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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不容易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租界里配制炸药。炸药都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孙武正在检验。这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很好奇，也过来凑热闹，还叼着一根烟。刘同是个马虎蛋，看就看吧，一不注意就把烟灰掉到了盆子里。结果洗脸盆成了超大型炸弹，砰的一声，帅气的孙武就被毁容了。一时浓烟四起，目标被暴露。
孙武曾经在武汉很穷，他和邓玉麟、焦达峰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肚子咕咕叫。最后穷得把衣服都卖出去了，以至于三个人只有一件长衫穿，汗衫睡觉时脱下，由孙武的老婆给大家洗好，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晒干后，他们才能起床出门。为了革命，孙武的好友张振武把自己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家具都给卖了，把钱拿来充当革命经费。
孙武在辛亥革命时制造炸弹被炸伤了，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找到孙中山，希望能谋得陆军次长一职，没想到孙中山公正地拒绝了。孙武很生气，在黎元洪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孙发绪说孙文如何不切合实际，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孙武不仅没有阻止，反而火上浇油说：“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也不承认南京！”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形势严峻，革命领导都被抓走了，熊秉坤发动群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造反而死，也死得其所！”他扛起革命大旗，带领40多人起义，集合了各地的3000多名新军，进攻武昌。经过一晚上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两广总督曾言：“武昌已另成世界，满城士兵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
辛亥革命虽然不是熊秉坤开的第一枪，但他却有“熊一枪”的称号，因为从领导组织层面来看，熊秉坤无愧于这个称号。后来溥仪意外地见到了熊秉坤，端起酒来向老熊敬酒：“谢谢您打了这一枪，让我这个皇帝当不成了，才有了我今天的新生活。谢谢您。”熊秉坤很尴尬，两个人笑着，合了一个影。
1911年，湖北一反，陕西、山西就像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都倒了，全国大范围地区宣布独立。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宣布独立的地方换汤不换药的也很多，比如甘肃独立了，都督赵维熙还拖着那根扫把辫，自己拖还不行，还得让别人也拖着。新疆的更狠，都督袁大化连红顶花翎都没去，也自称为巡抚部院。这些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假独立。
岑春煊是清末官场“三屠”之一，“三屠”就是：“屠财”张之洞，花钱不眨眼；“屠民”袁世凯，杀人也不眨眼；“屠官”岑春煊，则是弹劾贪官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岑春煊性情剛烈，不管你官有多大，只要你是贪官、庸官，一律弹劾。他任四川总督时曾准备一次弹劾三百多名官员，幕僚劝了半天才决定少弹点，弹劾四十个算了。
岑春煊做了两广总督，在任时，光因为他弹劾而被罢免的贪官污吏就有1400多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再加上他弹劾却没被罢免的能达多少。如果老岑弹劾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袁世凯杀一个，那老袁到最后也会被累得眼睛永远不会眨了。所以贪官们一听到“岑春煊”这个名字，比老鼠见了猫还要害怕。
岑春煊是个办学狂。他在山西时办了山西大学堂，在四川时又办了四川高等学堂、成都警察学校、武备学堂，任两广总督时又办了两广学务处、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林业学堂、巡警教练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陆军中小学堂、法政学堂、两广实业学堂、蚕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广西高等学堂……很多很多。
1911年后，革命兴起，一时成为一种时尚。四川的一个叫罗烟灰的师长当时也宣布革命了，他对着下面的官兵们开始吼起了破锣嗓子：“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老子光为了换革命的招牌，制造旗帜和领章臂章什么的就花了两万多！难道这些钱不是钱吗？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那花多少钱才算是革命？”
中国为什么要一直革命呢？因为吃不饱。中国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要衣服没衣服穿，要食物没食物吃，平常年景，每天食不果腹。
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做了第一任都督。1915年青年学子曹聚仁第一次到杭州，就见到了自己老爸曹梦岐非常喜欢的偶像汤寿潜。结果见到前辈曹聚仁被吓了一跳，汤穿个土布背心，戴着一顶帽子，下面穿个拖鞋，手上拿把纸伞，活脱脱一个庄稼汉，差点把小曹给雷死。于是他临走时送给这位布衣都督一个外号：“汤雷人！”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洪宪帝制那些事
