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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叔，你怎么能不告而别？我们不是说好要在四五月聚会北京吗？你在电话里说：“好久不见了，等我在香港艺发局申请下来《文学评论》能够继续出版的资助，即赴北京，拉上陈漱渝，我们好好聊一聊，乐一乐……”
可是，我等到6月4日，还没有你的消息;当我正要给你发微信询问何时来京时，《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女士给我发来噩耗，说你走了。因为微信多有不实，于是又问她所言是真是假。她马上回信说：“真的！2019年6月2日下午……”
听了这个确切的噩耗，泪水洗面，就像雨天屋檐流下的雨水流个不止。
我走到阳台，仰望南天，心里想着你，即给陈漱渝打电话，未通，又给他发微信和邮件;接着又往韩国打电话，将这个不幸告诉李充阳和朴宰雨这两位汉学家朋友。
我当时想，你的离去，与申请续办《文学评论》是否有关？接到你夫人万佳芳电话才知，在你病逝前两天（5月31日）就接到艺发局批准你续办《文学评论》的通知，你当时还兴奋地同医院吵着要出院，实际上是病魔骗走了你。
曼叔，现在我才知道，你在2016年就已经确诊身染重病，但你还是硬挺着，坚持编了两年《文学评论》，还完成了一套五卷《林曼叔文集》。
你不该如此匆忙离去。你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把这个和谐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文会友的《文学评论》办成香港生命最长的文评期刊，起码再办它十年八年，然后交给年轻人。在你申请续办《文学评论》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对你说，中国文化是“人际”文化，你得拉上几位文艺界的“大佬”去说，清高不得！你回复我说：“真不知该找谁去说。四月份或赴京参加刘氏三杰纪念会，届时一晤。”你还告诉我3月10日陶然因肺炎突然病逝的不幸消息。
你给作序的《鲁迅及其作品——我的巴黎讲稿》出版后，我要寄你，你说：“恭贺大著面世。我四五月可能赴京，到时给我吧。”但是，至今你还没有看到这本法文著作。
当我接到名作家、名编辑韩小蕙以中国作家协会之名选编的《2018年中国散文精选》，里面有我悼念刘以鬯先生的文章，文尾注明“选自香港《文学评论》”，我说：“中国作家协会都很器重你的杂志。”5月22日，你回复我：“可惜，《文学评论》还未有消息，能否继续办尚未可知。”又说：“宋诒瑞说可以找人出资办下去，我真有点意兴阑珊！”5月31日，独具慧眼的艺发局就通知你，同意你续办这个著名杂志。但是，这是个喜讯，却没能挽留住你远行的脚步;两天之后，你匆匆撒手人寰，给文学界留下一个难以接受的痛苦。
曼叔，我们相知于巴黎，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我知道你从小酷爱文学，在海丰和广州求学，博览群书，涉猎广泛。你曾和我说，你独自到香港寻梦是为了文学。在那里，你一面写作，一面在《展望》《南北极》杂志当文艺编辑，还与友人创办《观察家》月刊任主编。1974年春至1977年秋我在巴黎第三大学讲学，那时陈庆浩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应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约，到那里研修，根据法国拥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与文献，作为主笔，与海枫、程海等联袂编撰《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巴黎第七大学出版中心出版）。这两部书稿，成为当时中国“无文学时代”的名著，“文学史”和“小传”里讲到的作家，有评论说“观察和分析到位”，既不“否定的时候过于否定，又不肯定的时候过于肯定”，中规中矩，客观全面。著作的意义不仅如此，还在于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构建了现实主义历史观，不仅开中国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先河，还对1976年之后的文学历史写作产生影响。
1977年秋，我从巴黎回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你们那两部著作，则成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因为辞典的缘分，使我结识了刘以鬯、金庸、严庆澍（唐人）、犁青、曾敏之、郑子瑜、徐速、何达、夏易、西西、梁凤仪、潘耀明、黄维樑、黄继持、张诗剑、陈娟、陶然、也斯、卢玮銮（小思）、陈浩泉、林湄等数十位香港文学名人。那时，你也给我提供了徐訏、司马长风、李辉英、叶维廉等重要作家的联系方式与其他作家的名单和资料。
始自1986年，我多次到香港参加学术研讨会和探亲，几乎每次我们都要见面聚谈。有一次，我们吃饭聊天到深夜，其间，我曾笑着说你性格是否有点儿“各色”;你问我什么是“各色”？我说“各色”是北京方言，是指一个人有脾气，与別人不好处。我解释后，你笑了，“我人前真的说话不多，性格有时有点儿倔强，爱认个死理儿，但并不一定面对面地表白出来;要说明的是，我不是那种爱与別人闹別扭的人”。
