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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们更多的是把“村官”看作人生的一段经历，一段真切的锻炼、一段艰苦的磨砺。
青云店，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乡镇。
相传是古时进京赶考的秀才们经常在这里投宿，而这些秀才一旦金榜题名，便可青云直上，故名青云店。近两年，青云店迎来了一批新的“秀才”——大学生“村官”。他们也是在“赶考”，考题是“新农村”。
初秋季节，记者乘车从北京市区出发，沿104国道向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大兴区驶去，穿过南六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秋的景色，绿野田畴，杨树如荫。青云店镇紧靠104国道沿线，一字儿摆开。
刚进村，身穿白色短袖衬衣、戴着眼镜的刘波（化名）老远便等在路边。他就是青云店镇里的大学生“村官”，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个典型的“80后”大学生。
待遇并不是第一“动力”
2008年3月，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其实，北京市从2006年就已开始大规模选聘大学生“村官”，2006年和2007年共有5041名高校毕业生到京郊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2008年的选聘工作已经结束，北京市将实现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在青云店镇政府的奥运安保指挥部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另外两位大学生“村官”，分别是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蔡大朋和毕业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李智。他们和刘波三人，都是北京市2006年招聘的第一批“村官”。不过，他们现在主要是在镇里，负责安保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由于正是奥运会期间，虽然是远郊区，但这里的安保工作压力一点也不亚于城区。
近两年，大学生“村官”在高校里备受追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错的待遇。按北京市的标准，大学生村官全部上“五险”，本科生第一年工资为2000元，研究生为2500元。他们待遇甚至要比刚入职的国家机关公务员还要好一些。此外，他们还可享受研究生、公务员考试加分及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外地大学生可转为北京市户口等优惠政策。因为这一系列优厚条件，大学生争做“村官”的动机备受争议。
记者问他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来做“村官”时，三人倒非常坦然。“不可否认，‘村官’的待遇是吸引我来这了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刘波坦言，刚毕业时面对考研失利，公务员考试也没能取得理想成绩的情况下，“村官“确实是他走出困境的一个“捷径”。但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刘波的老家在山西农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大学期间学的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天然的责任感使他非常关注农村问题。采访中，他不断强调，农村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腹地。在农村工作，不能仅仅是做好手头的活儿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机会，铺下身子去研究农村、感知农村、亲近农村。只有对农村有了深刻的认识，才会对国家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也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底蕴。看得出，这是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或许也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认识，促使他最终下决心来到农村。
对于学体育教育专业的蔡大朋来说，他的专业似乎是与眼下的工作最不对口的。很难想像一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会来报考村官。“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村了解很少，来做‘村官’就是想多多体验、锻炼一下。”当人们热火朝天的讨论大学生是如何功利性的追捧“村官”时，蔡大朋对于自己选择的解释却很率真。当然，他也不隐瞒较好的待遇也是他来这儿的原因之一。相比前两人，李智的情况最特殊。他本身就是北京人，没有所谓“外地户口”的困扰。可能在外人看来，在选择“村官”这一工作上，他的目的最为“单纯”。李智自己也说，家人之所以同意他来这儿，也是想让他多锻炼一下。可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也承认，待遇是自己选择“村官”的原因之一。
不管社会如何争议，大学生“村官”还是走马上任了。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而对于刘波们来说，其中的艰辛绝不是一份优厚的待遇或是当初满腔热情到农村来接受锻炼的想法可以概括的。毕竟，在这里不是练把式而是需要“真刀真抢”地干。
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大学生是最有激情的群体，而且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知识储备。但不管是40多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潮，还是如今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青年学生在对农村基层工作的认识上，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理想化色彩。
同样，刘波他们来青云店之前，也是带着雄心壮志的，或许还有改变一方乡土面貌的激情。但这一切都在来到青云店后的工作中，被一点点改变。或许，理想的高度看似降低了，但他们却在基础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锻炼。