袁世凯玩政治的同时，喜欢卖弄风雅。有一次，章太炎的弟子钟稚琚来拜访，吃饱喝足了，觉得得带走点什么，就跟袁世凯讨一幅字来。老袁很高兴，挥笔写了两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人爱子亦如余。”袁世凯写完后，说：“跟你师父比，是差远了。”钟稚琚赶紧说：“哪里，好得很！”回去后就把这幅字扔得远远的。
袁世凯曾经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民国成立没多长时间，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听说江苏有一个黄某 （炎培），思想很活跃，我想招他过来，正好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回答说：“黄某不适合做官，做了官他办公室外边就得找个人看着他才行。”
袁世凯喜欢聊西方的英雄人物，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袁世凯对杨度说：“华盛顿虽然也不错，但只能搁那当灵牌供着。只有拿破仑，跟我很像。依你看，我小站练兵与拿翁之募集十字军是不是很像？”杨度拍马屁道：“您就是东方的拿破仑！”老袁点点头：“唯有你了解我啊。”
袁世凯的智囊团里最得力的有两人，一是陈宦，一是杨士琦。云南独立后，四川将军陈宦对幕僚们说：“北京城玩的是猴把戏。蔡松坡 （蔡锷）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猴子登殿，早晚必倒！”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就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当时人们都觉得他神经质，后来都“乃服太炎神慧”。 他说：“他们全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
20世纪30年代，湖南代省长何应钦去长沙岳麓山扫墓，当局拍马屁，要求各大报纸也要报道，题目是“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报界很反感，后果很严重，长沙一个报纸直接将标题改成了“何省长昨天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一语双关，一时间大家都笑掉了大牙。
薛岳有个外号叫作“薛平贵”。他父亲给他起名为“仰岳”，让他仿效岳飞，为国争光。长沙会战中，薛岳犹如岳飞附体，大挫日军，是抗日名将。可是薛岳经济方面很外行，在湖南当政时，他想用政治力量平抑物价，可惜越平越贵，越平越贵，湖南老百姓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给薛岳送了个外号—— 薛平贵。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告一段落，张学良决定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许多人都劝他不要送，害怕蒋介石报复。但张学良相信蒋介石，蒋介石也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一定流芳百世。”张学良听了更加感动，就送蒋介石回去，下了飞机就被软禁了起来。
当时国内形势很严峻，蒋介石和张学良中必须有一个出来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语重心长地说：“汉卿啊，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咱就好比那湍流中一只小船，得有一个人跳下去！要不都会沉下去的，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很善良，感叹地说：“我跳吧。”于是张学良做了消极抗战的替罪羊。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释放了。结果杨虎城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得以释放，反而全家被特务杀死。杨虎城秘书宋绮云的两个小女儿才八九岁，凶手用刀杀死了宋氏夫妇，又走向孩子，两个孩子跪着合着小手，不停地向凶手作揖，但凶手还是丧尽天良地将她们杀害了。
张学良晚年的时候，记者问道：“您说，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这样做吗？”“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语气坚定地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记者们惊呆了，望着张学良，50年的磨砺，并没有销蚀掉当年的少帅风骨。
牛人天天有。蒋介石的车队出巡，在城门站岗的御林军七十四师岗哨居然毫无反应，连举枪礼的意思都没有摆一下。于是有侍卫官出来教训站岗的士兵：“委员长座驾经过，你们师长难道没有教过你们行礼吗？”不料执勤官兵更牛气：“什么委员长座驾，俺才不认识哩。我们只认得师长的座驾，只对我们师长的车敬礼！”
蒋介石拉拢人很有一手，为了拉拢手下他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本，里面记着国民党师级干部以上的家庭住址、什么时候出生啊一类的详细资料。杜聿明被派往徐州卖命，蒋委员长随手从小本本上查到他母亲的生日，派人前去祝寿，让蒋经国送了一个10万元的超级大红包。杜聿明当然是相当感动，拼了命地给老蒋干事。
1946年，国军装甲兵一团又要换地方“展览”了。为了方便，采用公路行军，行军的时候得把装备的苏T—26坦克的炮塔与车体拆下来。团长带领属下好一阵忙活，终于把车把子给卸下来装上了大拖车。一屁股坐在车上，团长气喘吁吁地说：“装甲兵团，作战的时候，其实是装拆兵团。”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群众的温饱问题不解决，反而要求人们去追求那不切合实际的精神享受。蒋介石说：“我们倡导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优化国民素质，使每个人养成整洁、清洁、简单、实践力行的习性！”台下有位大胆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那为什么不让人人都吃饱呢？”蒋介石一时语塞。
1935年，蒋介石曾经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独裁与极权主义，鼓吹国民必须以无限的牺牲精神服从最高统帅，这迎合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目标。