有一年，当时诗人张诗剑任会长的香港作家联会开会，知道我在香港，就邀我作为客人参加;那一次，你也去了，与我坐在一起。张诗剑兄看到你来了，会后对我说：“很高兴，林曼叔先生来了……”
20世纪初，大陆一位名作家到香港做演讲，大讲文学的娱乐性和随意性，几乎完全不讲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你对他的演讲很不以为然。你对我说，文学是作家的孩子，它的灵魂就是作家的思想和感情，它所以能够生存，为民众喜欢，就在于它书写历史、社会和人性，就在于它有尊严，就在于它代表了真善美圣！你的这个文学观，我非常赞赏，曾在一篇文章里透漏过。
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我曾参加过刘以鬯先生主持的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作家与学者以筹备成立“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为议题的两次学术会议。1990年的那次，是我第四次和你见面，我们在一家饭馆吃饭，边吃边聊，这是我与你谈论香港文坛最多的一次。我们聊天的内容，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这一次也是我首先说起香港文学界的老“课题”：“清季以来，在中国近百年脱胎换骨的时代里，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常有一些文人躲进香港，有的观望，有的彷徨，有的创作，有的研究学问，都在做着不同的与国家相关的事情;最后，有的离开香港，走得更远，有的留居香港，有的又漂回大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便兴奋地接过我的话茬：“哎呀，这是个大课题！可以写好几部大书！再远的不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抗日战争之中，不说政治人物，仅作家和学者，有好多好多人都来过香港啊！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许地山、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夏衍、林语堂、胡绳、千家驹、蔡楚生、乔冠华、以群、廖沫沙、胡风、萧乾、杨刚、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姚克、金克木、林辰、曹聚仁、戴望舒、戈宝权、钱穆、牟宗三、唐君毅、饒宗颐等，还有张爱玲，他们多数人是为了躲避战火，虽然来去匆匆，但在香港都留下了宝贵的足迹，他们是播种者，使香港成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集散地……”你又说：“解放后的情况复杂一些，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中国台湾;‘文革’结束前后从大陆来香港的文人也不少，关系也比过去复杂些，有的‘左’一点儿，有的‘右’一点儿，也有不‘左’不‘右’的。但在我看来，大家都有一颗爱国之心！我在香港，除了写作，人前基本不表达自己。不言语，不是没观点。我来香港的目的就是为了自由写作。因为编杂志，我接触不少‘右翼’作家，可能因为我接触这样的作家多了，人家就把我看成‘右派’了吧？其实，我只做学问，一般不太触及‘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个静而不争的人，几乎没有膨胀的欲望和名利，我和命运相争，艰难地挣扎，为了养家糊口，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这可能是我人生唯一的追求。现在我算是中国香港人，但我更是中国人，国家才是爹娘，哪能不爱自己的国家呢！我对国家的爱，一点也不比那些举着旗帜高喊爱国的人少！国家既是家园，也是保护自己的长城！我从不会愚蠢地把自己看成英国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有点儿激动的倾诉。 四
我们从早晨走到傍晚。其实，朝霞与夕阳都很美丽。
你是著名学者，又是一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的大编辑家，还是作家和书法家。我书架上摆着你出版的全部学术著作，除了《中国当代作家小传》《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还有《闻一多研究》《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鲁迅论稿》《香港鲁迅研究史》和你的文学评论集《文学散论》《文学岁月》及小说集《风雨当年》等，这些著作基本都纳入了你最后辑集的《林曼叔文集》。你假你的“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组织出版了“香港文学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叶灵凤、刘以鬯、徐訏、曹聚仁、李辉英、司马长风、黄庆云、侣伦、何达、也斯等作家的“评论集”，这给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这些作家的宝贵文献资料;你应陈国球总主编之邀所主编的《香港文学大系.评论卷》（1919-1949）价值非凡，展现了香港文学的真貌。你还编了《解读高行健》，给我出版了《黄庆云评传》，为我的法文版《鲁迅及其作品——我的巴黎讲稿》（LU XUN et SENSOEUVRE;textes de mon enseignement a Paris）还写了一篇长序，我至今都没有来得及向你道一声“谢谢”！