回想刚来时的情况，他们都感觉很不适应。虽然是北京，但作为远郊区的农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公共服务设施很不完备，精神文化生活更是非常匮乏。“我们那会儿甚至不能上网，平时除了上班，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对于刚走出学校的他们来说，简直无法忍受。更让他们不适应的是，由于思想、年龄上的差距，使得他们和村干部们的沟通很不顺畅。
最不甘心的还是具体工作。“我刚来时竟让我连着抄了三天的报表，感觉很不对劲。”蔡大朋笑着说，“自己是受了大学教育的人，但做的事情连高中生也能做，这让我有些无法接受”。蔡大朋的话或许正反映出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的心结。虽然名曰“村官”，但他们实际的工作职位是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目前，其实很多大学生“村官”从事的还是接电话、端茶送水、整理材料、写报告、送材料、网络信息化等“小事情”。但正所谓小事儿做好了就是大事儿。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许多大学生“村官”开始脚踏实地的投入到了琐碎的农村工作中。
去年7月份，刘波被抽调到镇里参与了党支部换届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收尾工作。就是将选举期间各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数据进行系统整理，最后通过网络上报。同时整理选举期间的各项档案并移交档案室。对他来说，这项工作没有太大难度，需要的是认真和耐心。刘波没有抱怨，他告诉自己要尽力做好每个细节。同时，村里的工作他也没搁下，帮助村干部整理好了村党支部的档案材料，按照要求进行了补档、归类、装订等。此外，李智、蔡大朋也参与了青云店镇劳动力普查、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村委会、党支部换届选举等工作，均圆满完成了任务
大学生“村官”们的工作也并非没有难度。从某种程度上看，一旦碰到某些困难，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空白，因为以前的生活根本接触不到。
蔡大朋所在的垡上村，曾经办了一个养猪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要办执照，村干部便委派他去办理相应的手续。“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工商、园林等行政部门，对他们的手续办理程序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而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时间对办事程序进行解释，我只能通过材料了解。”但即使这样，蔡大朋在填写农村专业合作社申请表时，还是因为没完全弄懂导致填写错误，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训斥”。另外，他在办理野生动物畜养繁殖许可证时也因为不了解导致携带证件不齐全，多次被退回。为此，他不知跑了多少趟工商所，工作人员的冷眼也没少挨。“那时感觉真的很委屈，但现在想想，确实得到了很多锻炼”。蔡大朋此刻回忆起来已很平静。
他们三个人，虽然分属不同的村子，但因为工作被同时借调到了镇政府。所以，私下里的关系很不错。他们说起共同难忘的事情大概就是“新农保”政策的宣传了。今年三月份，他们在青云店镇开展的“政策讲堂进万家”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骨干作用。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进村讲解，发放宣传材料，他们走遍了全镇49个村，共发放宣传手册2万册，使直接参与活动的村干部、党员、社员代表及普通群众达到2781人。对青云店镇普及此项政策作出了很大努力。
回顾过去的两年，他们坦言，相比脚下这方土地，他们自己的改变更多。无论是在对待这份工作的期待上，还是在具体工作的磨砺中，他们都务实了很多，不再像刚毕业时那样单纯有着一腔热血。相反，他们对脚踏实地有了更真切的体验，看待问题也更加理性而成熟，少了许多棱角，多了几许包容。采访中，青云店镇村官办公室冯主任对他们的一致评价是：工作努力、踏实；有知识、能出谋划策；能和群众融合。
留下还是离开
其实，早在大学生“村官”这个称谓产生的同时，就一直有担忧与之相伴，那就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而如果选择离开，会不会面对舆论的压力？虽然还有一年的时间合约才能到期。但他们不能不开始考虑一年之后的去留问题。记者问起他们的打算时，他们有片刻的沉默。
刘波，这个始终非常关心农村问题的青年，对记者平静地袒露了想继续深造，考公务员的想法。在他看来，村级事务的锻炼虽然让他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要想根本改变农村的面貌，还得需要更高层次上的运筹。所以，他不会过多的顾及别人的看法。在“村官”这个职位上，他做到了尽职尽责。
相对于刘波的“曲线执着”，蔡大朋和李智的选择可能更清晰明确。他们表示，合约期满后，可能不会继续这样的行政工作。蔡大朋想找个与体育专业对口的工作，像体育健身教练之类。李智也想从事与自己的电信专业接近的工作。他们更多的把“村官”看作了人生的一段经历，一段真切的锻炼、磨砺过他们的过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不断调适中适应了这份工作，尽全力去保证它的完美。也许，结果并非尽善尽美，但他们毕竟做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其实，忧虑没有必要，谴责也无从谈起。随着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相关政策的完善，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项工作，留下或者离开，与觉悟或道德无关。而面对丰厚的薪金、北京户口、考研加分等有关部门为大学生“村官”们开出的优厚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农村的区域劣势通过政策优势进行调整呢？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不再只是奉献，而是一份真正的职业。
即便是把“村官”这项工作当成“跳板”，这些大学生首先也要跳进农村，三年农村的摸爬滚打，他们自觉不自觉间也会把“新鲜空气”带进去，改变着农村，也改变着自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鲜血液在不断补充进来，人员自然要不断更替。社会上的各项工作、各个岗位莫不如此，作为一份职业的大学生“村官”也不会有什么特殊。