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想要除掉蒋介石。1943年12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没办法跟独裁的蒋介石相处，就把他干掉吧。”史迪威让副手多斯将军去执行，本来准备1944年3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时给他坐的飞机做手脚制造空难的，可是1944年3月初，日军的军事行动使得蒋介石取消访印，捡了一条小命。
蒋介石的统治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当时美国援助中国，必须经过“驼峰航线”，美军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这道航线时损失惨重，在这条中国获取外国援助的生命线上，美军牺牲了1500名战士，损失了600架飞机。因为失事的飞机太多了，在航线上空航行，总是能够看见飞机残骸的反光，因此喜马拉雅大峡谷又叫“铝谷”。
1946年12月，“国民大会”召开，国军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决定要表现一把，“以苏北战绩向大会献礼”。老戴说：“不是我吹，兔崽子们，咱们六十九师能打解放军三个纵队！”台下热血沸腾。那边粟裕一听戴师长口气不小，就派了三个纵队来。结果，六十九师被包了饺子，猖狂的戴师长也开枪自杀了。
1948年“锦州战役”，东北解放军抓获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但老范装傻，想忽悠解放军。几个战士押他走，他就躺在地上耍活宝。战士急了，拖着就走，没几步老范大喊：“我头流血了，我就是范汉杰，快给我上药！”范司令上药时，问军医：“我会得破伤风吗？会有生命危险吗？”军医急了，狠拉了一下绷带，传来了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1948年10月，蒋介石正和傅作义商量北平防守大计，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到蒋太子在上海“打虎”，打到了自己外甥孔家公子孔令侃头上，要蒋介石去上海火速救援。蒋介石不顾北平防务大事，丢下傅作义往上海去了。傅作义叹息道：“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老头子也不能给他什么了啊！”
1948年年底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大势已去。国防部廳长侯腾报告情况：“目前徐州情况很紧急，南京后方秩序也很混乱。满街都是抢粮食的不说，警察也都当没看见，连菜市场也关门了……”蒋委员长打断他的报告：“你造谣，你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侯厅长小声地说：“哪里都有……”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对第十四军第十师的阵地发动进攻。十师师长张用斌穿着士兵衣服，亲自到第一线战壕给弟兄们打气。一路喊着“我是师长……”没想到路上经过的四个兵中，藏着一个解放军排长陈文。陈文一梭子扫出去，老张顿时跟猪叫得一样惨，场子乱了起来。陈文索性把5颗手榴弹都扔回了战壕里，扛着机枪跑回解放军阵地去了。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五十四军准备从上海转到台湾，团作战主任想甩掉点人好走得更快一点，就让炮兵连连长带人去“勘察”往吴淞码头的“路线”。结果这位命不该绝的连长在勘察的路上发现不对，带人扭头就往回跑，终于搭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只，见了作战主任：“报告，勘察任务完成！”
1949年年初，蒋介石大势已去。这时候他还有心扑腾，拟定了一个有80多人的暗杀名单。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傅作义、宋庆龄等，也有他认为是“异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黄炎培、王造时等，还有学者马寅初、翦伯赞等，但是他溃败得太快了，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及时保护，这个庞大的暗杀计划没能实施。
1949年，蒋介石将要离开大陆时，曾经带着家人在溪口老家转了一圈。他走进蒋家祠堂，一些村民也要来看一下“蒋总统”。士兵拦住了，蒋介石说：“让他们都进来吧。”“听说总统要走了？”村民问道。蒋介石说：“不走，只是暂时受挫，我们总会胜利的。”族长直呼他的小名：“瑞元。”饱含感伤。蒋介石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宋庆龄请著名的风水大师沈瓞民给总理选墓址。七天之后选定了现在的中山陵，沈瓞民望着这块墓地说：“此墓可保一百二十年。”蒋介石一听他说话这么灵，就请他去自己老家给自己的母亲选风水宝地，沈瓞民选好了说：“此墓可保六十年。”蒋介石从1927年到1975年掌权，加上蒋经国掌权时期，整整六十年。
抗日中的人和事
1933年3月12日至3月24日，第二十九军用大刀砍得日本人屁滚尿流，取得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一时间全国振奋，喊出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口号，报纸争相报道。当时桂系黄绍竑很有意见，说：“你们不去宣传正规军的新式武器，吹嘘大刀队干什么？”报社说：“正规军吹不起来，只有吹大刀队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很消极，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1936年5月13日，救国会七君子被逮捕，苏州地方法院审判沈钧儒。法官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难道不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主张吗？”沈钧儒说：“全國人民都知道抗日，共产党也知道抗日，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法官哑巴了，说不出话来。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号召大家坚决抵抗日军侵略。他在演讲中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绝境，只要还是有点人格的民族，都会反抗。让我们背水一战，坚决不放弃一寸土地、一寸主权，抱着勇敢无畏的态度，英勇抗敌……”台下一个东北军的将领说：“您老早往哪去了？”蒋介石很是尴尬。
