本相比较，霍克斯译本《红楼梦》的好处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了意译法。意译法主要被应用在书中群体人名的翻译中，主要包括奴仆群体，演艺群体，僧道神仙群体。比如奴仆群体中“花袭人”这个名字取自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意为花香袭人，取名者贾宝玉喜欢用香木花草为他的贴身丫鬟命名，赞扬她们的外貌或品性。同时“花袭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人物的性格也很契合，“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霍译本将“袭人”译为“Aroma（芳香）”，既揭示了主人宝玉的情趣，又显示出了人物本身的性情，是相对较为成功的人名隐喻翻译。但是霍克斯译本对书中上层人物如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名主要采用音译法。这种译法上的区别固然可以让读者间接体会到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尊卑，从而更好的理解整部小说。但是有得必有失，这些书中上层人物名字的隐喻义也丢失了，而这些人物恰恰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他们的名字变成了简单的代号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了。
三、《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策略
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对音译法而言意译法更能将《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体现出来。但是《红楼梦》中人名、绰号隐喻丰富多变，在采用意译法时，我们也应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是用人名和绰号来映射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主题，人名、绰号及其意义就是喻体，人物和主题就是目的域。隐喻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隐喻是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同一个目的域，不同民族使用的喻体可能不同，而同一个事物或概念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投射的目的域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的喻体和目的域在其他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的认知情况为《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选用不同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已知的、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去理解和体验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即用隐喻传言达意，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共性[2]。这反映在隐喻上，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或概念会产生近似的联想，比如提到“黄金、珍珠”，人们都能联想到它们背后的“珍贵、价值高”等特点。当这样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喻体出现时，即使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人还是能够理解隐喻的含义。因此，当《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中的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相似的隐喻含义时，能够引发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时，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喻体。比如霍克斯译本中将探春的绰号“玫瑰花”直译为“The Rose”，同样也能体现绰号中的隐喻含义，即探春虽然是个富家小姐，外貌明艳娇贵，十分讨喜，但个性十分鲜明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接近的。 其次，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固然存在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以及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其隐喻方式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2]。其中一种情况是两种文化面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都存在隐喻，只是隐喻的喻体不同，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认识同一世界不同角度。如针对心慌的情绪状态，英语中有“have a butterfly in stomach”，汉语中则有“怀里揣着个兔子”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译者应尝试将原文中的喻体换成适合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体，进行喻体意象转换。我们可以从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人名和绰号隐喻的成功意译中汲取一些经验，如图：
“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而不是英语中与其对应的“cuckoo（杜鹃鸟）”，是因为“cuckoo”在英语文化中除了指杜鹃外，也有疯人、狂人、傻事、丑事的意思，可以说英语文化中的“cuckoo”背离了汉语文化中杜鹃忠贞、执著的象征意义。而“Nightingale”在英语中象征对高洁美好的执著追求，与中文里的“杜鹃”相似，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著意思，但也相去不远。这些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都是译者充分了解相应的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些人名、绰号的隐喻含义，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下努力寻找合适的喻体的成果。
最后，直译保留原文喻体形象和进行喻体形象转换这两种意译策略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中并不总是适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毕竟和原语言的文化环境有着诸多差异，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并不总是具有与目的域对应的合适的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直接翻译隐喻义的方法。比如《红楼梦》中李纨的两个丫鬟素云和碧月，“素”是指白色，“碧”是指青色，喻意清白，而名字中的“云”和“月”也是高洁而清冷的，这两个丫鬟的名字隐喻了她们的主人李纨寡居的身份和其贞洁、清白的人生追求。这两个名字的隐喻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于中国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环境中找到两个合适的喻体来表达这隐喻中的目的域，所以霍克斯在翻译这两个人名时，选择了直接将能表达出隐喻义的词语作为人名的策略，译为“Candida（心洁，清白等[拉丁语]）”“Casta（清廉，纯洁，贞洁，虔诚等[拉丁语]）”这种翻译策略基本能够表达出隐喻义，但人名、绰号经过这样的翻译后已经缺乏隐喻的含蓄意味，文学上、艺术上的美感被大大削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众多目的语词汇之中选择最具美感、最适合作为人名的词语。比如在霍克斯译本中，“霍启”译为“Calamity（灾祸）”，虽然将人名的隐喻含义“祸起”体现了出来，卻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符合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霍启作为甄家家奴，主人是不会给他起寓意不吉的名字的。像“霍启”这样的隐喻都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立足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翻译为其他语言具有一定难度，很难找到可以作为人名的相应喻体，若直接用隐喻含义翻译人名又容易和汉语文化语境产生冲突。这时我们可以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保留原著魅力还是在方便读者阅读方面都存在不足，所以在意译法能够翻译《红楼梦》人名、绰号时，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段。
正如翻译家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用目的语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体现原作的文学精髓和文化底蕴的翻译，才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要立足于隐喻本身的具体情况结合作品文学语境、原语言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是《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成功翻译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束定芳，汤本庆.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2002（02）.
[2]王黎.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
[3]刘法公.谈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中国翻译，2007（06）.
[4]肖坤学.论隐喻的认知性质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外语学刊，2005（05）.
[5]肖家燕，庞继贤.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的翻译研究：基于《红楼梦》英译文的个案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5）.
[6]金娴.《红楼梦》霍译本中的人名翻译及其对文化的“传真”[J].文教资料，2010（01）.
[7]李占芳，杨春红.《红楼梦》人名、绰号翻译与人物身份构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8]陈慧莲.文化翻译的策略及信息的耗散：以《红楼梦》霍译本对人名的处理方式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
[9]梅傲雪.浅析霍克斯对《红楼梦》中人名的翻译[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