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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缠足作为一种陋习，自存在以来，严重摧残着女性的生理和尊严，让女性在封建伦理纲常下彻底成为男权的附庸。满人入关后，缠足风习却在视“天足”为美的满族统治下盛行。与此同时一小部分满人中也不顾禁令出现了变相的“缠足”（“刀条儿”），但缠足却始终没在满族中盛行过。马蹄鞋可以看作满族对缠足的新的演绎。
关键词：缠足；满族；马蹄鞋；文化融合
一、缠足——男权下的病态审美
（一）缠足概略
缠足又称裹脚，缠脚。关于缠足这一风习究竟兴起于何时众说纷纭。目前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始于五代。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引《道山新闻》记载，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
五代和北宋缠脚尚未流行，到了宋末居然达到了以大脚为耻的地步。缠足之风的盛行，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反有所反应，如苏轼的《菩萨蛮·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云，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应说难，须从掌上看。”
元明两代，缠足之风臻于极盛。文学作品提到美女，总离不开“三寸金莲”，如“蹴鞠扬中，……款侧金莲”，“小小鞋儿连根秀，缠得帮儿瘦，腰似柳，款撒金莲懒抬头”。到了明代缠足已成为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重要标志。
清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在山西、河北、京津、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最为流行，并有“从来小脚说山西”誉。
（二）男权下的病态审美
缠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的突出表现。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足的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十分不便，这种变态的 “美”，是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
二、缠足习俗在满族社会中的发展
（一）缠足的“民族气节”
清代缠足在被汉人冠以“民族气节”下发扬光大，在满汉民族情绪抵触强烈的清初，谁要响应新朝“仁政”，为女性放足，就可能会有汉奸之嫌。王熙在康熙五年之七年间左都御史，上疏主张禁止缠足，首云‘臣妻先放大脚事’（《笑笑录》卷六），活画了满洲走狗无耻的嘴脸，都被当做笑料。对于缠足问题，满清统治者的出发点并不是保护汉族人的健康，提高人口素质，而是与剃头辫发改衣冠一样，作为被征服的标志。
满族妇女历史上并無缠足的风习。清朝统治者对女子缠足极其反感，还未入关，皇太极就于崇德三年（1638年）谕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这是对满族女子缠足的最严厉惩罚。
（二）满族妇女都崇尚天脚
清军入关后，汉族女性的“三寸金莲”赢得大清满族妇女的青睐。清政府多次禁止旗人缠足。为了对抗谕旨，八旗女子发明了一种不同于汉族三寸金莲的缠足方式，把脚缠得“既瘦窄又平直，瘦削有如利刃，故名‘刀条儿’。”
满族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是不可能让缠足风习盛行于本民族当中。因此，清朝统治者曾多次下诏禁止缠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其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
三、满族对缠足新的演绎——马蹄底鞋
（一）满清入关后的文化政策
在视“天足”为美的清朝，缠脚的陋习却达到了鼎盛。这与当时激化的民族矛盾是很不开的。满族在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中国后，迫不及待的推行满族的风俗习惯，并强制实行。缠足被提升到了“民族主义”的高度。汉族对缠足的固守实际是对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一种变相反抗。
清军入关后，一方面积极迅速的接受了传统的中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根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禁令措施极力恪守满族的传统习俗，避免被汉族习俗所同化。康熙帝曾对八旗子弟中不习骑射而日益文弱者“迭加申饬，垂为厉戒，后且及于妇女”。乾隆皇帝更是直接批评模仿汉人装饰的阅选秀女，指出此种装扮“实非满洲旧俗”。清代统治者对满族妇女服饰和文化如此重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服饰本身。
（二）马蹄底鞋的应运而生
马蹄鞋就可认作是满清统治者在两者之前找寻平衡点的产物。马蹄底鞋，作为满族妇女服饰特征之一，其形成的渊源和时间没有确切的时间可以考证。《清史稿·舆服志》中没有鞋履方面的记载，清代的史料笔记中也不见其源流。
由上可见，马蹄底鞋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汉族社会风行的缠足习俗之间却有某些想通之处，它的出现客观上适应了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和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马蹄底鞋毕竟不是汉族的缠足弓鞋，满族妇女的天足也不同于汉族妇女的三寸金莲，二者的渊源和形制上都相去甚远。满族马蹄底鞋虽受汉族的高底履鞋的影响，但它却是在其自身传统鞋履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也符合满清统治者入关后维护本民族文化习俗的初衷。