蒋介石虽发表“庐山讲话”抗日，但人们都知道他之前是什么嘴脸。胡健讽刺蒋介石：“溽暑匡卢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回复说：“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蒋介石看到后也笑了。
日寇疯狂进犯，中华儿女也不是孬种。有记者见到一个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说中国一定会胜利的。记者问：“那中国胜利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军人连想都没想，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多都会死的。”记者一时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看着军人坚毅的背影泪水啪嗒啪嗒往下掉。
1938年，日本鬼子从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战区司令余汉谋三个高官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跑得比谁都快，导致广州沦陷。香港报纸很愤慨，把这三个大老鼠的名字写成了标题 《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离甫》，将他们的嘴脸刻画无遗，有汉奸还唾了一口：“我啐，连我都不如。”
坑爹的国防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在重庆和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聊天。秘书说：“最近有什么关于抗战的事你知道不知道？”董必武说：“你是国防委员会的，你不知道谁知道！”秘书面露无奈，说：“唉，你是不知道，我们国防委员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国防……”
国民政府也搞假宣传，山寨货。国民政府为了宣扬战功，带领外国记者参观前线阵地，记者热情高涨。等来到“阵地”，眺望日军的大炮，听“导游”的澎湃演讲，好奇一直没见到日军俘虏。几次参观下来，大家都乏味了。直到有一天，一个记者看到战利品中一个头盔很眼熟，仔细一看，上面还有自己在参观上一个前线阵地时刻下的字。
1944年夏天，中日会战，蒋介石命令方先觉“死守衡阳”。方先觉奋力固守，日军调动重兵围攻。到了8月6日清晨，日军攻进城里面，展开了巷战。方先觉给蒋介石发电说：“敌人已经攻进来了，没有援兵，现在只有等着为国捐躯。”蒋介石回了句：“愿上帝保佑你们！”第二天晚上，方先觉觉得就是跟日本人也比跟蒋介石好，于是投降了。
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没打两下就不行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军队逃跑的时候，为了跑得更快，就把大批的补给物资留下了，来不及烧毁，于是便宜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发疯似的进攻，迅猛前进，甚至于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几乎都以缴获的机枪作为主要装备。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跑到了河南郑州。冯友兰请客吃黄河鲤鱼，碰上了熊佛西，三个人于是坐下来聊国耻。熊佛西喜欢养狗，就说到了狗的故事。他说北京有很多人逃难，狗带不走，只好不管了，可是狗却一直守在家门口，不肯去其他的地方。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的丧家之犬，我们都是。”
1943年，山西大同的日军广发“英雄帖”，邀请到了当地的三四百个知识分子。等人到齐后，日本人拿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模范英语读本》，让大家念一遍，大家就都老老实实地念了一遍。念完了，日本人说：“会念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皇军的敌人，一律死啦死啦的！”于是几百个知识分子就被活埋了。
日本在战争中接连攻陷香港等地，却唯独不敢进攻澳门。因为当初葡萄牙侵占巴西，地广人稀，要求中国移民，中国不愿意，而日本人却很情愿，于是大批的日本人移民到了巴西。等到了日军侵华，葡萄牙就让巴西下照会：“如果打澳门，你们的日本移民也死啦死啦的。”日本于是不敢进攻澳门。
抗战期间也有“四大金刚”。当时马占山、邓宝珊、蒙疆宣慰使朱绶光和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都在榆林驻守，四个人都是瘾君子，不仅有牌瘾，还有戏瘾、鸦片瘾。他们轮流坐庄抽烟打牌，过生日时还要拉个剧团唱大戏。马占山打猎时炸伤了手，行动不便，就做了个特制的木尺打牌，以免错过牌局。陕北人称这四大瘾人为“四大金刚”。
黄炎培到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国内都在为侵略中国作准备。回到中国后，黄炎培把这事报告给了外长王正廷，王正廷笑着说：“切，人家演戏给你看呢。人家若是真的要侵略我们，怎么会让你知道？”黄炎培只好说：“那好吧。”没多长时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围着打，黄炎培看到了，说：“打得好，打得好！”
黄炎培曾经感动日本特工。黄炎培曾经被当作“学阀”攻击，只好跑到大连避难。黄炎培在大连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很是无聊，就每天写写字，读读诗。一个人突然来拜访，那个人对黄炎培说：“我是日本特工，来监视先生，见先生每天读书写字日子这么清苦，良心不安，以后我不跟日本人混了，跟了先生你了。”
刘戡曾经在古北口抗日自杀没成功，后来被调到北京管理城防。刘戡派部下构筑了新的防御工事，日军要来查看，刘戡不允许，说要来看就开枪打死日军。何应钦说：“工事要构筑，日本人要看就让他看吧。”刘戡不同意，以死相拼。何应钦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京来死？”刘戡愤怒了：“我只是看不起你这汉奸做法！”