赶考青云店，抑或更多赶考“新农村”建设的大学生“村官”们，他们试卷的最后分数其实就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之中。
青云店，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乡镇。
相传是古时进京赶考的秀才们经常在这里投宿，而这些秀才一旦金榜题名，便可青云直上，故名青云店。近两年，青云店迎来了一批新的“秀才”——大学生“村官”。他们也是在“赶考”，考题是“新农村”。
初秋季节，记者乘车从北京市区出发，沿104国道向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大兴区驶去，穿过南六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秋的景色，绿野田畴，杨树如荫。青云店镇紧靠104国道沿线，一字儿摆开。
刚进村，身穿白色短袖衬衣、戴着眼镜的刘波（化名）老远便等在路边。他就是青云店镇里的大学生“村官”，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个典型的“80后”大学生。
待遇并不是第一“动力”
2008年3月，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其实，北京市从2006年就已开始大规模选聘大学生“村官”，2006年和2007年共有5041名高校毕业生到京郊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2008年的选聘工作已经结束，北京市将实现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在青云店镇政府的奥运安保指挥部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另外两位大学生“村官”，分别是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蔡大朋和毕业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李智。他们和刘波三人，都是北京市2006年招聘的第一批“村官”。不过，他们现在主要是在镇里，负责安保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由于正是奥运会期间，虽然是远郊区，但这里的安保工作压力一点也不亚于城区。
近两年，大学生“村官”在高校里备受追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错的待遇。按北京市的标准，大学生村官全部上“五险”，本科生第一年工资为2000元，研究生为2500元。他们待遇甚至要比刚入职的国家机关公务员还要好一些。此外，他们还可享受研究生、公务员考试加分及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外地大学生可转为北京市户口等优惠政策。因为这一系列优厚条件，大学生争做“村官”的动机备受争议。
记者问他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来做“村官”时，三人倒非常坦然。“不可否认，‘村官’的待遇是吸引我来这了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刘波坦言，刚毕业时面对考研失利，公务员考试也没能取得理想成绩的情况下，“村官“确实是他走出困境的一个“捷径”。但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刘波的老家在山西农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大学期间学的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天然的责任感使他非常关注农村问题。采访中，他不断强调，农村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腹地。在农村工作，不能仅仅是做好手头的活儿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机会，铺下身子去研究农村、感知农村、亲近农村。只有对农村有了深刻的认识，才会对国家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也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底蕴。看得出，这是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或许也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认识，促使他最终下决心来到农村。
对于学体育教育专业的蔡大朋来说，他的专业似乎是与眼下的工作最不对口的。很难想像一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会来报考村官。“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村了解很少，来做‘村官’就是想多多体验、锻炼一下。”当人们热火朝天的讨论大学生是如何功利性的追捧“村官”时，蔡大朋对于自己选择的解释却很率真。当然，他也不隐瞒较好的待遇也是他来这儿的原因之一。相比前两人，李智的情况最特殊。他本身就是北京人，没有所谓“外地户口”的困扰。可能在外人看来，在选择“村官”这一工作上，他的目的最为“单纯”。李智自己也说，家人之所以同意他来这儿，也是想让他多锻炼一下。可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也承认，待遇是自己选择“村官”的原因之一。
不管社会如何争议，大学生“村官”还是走马上任了。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而对于刘波们来说，其中的艰辛绝不是一份优厚的待遇或是当初满腔热情到农村来接受锻炼的想法可以概括的。毕竟，在这里不是练把式而是需要“真刀真抢”地干。
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大学生是最有激情的群体，而且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知识储备。但不管是40多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潮，还是如今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青年学生在对农村基层工作的认识上，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理想化色彩。
同样，刘波他们来青云店之前，也是带着雄心壮志的，或许还有改变一方乡土面貌的激情。但这一切都在来到青云店后的工作中，被一点点改变。或许，理想的高度看似降低了，但他们却在基础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锻炼。