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出版六卷，收录作家约四千人，没有编到21世纪，成了我的一个心病。我曾联系香港的潘耀明（彦火）和你、台湾的李瑞腾、澳门的吴志良，拟组织二百位教授、副教授和博士参与撰写，争取各地作家协会的支持与协助，通过“作家调查提纲”，联系作家本人或家属，争取三四年内完成收录一万六七千作家的《中华百年作家大辞典（1910-2010）》，豪华精装十大卷，两千万字。但是，无处筹钱，这个梦，至今还是梦。
进入21世纪，我在国内学术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身影。2015年8月15日（星期日），你带着儿子来北京开会，当日下午，我和陈漱渝前往崇文门贝尔特酒店看望你们父子。这一次，我们谈的是学术界的翻案之风，尤其是“重评”鲁迅、“去鲁迅”潮流，你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而公正地驳斥那些不实不妥之论。在以张爱玲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扶摇直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走下坡之时，古远清说你是“逆流而动”，出版了《鲁迅论稿》和论述鲁迅在香港的传播与研究之《香港鲁迅研究史》这两部甚获学界好评的厚重之作。
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有雾霾，那天我赶到中国人民大学“汇贤食府”与你见面。这一次，我们又说到那些与香港有着或深或浅关系的人士，你说：“可以组织撰写一个大书系，把香港文化史与文学史里的重要人物与事件留下来。我看你可以做这件事！”我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应该由长期生活在香港的文化人来做。我的《台港澳女性文学史稿》和《百年中国女作家》还没出来呢，根本顾不上。我看你来领衔做比较合适……”你说：“我也做不了。这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课题，还是留给年轻人来做吧……”
香港是个金融社会，我曾听过几位作家诉说在香港当作家之难，做评论家更难！在评论这个领域，你却是义无反顾，一直没有放弃。2017年你携夫人和孩子又来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学术会议，我们见面时，你说到我创办的《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我说我做编辑，至今才二十多年，而你却几乎是一生。“在21世纪，你以一己之力先是创刊《文学研究》，后又创刊《文学评论》和文學评论出版社，后者尤其影响巨大，真的是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文作家一起和谐高唱文学中华之歌的大平台。编杂志真的需要眼光，而不是守株待兔，随时都要观察文学界的春风秋雨。我记得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时，你便第一时间抓住世界文学第一大新闻，立马组织评论专辑。那一次，我帮你组织了大陆文坛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孙郁、王春林等多位为你撰稿。当香港文坛几位大佬仙逝之时，你也是到处约写悼念文章……”
我说完之后，你说：“编杂志就得完全出于公心，要看到‘事业’，有一颗为他人贡献的精神;没有赌上命的劲头，很难把杂志编好……”我说：“我赞成，我们想到一起了！我也有这种体会。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茅盾等，这些大家都办过杂志，可见办杂志对国家和社会多么重要！”
曼叔，人生很短，一眨眼就到了终点。风雨和阳光，很难预测，最痛苦的，莫过一朝离散，再见无期。在你还走得不远的时候，我翻捡日记和微信里记录的你的音容笑貌和思想，这些都是你留给我的纪念。我知道，你去的地方是人生最后的归宿，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你熟悉的朋友，大家依然需要你继续你的文学研究、主编你的《文学评论》，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华文作家们终究还会在你的杂志里相见，感谢你的耕耘，感恩你为文学事业付出的一切！