（选自《微历史：民国其实很有料》/丁振宇 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租界里配制炸药。炸药都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孙武正在检验。这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很好奇，也过来凑热闹，还叼着一根烟。刘同是个马虎蛋，看就看吧，一不注意就把烟灰掉到了盆子里。结果洗脸盆成了超大型炸弹，砰的一声，帅气的孙武就被毁容了。一时浓烟四起，目标被暴露。
孙武曾经在武汉很穷，他和邓玉麟、焦达峰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肚子咕咕叫。最后穷得把衣服都卖出去了，以至于三个人只有一件长衫穿，汗衫睡觉时脱下，由孙武的老婆给大家洗好，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晒干后，他们才能起床出门。为了革命，孙武的好友张振武把自己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家具都给卖了，把钱拿来充当革命经费。
孙武在辛亥革命时制造炸弹被炸伤了，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找到孙中山，希望能谋得陆军次长一职，没想到孙中山公正地拒绝了。孙武很生气，在黎元洪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孙发绪说孙文如何不切合实际，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孙武不仅没有阻止，反而火上浇油说：“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也不承认南京！”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形势严峻，革命领导都被抓走了，熊秉坤发动群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造反而死，也死得其所！”他扛起革命大旗，带领40多人起义，集合了各地的3000多名新军，进攻武昌。经过一晚上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两广总督曾言：“武昌已另成世界，满城士兵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
辛亥革命虽然不是熊秉坤开的第一枪，但他却有“熊一枪”的称号，因为从领导组织层面来看，熊秉坤无愧于这个称号。后来溥仪意外地见到了熊秉坤，端起酒来向老熊敬酒：“谢谢您打了这一枪，让我这个皇帝当不成了，才有了我今天的新生活。谢谢您。”熊秉坤很尴尬，两个人笑着，合了一个影。
1911年，湖北一反，陕西、山西就像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都倒了，全国大范围地区宣布独立。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宣布独立的地方换汤不换药的也很多，比如甘肃独立了，都督赵维熙还拖着那根扫把辫，自己拖还不行，还得让别人也拖着。新疆的更狠，都督袁大化连红顶花翎都没去，也自称为巡抚部院。这些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假独立。
岑春煊是清末官场“三屠”之一，“三屠”就是：“屠财”张之洞，花钱不眨眼；“屠民”袁世凯，杀人也不眨眼；“屠官”岑春煊，则是弹劾贪官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岑春煊性情剛烈，不管你官有多大，只要你是贪官、庸官，一律弹劾。他任四川总督时曾准备一次弹劾三百多名官员，幕僚劝了半天才决定少弹点，弹劾四十个算了。
岑春煊做了两广总督，在任时，光因为他弹劾而被罢免的贪官污吏就有1400多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再加上他弹劾却没被罢免的能达多少。如果老岑弹劾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袁世凯杀一个，那老袁到最后也会被累得眼睛永远不会眨了。所以贪官们一听到“岑春煊”这个名字，比老鼠见了猫还要害怕。
岑春煊是个办学狂。他在山西时办了山西大学堂，在四川时又办了四川高等学堂、成都警察学校、武备学堂，任两广总督时又办了两广学务处、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林业学堂、巡警教练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陆军中小学堂、法政学堂、两广实业学堂、蚕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广西高等学堂……很多很多。
1911年后，革命兴起，一时成为一种时尚。四川的一个叫罗烟灰的师长当时也宣布革命了，他对着下面的官兵们开始吼起了破锣嗓子：“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老子光为了换革命的招牌，制造旗帜和领章臂章什么的就花了两万多！难道这些钱不是钱吗？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那花多少钱才算是革命？”
中国为什么要一直革命呢？因为吃不饱。中国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要衣服没衣服穿，要食物没食物吃，平常年景，每天食不果腹。
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做了第一任都督。1915年青年学子曹聚仁第一次到杭州，就见到了自己老爸曹梦岐非常喜欢的偶像汤寿潜。结果见到前辈曹聚仁被吓了一跳，汤穿个土布背心，戴着一顶帽子，下面穿个拖鞋，手上拿把纸伞，活脱脱一个庄稼汉，差点把小曹给雷死。于是他临走时送给这位布衣都督一个外号：“汤雷人！”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洪宪帝制那些事
袁世凯玩政治的同时，喜欢卖弄风雅。有一次，章太炎的弟子钟稚琚来拜访，吃饱喝足了，觉得得带走点什么，就跟袁世凯讨一幅字来。老袁很高兴，挥笔写了两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人爱子亦如余。”袁世凯写完后，说：“跟你师父比，是差远了。”钟稚琚赶紧说：“哪里，好得很！”回去后就把这幅字扔得远远的。