（作者简介：卢虹洁，汉族，现就读于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缠足；满族；马蹄鞋；文化融合
一、缠足——男权下的病态审美
（一）缠足概略
缠足又称裹脚，缠脚。关于缠足这一风习究竟兴起于何时众说纷纭。目前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始于五代。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引《道山新闻》记载，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
五代和北宋缠脚尚未流行，到了宋末居然达到了以大脚为耻的地步。缠足之风的盛行，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反有所反应，如苏轼的《菩萨蛮·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云，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应说难，须从掌上看。”
元明两代，缠足之风臻于极盛。文学作品提到美女，总离不开“三寸金莲”，如“蹴鞠扬中，……款侧金莲”，“小小鞋儿连根秀，缠得帮儿瘦，腰似柳，款撒金莲懒抬头”。到了明代缠足已成为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重要标志。
清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在山西、河北、京津、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最为流行，并有“从来小脚说山西”誉。
（二）男权下的病态审美
缠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的突出表现。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足的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十分不便，这种变态的 “美”，是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
二、缠足习俗在满族社会中的发展
（一）缠足的“民族气节”
清代缠足在被汉人冠以“民族气节”下发扬光大，在满汉民族情绪抵触强烈的清初，谁要响应新朝“仁政”，为女性放足，就可能会有汉奸之嫌。王熙在康熙五年之七年间左都御史，上疏主张禁止缠足，首云‘臣妻先放大脚事’（《笑笑录》卷六），活画了满洲走狗无耻的嘴脸，都被当做笑料。对于缠足问题，满清统治者的出发点并不是保护汉族人的健康，提高人口素质，而是与剃头辫发改衣冠一样，作为被征服的标志。
满族妇女历史上并無缠足的风习。清朝统治者对女子缠足极其反感，还未入关，皇太极就于崇德三年（1638年）谕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这是对满族女子缠足的最严厉惩罚。
（二）满族妇女都崇尚天脚
清军入关后，汉族女性的“三寸金莲”赢得大清满族妇女的青睐。清政府多次禁止旗人缠足。为了对抗谕旨，八旗女子发明了一种不同于汉族三寸金莲的缠足方式，把脚缠得“既瘦窄又平直，瘦削有如利刃，故名‘刀条儿’。”
满族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是不可能让缠足风习盛行于本民族当中。因此，清朝统治者曾多次下诏禁止缠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其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
三、满族对缠足新的演绎——马蹄底鞋
（一）满清入关后的文化政策
在视“天足”为美的清朝，缠脚的陋习却达到了鼎盛。这与当时激化的民族矛盾是很不开的。满族在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中国后，迫不及待的推行满族的风俗习惯，并强制实行。缠足被提升到了“民族主义”的高度。汉族对缠足的固守实际是对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一种变相反抗。
清军入关后，一方面积极迅速的接受了传统的中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根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禁令措施极力恪守满族的传统习俗，避免被汉族习俗所同化。康熙帝曾对八旗子弟中不习骑射而日益文弱者“迭加申饬，垂为厉戒，后且及于妇女”。乾隆皇帝更是直接批评模仿汉人装饰的阅选秀女，指出此种装扮“实非满洲旧俗”。清代统治者对满族妇女服饰和文化如此重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服饰本身。
（二）马蹄底鞋的应运而生
马蹄鞋就可认作是满清统治者在两者之前找寻平衡点的产物。马蹄底鞋，作为满族妇女服饰特征之一，其形成的渊源和时间没有确切的时间可以考证。《清史稿·舆服志》中没有鞋履方面的记载，清代的史料笔记中也不见其源流。
由上可见，马蹄底鞋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汉族社会风行的缠足习俗之间却有某些想通之处，它的出现客观上适应了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和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马蹄底鞋毕竟不是汉族的缠足弓鞋，满族妇女的天足也不同于汉族妇女的三寸金莲，二者的渊源和形制上都相去甚远。满族马蹄底鞋虽受汉族的高底履鞋的影响，但它却是在其自身传统鞋履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也符合满清统治者入关后维护本民族文化习俗的初衷。
（作者简介：卢虹洁，汉族，现就读于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