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你和你的杂志都活在我们心里……
2020年2月24日龙抬头
可是，我等到6月4日，还没有你的消息;当我正要给你发微信询问何时来京时，《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女士给我发来噩耗，说你走了。因为微信多有不实，于是又问她所言是真是假。她马上回信说：“真的！2019年6月2日下午……”
听了这个确切的噩耗，泪水洗面，就像雨天屋檐流下的雨水流个不止。
我走到阳台，仰望南天，心里想着你，即给陈漱渝打电话，未通，又给他发微信和邮件;接着又往韩国打电话，将这个不幸告诉李充阳和朴宰雨这两位汉学家朋友。
我当时想，你的离去，与申请续办《文学评论》是否有关？接到你夫人万佳芳电话才知，在你病逝前两天（5月31日）就接到艺发局批准你续办《文学评论》的通知，你当时还兴奋地同医院吵着要出院，实际上是病魔骗走了你。
曼叔，现在我才知道，你在2016年就已经确诊身染重病，但你还是硬挺着，坚持编了两年《文学评论》，还完成了一套五卷《林曼叔文集》。
你不该如此匆忙离去。你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把这个和谐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文会友的《文学评论》办成香港生命最长的文评期刊，起码再办它十年八年，然后交给年轻人。在你申请续办《文学评论》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对你说，中国文化是“人际”文化，你得拉上几位文艺界的“大佬”去说，清高不得！你回复我说：“真不知该找谁去说。四月份或赴京参加刘氏三杰纪念会，届时一晤。”你还告诉我3月10日陶然因肺炎突然病逝的不幸消息。
你给作序的《鲁迅及其作品——我的巴黎讲稿》出版后，我要寄你，你说：“恭贺大著面世。我四五月可能赴京，到时给我吧。”但是，至今你还没有看到这本法文著作。
当我接到名作家、名编辑韩小蕙以中国作家协会之名选编的《2018年中国散文精选》，里面有我悼念刘以鬯先生的文章，文尾注明“选自香港《文学评论》”，我说：“中国作家协会都很器重你的杂志。”5月22日，你回复我：“可惜，《文学评论》还未有消息，能否继续办尚未可知。”又说：“宋诒瑞说可以找人出资办下去，我真有点意兴阑珊！”5月31日，独具慧眼的艺发局就通知你，同意你续办这个著名杂志。但是，这是个喜讯，却没能挽留住你远行的脚步;两天之后，你匆匆撒手人寰，给文学界留下一个难以接受的痛苦。
曼叔，我们相知于巴黎，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我知道你从小酷爱文学，在海丰和广州求学，博览群书，涉猎广泛。你曾和我说，你独自到香港寻梦是为了文学。在那里，你一面写作，一面在《展望》《南北极》杂志当文艺编辑，还与友人创办《观察家》月刊任主编。1974年春至1977年秋我在巴黎第三大学讲学，那时陈庆浩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应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约，到那里研修，根据法国拥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与文献，作为主笔，与海枫、程海等联袂编撰《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巴黎第七大学出版中心出版）。这两部书稿，成为当时中国“无文学时代”的名著，“文学史”和“小传”里讲到的作家，有评论说“观察和分析到位”，既不“否定的时候过于否定，又不肯定的时候过于肯定”，中规中矩，客观全面。著作的意义不仅如此，还在于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构建了现实主义历史观，不仅开中国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先河，还对1976年之后的文学历史写作产生影响。
1977年秋，我从巴黎回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你们那两部著作，则成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因为辞典的缘分，使我结识了刘以鬯、金庸、严庆澍（唐人）、犁青、曾敏之、郑子瑜、徐速、何达、夏易、西西、梁凤仪、潘耀明、黄维樑、黄继持、张诗剑、陈娟、陶然、也斯、卢玮銮（小思）、陈浩泉、林湄等数十位香港文学名人。那时，你也给我提供了徐訏、司马长风、李辉英、叶维廉等重要作家的联系方式与其他作家的名单和资料。
始自1986年，我多次到香港参加学术研讨会和探亲，几乎每次我们都要见面聚谈。有一次，我们吃饭聊天到深夜，其间，我曾笑着说你性格是否有点儿“各色”;你问我什么是“各色”？我说“各色”是北京方言，是指一个人有脾气，与別人不好处。我解释后，你笑了，“我人前真的说话不多，性格有时有点儿倔强，爱认个死理儿，但并不一定面对面地表白出来;要说明的是，我不是那种爱与別人闹別扭的人”。
有一年，当时诗人张诗剑任会长的香港作家联会开会，知道我在香港，就邀我作为客人参加;那一次，你也去了，与我坐在一起。张诗剑兄看到你来了，会后对我说：“很高兴，林曼叔先生来了……”