袁世凯曾经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民国成立没多长时间，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听说江苏有一个黄某 （炎培），思想很活跃，我想招他过来，正好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回答说：“黄某不适合做官，做了官他办公室外边就得找个人看着他才行。”
袁世凯喜欢聊西方的英雄人物，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袁世凯对杨度说：“华盛顿虽然也不错，但只能搁那当灵牌供着。只有拿破仑，跟我很像。依你看，我小站练兵与拿翁之募集十字军是不是很像？”杨度拍马屁道：“您就是东方的拿破仑！”老袁点点头：“唯有你了解我啊。”
袁世凯的智囊团里最得力的有两人，一是陈宦，一是杨士琦。云南独立后，四川将军陈宦对幕僚们说：“北京城玩的是猴把戏。蔡松坡 （蔡锷）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猴子登殿，早晚必倒！”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就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当时人们都觉得他神经质，后来都“乃服太炎神慧”。 他说：“他们全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
20世纪30年代，湖南代省长何应钦去长沙岳麓山扫墓，当局拍马屁，要求各大报纸也要报道，题目是“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报界很反感，后果很严重，长沙一个报纸直接将标题改成了“何省长昨天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一语双关，一时间大家都笑掉了大牙。
薛岳有个外号叫作“薛平贵”。他父亲给他起名为“仰岳”，让他仿效岳飞，为国争光。长沙会战中，薛岳犹如岳飞附体，大挫日军，是抗日名将。可是薛岳经济方面很外行，在湖南当政时，他想用政治力量平抑物价，可惜越平越贵，越平越贵，湖南老百姓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给薛岳送了个外号—— 薛平贵。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告一段落，张学良决定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许多人都劝他不要送，害怕蒋介石报复。但张学良相信蒋介石，蒋介石也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一定流芳百世。”张学良听了更加感动，就送蒋介石回去，下了飞机就被软禁了起来。
当时国内形势很严峻，蒋介石和张学良中必须有一个出来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语重心长地说：“汉卿啊，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咱就好比那湍流中一只小船，得有一个人跳下去！要不都会沉下去的，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很善良，感叹地说：“我跳吧。”于是张学良做了消极抗战的替罪羊。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释放了。结果杨虎城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得以释放，反而全家被特务杀死。杨虎城秘书宋绮云的两个小女儿才八九岁，凶手用刀杀死了宋氏夫妇，又走向孩子，两个孩子跪着合着小手，不停地向凶手作揖，但凶手还是丧尽天良地将她们杀害了。
张学良晚年的时候，记者问道：“您说，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这样做吗？”“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语气坚定地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记者们惊呆了，望着张学良，50年的磨砺，并没有销蚀掉当年的少帅风骨。
牛人天天有。蒋介石的车队出巡，在城门站岗的御林军七十四师岗哨居然毫无反应，连举枪礼的意思都没有摆一下。于是有侍卫官出来教训站岗的士兵：“委员长座驾经过，你们师长难道没有教过你们行礼吗？”不料执勤官兵更牛气：“什么委员长座驾，俺才不认识哩。我们只认得师长的座驾，只对我们师长的车敬礼！”
蒋介石拉拢人很有一手，为了拉拢手下他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本，里面记着国民党师级干部以上的家庭住址、什么时候出生啊一类的详细资料。杜聿明被派往徐州卖命，蒋委员长随手从小本本上查到他母亲的生日，派人前去祝寿，让蒋经国送了一个10万元的超级大红包。杜聿明当然是相当感动，拼了命地给老蒋干事。
1946年，国军装甲兵一团又要换地方“展览”了。为了方便，采用公路行军，行军的时候得把装备的苏T—26坦克的炮塔与车体拆下来。团长带领属下好一阵忙活，终于把车把子给卸下来装上了大拖车。一屁股坐在车上，团长气喘吁吁地说：“装甲兵团，作战的时候，其实是装拆兵团。”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群众的温饱问题不解决，反而要求人们去追求那不切合实际的精神享受。蒋介石说：“我们倡导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优化国民素质，使每个人养成整洁、清洁、简单、实践力行的习性！”台下有位大胆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那为什么不让人人都吃饱呢？”蒋介石一时语塞。
1935年，蒋介石曾经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独裁与极权主义，鼓吹国民必须以无限的牺牲精神服从最高统帅，这迎合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目标。
