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者，今人指长江、汉水，即荆楚一带。杜甫晚年流寓江汉地区，诗中不乏语例，然遍查全集，“江汉”亦指巴蜀。对此现象，仇兆鳌在《地隅》诗后总结道：“杜诗用江汉有二处，未出峡以前所谓江汉者，乃西汉之水，注于涪江，如‘江汉忽同流’‘无由出江汉’，是也。既出峡以后，所谓江汉者，乃东汉之水，入于长江，如‘江汉思归客’‘江汉山重阻’，是也。”（《杜诗详注》卷二三）也就是说，仇兆鳌认为“汉”指西汉水，即嘉陵江。其后，浦起龙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中也注作“江汉，谓嘉陵江”（《读杜心解》卷一）。至于当代，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所编《杜甫诗选》，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及新出莫砺锋、童强《杜甫诗选》等名家选本俱从仇说，以岷江（长江）释“江”，以西汉水（嘉陵江）为“汉”。
　　古人以岷江为长江上游，自无异议，问题主要在西汉水：若“江汉”仅指二水流经的地区，杜甫巴蜀诗中涉“江汉”者仅嘉陵江畔的阆州合乎要求，岷江归蜀州，绵州、梓州、遂州则依涪江，而嘉陵江已在渝州入江，下游的夔州更无“汉”可依，反应释作去之不远的东汉水;若“江汉”包含二水之间的区域，即地理学所言“流域”，则西汉水不与岷江共构，亦未足与之京，不似潇湘、江淮诸例，且《江汉》《地隅》等诗所作地点已在汉口下游，有“江”而无“汉”;若“江汉”泛指全域，犹《诗·小雅·四月》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则不可解释仅指蜀地的用例。何况，杜甫在阆州、梓州等地从未称当地大江为“西汉水”或“汉水”，在阆州即曰“阆水”或“嘉陵江”（如《阆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在梓州即曰“涪江”（如《九日》“今日重在涪江滨”、《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在成都亦多写锦江（如《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此外，仇注所引“江汉忽同流”句惹人生疑：此诗题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西汉水注于涪江处当为合州（今重庆合川），而仇兆鳌注作“自西汉而下夔江”，浦起龙则系于“嘉州、戎州之间”，皆与实际所有出入。
　　以上种种矛盾，已得到少数前辈学者关注。曹慕樊在《杜诗地名泛称释例》一文中专门辨析了杜诗中“江汉”旧注的矛盾之处，特别指出唐代阆州至渝州皆属山南西道，与夔州不同，因而夔州之水亦即汉水，仇兆鳌等人犯了以今虑古的错误，并以“泛称”对这类现象作出解释。此外，还提及“江汉忽同流”应有寓意，是以“江汉朝宗于海”表达房琯之忠于王室，兼有“不废江河万古流”意（《杜诗杂说全编》）。谭文兴《杜甫诗的“江汉”含义新探》（《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一文对曹慕樊部分考证结果提出异议，并指出杜诗中的“江汉”虽然有的指今天四川的大部分地区，有的指当时的夔州地区，有的指江陵，但“汉”都表示东汉水，而非嘉陵江。二位皆长期执教于四川地区，熟悉地理，故能指出清人注释中的种种错误，兹不赘述。但他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一是拘泥于杜诗，二是基本局限于地理实证，最终所得结论仍不能圆满解释这一现象。因此，这一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一方面，将目光投向与杜甫同时期的李白、王维等人身上，这样的二指现象依然存在。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谓“少长江汉”（《李太白全集》卷二六），当指蜀地，而《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中说“时访道江汉”（《李太白全集》卷二五），则指代宣州一带，已在长江下游，当泛指全域，强调游历。又如王维《送崔九兴宗游蜀》“江汉风流地，游人何处归”（《王右丞集笺注》卷八。处，一作岁）一联，据题可知确指蜀地。因而，这绝非杜甫本人的特殊用法。
　　另一方面，抛开细节上的矛盾，从地名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考量，同一时代、同一诗人用同一地名指称不同地区，也实在令人费解——这是一个能指与两个所指的关系，而非“扬州”“江南”这样所指范围大小变迁的问题，它违背了命名原则及语用习惯。以上种种情形表明：两类“江汉”的义涵很可能并不在同一层面。