20世纪初，大陆一位名作家到香港做演讲，大讲文学的娱乐性和随意性，几乎完全不讲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你对他的演讲很不以为然。你对我说，文学是作家的孩子，它的灵魂就是作家的思想和感情，它所以能够生存，为民众喜欢，就在于它书写历史、社会和人性，就在于它有尊严，就在于它代表了真善美圣！你的这个文学观，我非常赞赏，曾在一篇文章里透漏过。
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我曾参加过刘以鬯先生主持的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作家与学者以筹备成立“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为议题的两次学术会议。1990年的那次，是我第四次和你见面，我们在一家饭馆吃饭，边吃边聊，这是我与你谈论香港文坛最多的一次。我们聊天的内容，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这一次也是我首先说起香港文学界的老“课题”：“清季以来，在中国近百年脱胎换骨的时代里，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常有一些文人躲进香港，有的观望，有的彷徨，有的创作，有的研究学问，都在做着不同的与国家相关的事情;最后，有的离开香港，走得更远，有的留居香港，有的又漂回大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便兴奋地接过我的话茬：“哎呀，这是个大课题！可以写好几部大书！再远的不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抗日战争之中，不说政治人物，仅作家和学者，有好多好多人都来过香港啊！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许地山、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夏衍、林语堂、胡绳、千家驹、蔡楚生、乔冠华、以群、廖沫沙、胡风、萧乾、杨刚、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姚克、金克木、林辰、曹聚仁、戴望舒、戈宝权、钱穆、牟宗三、唐君毅、饒宗颐等，还有张爱玲，他们多数人是为了躲避战火，虽然来去匆匆，但在香港都留下了宝贵的足迹，他们是播种者，使香港成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集散地……”你又说：“解放后的情况复杂一些，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中国台湾;‘文革’结束前后从大陆来香港的文人也不少，关系也比过去复杂些，有的‘左’一点儿，有的‘右’一点儿，也有不‘左’不‘右’的。但在我看来，大家都有一颗爱国之心！我在香港，除了写作，人前基本不表达自己。不言语，不是没观点。我来香港的目的就是为了自由写作。因为编杂志，我接触不少‘右翼’作家，可能因为我接触这样的作家多了，人家就把我看成‘右派’了吧？其实，我只做学问，一般不太触及‘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个静而不争的人，几乎没有膨胀的欲望和名利，我和命运相争，艰难地挣扎，为了养家糊口，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这可能是我人生唯一的追求。现在我算是中国香港人，但我更是中国人，国家才是爹娘，哪能不爱自己的国家呢！我对国家的爱，一点也不比那些举着旗帜高喊爱国的人少！国家既是家园，也是保护自己的长城！我从不会愚蠢地把自己看成英国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有点儿激动的倾诉。 四
我们从早晨走到傍晚。其实，朝霞与夕阳都很美丽。
你是著名学者，又是一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的大编辑家，还是作家和书法家。我书架上摆着你出版的全部学术著作，除了《中国当代作家小传》《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还有《闻一多研究》《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鲁迅论稿》《香港鲁迅研究史》和你的文学评论集《文学散论》《文学岁月》及小说集《风雨当年》等，这些著作基本都纳入了你最后辑集的《林曼叔文集》。你假你的“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组织出版了“香港文学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叶灵凤、刘以鬯、徐訏、曹聚仁、李辉英、司马长风、黄庆云、侣伦、何达、也斯等作家的“评论集”，这给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这些作家的宝贵文献资料;你应陈国球总主编之邀所主编的《香港文学大系.评论卷》（1919-1949）价值非凡，展现了香港文学的真貌。你还编了《解读高行健》，给我出版了《黄庆云评传》，为我的法文版《鲁迅及其作品——我的巴黎讲稿》（LU XUN et SENSOEUVRE;textes de mon enseignement a Paris）还写了一篇长序，我至今都没有来得及向你道一声“谢谢”！