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想要除掉蒋介石。1943年12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没办法跟独裁的蒋介石相处，就把他干掉吧。”史迪威让副手多斯将军去执行，本来准备1944年3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时给他坐的飞机做手脚制造空难的，可是1944年3月初，日军的军事行动使得蒋介石取消访印，捡了一条小命。
蒋介石的统治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当时美国援助中国，必须经过“驼峰航线”，美军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这道航线时损失惨重，在这条中国获取外国援助的生命线上，美军牺牲了1500名战士，损失了600架飞机。因为失事的飞机太多了，在航线上空航行，总是能够看见飞机残骸的反光，因此喜马拉雅大峡谷又叫“铝谷”。
1946年12月，“国民大会”召开，国军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决定要表现一把，“以苏北战绩向大会献礼”。老戴说：“不是我吹，兔崽子们，咱们六十九师能打解放军三个纵队！”台下热血沸腾。那边粟裕一听戴师长口气不小，就派了三个纵队来。结果，六十九师被包了饺子，猖狂的戴师长也开枪自杀了。
1948年“锦州战役”，东北解放军抓获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但老范装傻，想忽悠解放军。几个战士押他走，他就躺在地上耍活宝。战士急了，拖着就走，没几步老范大喊：“我头流血了，我就是范汉杰，快给我上药！”范司令上药时，问军医：“我会得破伤风吗？会有生命危险吗？”军医急了，狠拉了一下绷带，传来了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1948年10月，蒋介石正和傅作义商量北平防守大计，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到蒋太子在上海“打虎”，打到了自己外甥孔家公子孔令侃头上，要蒋介石去上海火速救援。蒋介石不顾北平防务大事，丢下傅作义往上海去了。傅作义叹息道：“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老头子也不能给他什么了啊！”
1948年年底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大势已去。国防部廳长侯腾报告情况：“目前徐州情况很紧急，南京后方秩序也很混乱。满街都是抢粮食的不说，警察也都当没看见，连菜市场也关门了……”蒋委员长打断他的报告：“你造谣，你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侯厅长小声地说：“哪里都有……”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对第十四军第十师的阵地发动进攻。十师师长张用斌穿着士兵衣服，亲自到第一线战壕给弟兄们打气。一路喊着“我是师长……”没想到路上经过的四个兵中，藏着一个解放军排长陈文。陈文一梭子扫出去，老张顿时跟猪叫得一样惨，场子乱了起来。陈文索性把5颗手榴弹都扔回了战壕里，扛着机枪跑回解放军阵地去了。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五十四军准备从上海转到台湾，团作战主任想甩掉点人好走得更快一点，就让炮兵连连长带人去“勘察”往吴淞码头的“路线”。结果这位命不该绝的连长在勘察的路上发现不对，带人扭头就往回跑，终于搭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只，见了作战主任：“报告，勘察任务完成！”
1949年年初，蒋介石大势已去。这时候他还有心扑腾，拟定了一个有80多人的暗杀名单。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傅作义、宋庆龄等，也有他认为是“异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黄炎培、王造时等，还有学者马寅初、翦伯赞等，但是他溃败得太快了，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及时保护，这个庞大的暗杀计划没能实施。
1949年，蒋介石将要离开大陆时，曾经带着家人在溪口老家转了一圈。他走进蒋家祠堂，一些村民也要来看一下“蒋总统”。士兵拦住了，蒋介石说：“让他们都进来吧。”“听说总统要走了？”村民问道。蒋介石说：“不走，只是暂时受挫，我们总会胜利的。”族长直呼他的小名：“瑞元。”饱含感伤。蒋介石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宋庆龄请著名的风水大师沈瓞民给总理选墓址。七天之后选定了现在的中山陵，沈瓞民望着这块墓地说：“此墓可保一百二十年。”蒋介石一听他说话这么灵，就请他去自己老家给自己的母亲选风水宝地，沈瓞民选好了说：“此墓可保六十年。”蒋介石从1927年到1975年掌权，加上蒋经国掌权时期，整整六十年。
抗日中的人和事
1933年3月12日至3月24日，第二十九军用大刀砍得日本人屁滚尿流，取得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一时间全国振奋，喊出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口号，报纸争相报道。当时桂系黄绍竑很有意见，说：“你们不去宣传正规军的新式武器，吹嘘大刀队干什么？”报社说：“正规军吹不起来，只有吹大刀队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很消极，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1936年5月13日，救国会七君子被逮捕，苏州地方法院审判沈钧儒。法官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难道不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主张吗？”沈钧儒说：“全國人民都知道抗日，共产党也知道抗日，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法官哑巴了，说不出话来。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号召大家坚决抵抗日军侵略。他在演讲中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绝境，只要还是有点人格的民族，都会反抗。让我们背水一战，坚决不放弃一寸土地、一寸主权，抱着勇敢无畏的态度，英勇抗敌……”台下一个东北军的将领说：“您老早往哪去了？”蒋介石很是尴尬。