　　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一歧义现象呢？笔者认为，指代荆楚的“江汉”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考虑的，指代巴蜀的“江汉”则关涉用典问题，寓含人杰地灵之意，语出左思《蜀都赋》“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文选》卷四）。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已见其流，除引《诗》《书》外，连用“江汉”处皆寓含此意，且多用于称美人物，如：“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卷一）;“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卷三）;“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卷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卷三）;“衎衎伟彦，玉润兰芬。邵名表器，江汉之俊”（卷一）;“华岳降精，江汉吐灵，济济多士，命世克生”（卷一二）。
　　唐人熟精《文选》理，对《蜀都赋》绝不陌生。卢照邻《文翁讲堂》“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一联（《卢照邻集校注》卷二）即用此典。卢藏用《陈氏集序》中“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文苑英華》卷七〇〇）亦复如是。至于李白自述“少长江汉”，皆用此义，若实考地理，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杜诗语例中，指巴蜀的“江汉”多落实于人，如：作于梓州时期的《赠韦赞善别》中有“江汉故人少，音书从此稀”一联;《枯棕》则言“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其诗开篇便说“蜀门多棕榈”，乃“比而赋，军兴赋繁，为民请命焉”。浦起龙注“江汉”作“嘉陵水，兼江、汉之名，全注于蜀，故谓蜀为江、汉人”，欲解释缘何同时出现江、汉，但兼名之说显然牵强（《读杜心解》卷一）。这些诗例中的“江汉”本身仍是地理概念，但皆以人为中心语。而夔州以后的诗多指江、汉本身，与前一阶段的锦江、涪江、阆水并列，如：“江汉一归舟”（《怀灞上游》）;“落日悲江汉，中宵泪满床”（《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五）;“江汉始如汤”（《又上后园山脚》）;“洞庭扬波江汉回”（《虎牙行》）。前者较《蜀都赋》《华阳国志》的用法已泛化，但仍有人文倾向，应为引申义，代指文化地理层面的巴蜀。值得注意的是阆州诗《送李卿晔》“暮景巴蜀僻，春风江汉清”一联，杜甫以“江汉”对“巴蜀”，若依仇兆鳌《枯棕》诗注“江汉，指巴蜀”解之，两词互训，则有合掌之嫌，以少陵之精工，不应如此。“江汉清”似言景，爬梳语典可知其当与政教相关。《诗》中“《江汉》《常武》之诗皆以江、汉喻王师”（《诗地理考》卷四）已有此意，但尚未与“清”连用。后代诗文多有继承：《平南荆》“南荆何辽辽，江汉浊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宋书》卷二二）;谢朓《出藩曲》“夫君迈惟德，江汉仰清和”（《谢宣城诗集》卷二）;皎然《送李喻之处士洪州谒曹王》“独思贤王府，遂作豫章行。雄镇庐霍秀，高秋江汉清”（《全唐诗》卷八一九）;李白《永王东巡歌》其十：“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李太白全集》卷八）;苏轼《河满子·湖州寄南守冯当世》“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东坡乐府笺》卷一）。从中可以看出，与“清”连用后，这一语典多用于寄别，包含称许之意。时李晔忤旨贬岭南，杜甫以此寄赠，十分合适，故当从此解。
　　上文已基本阐明笔者观点。至于《蜀都赋》中为何用“江汉”，已难查考，仅提出一种猜想：《尚书·禹贡》曰“江汉朝宗于海”，又以“岷山导江”，西蜀颇有发源之功。左思赋美蜀都，若合经义，以英才比之，皆在情理中。释义尚未达诂，但献扁言，留待后续讨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