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出版六卷，收录作家约四千人，没有编到21世纪，成了我的一个心病。我曾联系香港的潘耀明（彦火）和你、台湾的李瑞腾、澳门的吴志良，拟组织二百位教授、副教授和博士参与撰写，争取各地作家协会的支持与协助，通过“作家调查提纲”，联系作家本人或家属，争取三四年内完成收录一万六七千作家的《中华百年作家大辞典（1910-2010）》，豪华精装十大卷，两千万字。但是，无处筹钱，这个梦，至今还是梦。
进入21世纪，我在国内学术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身影。2015年8月15日（星期日），你带着儿子来北京开会，当日下午，我和陈漱渝前往崇文门贝尔特酒店看望你们父子。这一次，我们谈的是学术界的翻案之风，尤其是“重评”鲁迅、“去鲁迅”潮流，你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而公正地驳斥那些不实不妥之论。在以张爱玲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扶摇直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走下坡之时，古远清说你是“逆流而动”，出版了《鲁迅论稿》和论述鲁迅在香港的传播与研究之《香港鲁迅研究史》这两部甚获学界好评的厚重之作。
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有雾霾，那天我赶到中国人民大学“汇贤食府”与你见面。这一次，我们又说到那些与香港有着或深或浅关系的人士，你说：“可以组织撰写一个大书系，把香港文化史与文学史里的重要人物与事件留下来。我看你可以做这件事！”我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应该由长期生活在香港的文化人来做。我的《台港澳女性文学史稿》和《百年中国女作家》还没出来呢，根本顾不上。我看你来领衔做比较合适……”你说：“我也做不了。这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课题，还是留给年轻人来做吧……”
香港是个金融社会，我曾听过几位作家诉说在香港当作家之难，做评论家更难！在评论这个领域，你却是义无反顾，一直没有放弃。2017年你携夫人和孩子又来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学术会议，我们见面时，你说到我创办的《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我说我做编辑，至今才二十多年，而你却几乎是一生。“在21世纪，你以一己之力先是创刊《文学研究》，后又创刊《文学评论》和文學评论出版社，后者尤其影响巨大，真的是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文作家一起和谐高唱文学中华之歌的大平台。编杂志真的需要眼光，而不是守株待兔，随时都要观察文学界的春风秋雨。我记得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时，你便第一时间抓住世界文学第一大新闻，立马组织评论专辑。那一次，我帮你组织了大陆文坛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孙郁、王春林等多位为你撰稿。当香港文坛几位大佬仙逝之时，你也是到处约写悼念文章……”
我说完之后，你说：“编杂志就得完全出于公心，要看到‘事业’，有一颗为他人贡献的精神;没有赌上命的劲头，很难把杂志编好……”我说：“我赞成，我们想到一起了！我也有这种体会。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茅盾等，这些大家都办过杂志，可见办杂志对国家和社会多么重要！”
曼叔，人生很短，一眨眼就到了终点。风雨和阳光，很难预测，最痛苦的，莫过一朝离散，再见无期。在你还走得不远的时候，我翻捡日记和微信里记录的你的音容笑貌和思想，这些都是你留给我的纪念。我知道，你去的地方是人生最后的归宿，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你熟悉的朋友，大家依然需要你继续你的文学研究、主编你的《文学评论》，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华文作家们终究还会在你的杂志里相见，感谢你的耕耘，感恩你为文学事业付出的一切！
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你和你的杂志都活在我们心里……
2020年2月24日龙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