回想刚来时的情况，他们都感觉很不适应。虽然是北京，但作为远郊区的农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公共服务设施很不完备，精神文化生活更是非常匮乏。“我们那会儿甚至不能上网，平时除了上班，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对于刚走出学校的他们来说，简直无法忍受。更让他们不适应的是，由于思想、年龄上的差距，使得他们和村干部们的沟通很不顺畅。
最不甘心的还是具体工作。“我刚来时竟让我连着抄了三天的报表，感觉很不对劲。”蔡大朋笑着说，“自己是受了大学教育的人，但做的事情连高中生也能做，这让我有些无法接受”。蔡大朋的话或许正反映出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的心结。虽然名曰“村官”，但他们实际的工作职位是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目前，其实很多大学生“村官”从事的还是接电话、端茶送水、整理材料、写报告、送材料、网络信息化等“小事情”。但正所谓小事儿做好了就是大事儿。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许多大学生“村官”开始脚踏实地的投入到了琐碎的农村工作中。
去年7月份，刘波被抽调到镇里参与了党支部换届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收尾工作。就是将选举期间各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数据进行系统整理，最后通过网络上报。同时整理选举期间的各项档案并移交档案室。对他来说，这项工作没有太大难度，需要的是认真和耐心。刘波没有抱怨，他告诉自己要尽力做好每个细节。同时，村里的工作他也没搁下，帮助村干部整理好了村党支部的档案材料，按照要求进行了补档、归类、装订等。此外，李智、蔡大朋也参与了青云店镇劳动力普查、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村委会、党支部换届选举等工作，均圆满完成了任务
大学生“村官”们的工作也并非没有难度。从某种程度上看，一旦碰到某些困难，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空白，因为以前的生活根本接触不到。
蔡大朋所在的垡上村，曾经办了一个养猪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要办执照，村干部便委派他去办理相应的手续。“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工商、园林等行政部门，对他们的手续办理程序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而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时间对办事程序进行解释，我只能通过材料了解。”但即使这样，蔡大朋在填写农村专业合作社申请表时，还是因为没完全弄懂导致填写错误，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训斥”。另外，他在办理野生动物畜养繁殖许可证时也因为不了解导致携带证件不齐全，多次被退回。为此，他不知跑了多少趟工商所，工作人员的冷眼也没少挨。“那时感觉真的很委屈，但现在想想，确实得到了很多锻炼”。蔡大朋此刻回忆起来已很平静。
他们三个人，虽然分属不同的村子，但因为工作被同时借调到了镇政府。所以，私下里的关系很不错。他们说起共同难忘的事情大概就是“新农保”政策的宣传了。今年三月份，他们在青云店镇开展的“政策讲堂进万家”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骨干作用。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进村讲解，发放宣传材料，他们走遍了全镇49个村，共发放宣传手册2万册，使直接参与活动的村干部、党员、社员代表及普通群众达到2781人。对青云店镇普及此项政策作出了很大努力。
回顾过去的两年，他们坦言，相比脚下这方土地，他们自己的改变更多。无论是在对待这份工作的期待上，还是在具体工作的磨砺中，他们都务实了很多，不再像刚毕业时那样单纯有着一腔热血。相反，他们对脚踏实地有了更真切的体验，看待问题也更加理性而成熟，少了许多棱角，多了几许包容。采访中，青云店镇村官办公室冯主任对他们的一致评价是：工作努力、踏实；有知识、能出谋划策；能和群众融合。
留下还是离开
其实，早在大学生“村官”这个称谓产生的同时，就一直有担忧与之相伴，那就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而如果选择离开，会不会面对舆论的压力？虽然还有一年的时间合约才能到期。但他们不能不开始考虑一年之后的去留问题。记者问起他们的打算时，他们有片刻的沉默。
刘波，这个始终非常关心农村问题的青年，对记者平静地袒露了想继续深造，考公务员的想法。在他看来，村级事务的锻炼虽然让他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要想根本改变农村的面貌，还得需要更高层次上的运筹。所以，他不会过多的顾及别人的看法。在“村官”这个职位上，他做到了尽职尽责。
相对于刘波的“曲线执着”，蔡大朋和李智的选择可能更清晰明确。他们表示，合约期满后，可能不会继续这样的行政工作。蔡大朋想找个与体育专业对口的工作，像体育健身教练之类。李智也想从事与自己的电信专业接近的工作。他们更多的把“村官”看作了人生的一段经历，一段真切的锻炼、磨砺过他们的过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不断调适中适应了这份工作，尽全力去保证它的完美。也许，结果并非尽善尽美，但他们毕竟做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其实，忧虑没有必要，谴责也无从谈起。随着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相关政策的完善，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项工作，留下或者离开，与觉悟或道德无关。而面对丰厚的薪金、北京户口、考研加分等有关部门为大学生“村官”们开出的优厚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农村的区域劣势通过政策优势进行调整呢？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不再只是奉献，而是一份真正的职业。
即便是把“村官”这项工作当成“跳板”，这些大学生首先也要跳进农村，三年农村的摸爬滚打，他们自觉不自觉间也会把“新鲜空气”带进去，改变着农村，也改变着自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鲜血液在不断补充进来，人员自然要不断更替。社会上的各项工作、各个岗位莫不如此，作为一份职业的大学生“村官”也不会有什么特殊。
赶考青云店，抑或更多赶考“新农村”建设的大学生“村官”们，他们试卷的最后分数其实就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