蒋介石虽发表“庐山讲话”抗日，但人们都知道他之前是什么嘴脸。胡健讽刺蒋介石：“溽暑匡卢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回复说：“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蒋介石看到后也笑了。
日寇疯狂进犯，中华儿女也不是孬种。有记者见到一个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说中国一定会胜利的。记者问：“那中国胜利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军人连想都没想，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多都会死的。”记者一时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看着军人坚毅的背影泪水啪嗒啪嗒往下掉。
1938年，日本鬼子从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战区司令余汉谋三个高官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跑得比谁都快，导致广州沦陷。香港报纸很愤慨，把这三个大老鼠的名字写成了标题 《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离甫》，将他们的嘴脸刻画无遗，有汉奸还唾了一口：“我啐，连我都不如。”
坑爹的国防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在重庆和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聊天。秘书说：“最近有什么关于抗战的事你知道不知道？”董必武说：“你是国防委员会的，你不知道谁知道！”秘书面露无奈，说：“唉，你是不知道，我们国防委员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国防……”
国民政府也搞假宣传，山寨货。国民政府为了宣扬战功，带领外国记者参观前线阵地，记者热情高涨。等来到“阵地”，眺望日军的大炮，听“导游”的澎湃演讲，好奇一直没见到日军俘虏。几次参观下来，大家都乏味了。直到有一天，一个记者看到战利品中一个头盔很眼熟，仔细一看，上面还有自己在参观上一个前线阵地时刻下的字。
1944年夏天，中日会战，蒋介石命令方先觉“死守衡阳”。方先觉奋力固守，日军调动重兵围攻。到了8月6日清晨，日军攻进城里面，展开了巷战。方先觉给蒋介石发电说：“敌人已经攻进来了，没有援兵，现在只有等着为国捐躯。”蒋介石回了句：“愿上帝保佑你们！”第二天晚上，方先觉觉得就是跟日本人也比跟蒋介石好，于是投降了。
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没打两下就不行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军队逃跑的时候，为了跑得更快，就把大批的补给物资留下了，来不及烧毁，于是便宜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发疯似的进攻，迅猛前进，甚至于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几乎都以缴获的机枪作为主要装备。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跑到了河南郑州。冯友兰请客吃黄河鲤鱼，碰上了熊佛西，三个人于是坐下来聊国耻。熊佛西喜欢养狗，就说到了狗的故事。他说北京有很多人逃难，狗带不走，只好不管了，可是狗却一直守在家门口，不肯去其他的地方。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的丧家之犬，我们都是。”
1943年，山西大同的日军广发“英雄帖”，邀请到了当地的三四百个知识分子。等人到齐后，日本人拿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模范英语读本》，让大家念一遍，大家就都老老实实地念了一遍。念完了，日本人说：“会念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皇军的敌人，一律死啦死啦的！”于是几百个知识分子就被活埋了。
日本在战争中接连攻陷香港等地，却唯独不敢进攻澳门。因为当初葡萄牙侵占巴西，地广人稀，要求中国移民，中国不愿意，而日本人却很情愿，于是大批的日本人移民到了巴西。等到了日军侵华，葡萄牙就让巴西下照会：“如果打澳门，你们的日本移民也死啦死啦的。”日本于是不敢进攻澳门。
抗战期间也有“四大金刚”。当时马占山、邓宝珊、蒙疆宣慰使朱绶光和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都在榆林驻守，四个人都是瘾君子，不仅有牌瘾，还有戏瘾、鸦片瘾。他们轮流坐庄抽烟打牌，过生日时还要拉个剧团唱大戏。马占山打猎时炸伤了手，行动不便，就做了个特制的木尺打牌，以免错过牌局。陕北人称这四大瘾人为“四大金刚”。
黄炎培到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国内都在为侵略中国作准备。回到中国后，黄炎培把这事报告给了外长王正廷，王正廷笑着说：“切，人家演戏给你看呢。人家若是真的要侵略我们，怎么会让你知道？”黄炎培只好说：“那好吧。”没多长时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围着打，黄炎培看到了，说：“打得好，打得好！”
黄炎培曾经感动日本特工。黄炎培曾经被当作“学阀”攻击，只好跑到大连避难。黄炎培在大连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很是无聊，就每天写写字，读读诗。一个人突然来拜访，那个人对黄炎培说：“我是日本特工，来监视先生，见先生每天读书写字日子这么清苦，良心不安，以后我不跟日本人混了，跟了先生你了。”
刘戡曾经在古北口抗日自杀没成功，后来被调到北京管理城防。刘戡派部下构筑了新的防御工事，日军要来查看，刘戡不允许，说要来看就开枪打死日军。何应钦说：“工事要构筑，日本人要看就让他看吧。”刘戡不同意，以死相拼。何应钦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京来死？”刘戡愤怒了：“我只是看不起你这汉奸做法！”
（选自《微历史：民国其实很有料》/丁振宇 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