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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在《延河》杂志第3期发表。小说讲述了残酷的战争中，一位过门才三天的新媳妇把自己仅有的撒满百合花的结婚被子，送给重伤死去的年轻通讯员敛葬。它以简单的叙事，舒缓的笔调，彰显了人性与人情之美。在宏大叙事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风潮下，它的细腻和委婉，它的朴素和温情，都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自发表之日起，《百合花》就一直备受关注。茅盾赞扬“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孙露茜，王凤伯：《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251），这个评价，今天来看，也非常准确。首先，小说极度凝练。故事发生在一天内，从早晨到夜里。而且反映的也不是熟人关系，“我”，通讯员，新媳妇，都只是初见，读者对人物的了解和人物之间的了解是一样的。就在这短暂的、具有极大偶然性的时空中，人和人一步步接近，相互理解，产生感情。其次，小说的每一个场景都非常集中，并且巧妙地展现出人物的特征。在“同行”和“借被”两个戏剧化场景中，“我”和新媳妇各自初次见到通讯员，都对他有些误会。也正是通过这些看似寻常的小小误解和插曲，“我”和新媳妇才了解他看似有些不善于沟通，其实是个羞涩、质朴、善良的年轻人，对他感到亲切和喜爱。到了晚上，先是氛围有了稍微的舒缓，然后随着战斗开始，战事越来越激烈，不可阻挡地指向故事的高潮——通讯员被送到包扎所，“我”和新媳妇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亡。在战争前与战争后，所有的细节都是呼应的，无论是撒满百合花的被子、在新媳妇家挂破的衣服，还是送“我”的两个馒头。小说善于通过对具体的人和普通的物的描写，来表达微妙而美好的感情和思想。通讯员之死，是一个普通的、具体的人的死亡。因此比起单纯的崇高感，他在读者内心所引发的，更多的是亲近的喜爱和同情。同时，借用新媳妇这个“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第11期）的视角，同样年轻且尚未体验人生幸福的通訊员之死，更令人痛惜。
至于“抒情诗的风味”，从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上就可见得。《百合花》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它和孙犁的《荷花淀》都称之为“战争诗化小说”。但比起《荷花淀》对一场惊险伏击的抒情化描写，《百合花》所展现的，却是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空间，就像小说开头联想到赶集的行路，中间的闲话家常。《荷花淀》从外在化的视角，将战争抒情化，而《百合花》却进入到人物的内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气息，给人一种更亲切的感觉。战争之残酷与生活之静美构成鲜明的对比。情感的作用虽然不能直接对抗战争，却把生活的美放大，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对照茹志鹃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妯娌》《如愿》《春暖时节》等作品，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百合花》的特点。这些作品虽然也结构精巧，表现了细腻的感情，但在对生活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期望中，多少有前进与落后、理解和追赶时代步伐的压力。但在《百合花》中，不同身份的人自然而和谐地相处，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更没有敌意。小说里虽然也有“我”向新媳妇解释“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的情节，但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新媳妇很快领会到了，抱着被子出来，甚至令通讯员“颇不服气”，为什么同样的说法，她的转变之快。可见，小说借助这一革命话语，展现的却是通讯员的青涩，以及年轻异性之间相处时的微妙气氛。所以，茹志鹃采用战争这一题材，强化了她的日常生活表达，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朴素而美好的情感交流。
茅盾还用“清新、俊逸”形容《百合花》的写作风格。其实《百合花》能够在短短六千字里，表达出这样丰富而清晰的情感，除了作者对结构的处理，也得益于他对古典美学的接续。小说极富意象性，最显著的意象，便是百合花——“象征纯洁和感情”的花。百合花使得我们对这一条特殊的被子，有了具体的形象感，也多亏题目叫“百合花”，而不是“一条花被子”，使得小说余味无穷。同时，小说中反复出现象征团圆的月亮，战事又发生在中秋节，同乡、月饼、童谣，对故乡的念想一层层叠加，表现了人们对和平、团聚的温情的渴望。也通过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古典意象，营造了一种时节的家常氛围。
小说在叙事时多使用白描，简洁而生动，富有古典小说的韵味：“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小说虽然写到“我”的心理活动，但更多的是借“我”之眼，从外部观察通讯员和新媳妇的一举一动。“我”既是主要叙述者，又是见证者。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环境中，有意思的是，新媳妇的亮相是非常古典的。“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句话放在《红楼梦》里，大概也不显得突兀。茹志鹃自己也多次提及《红楼梦》的阅读经验。而新媳妇时时含笑又爱捉弄人的性格，也让人想到晴雯等个性活泼、神采飞扬的女性形象，大大超出了革命小说中固态化的农村妇女形象。
纵然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发生了悲剧性事件，小说的总体氛围是克制的，哀而不伤，而当被子盖上通讯员的脸时，产生一种介于告别与拥抱、牺牲与希望的复杂的情绪，可以说，是另一种理想主义，另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如果说，鲁迅《药》中坟头长出的红白的花，多少给人一种凄冷而沉重的感觉，那么，《百合花》中对百合花的描写就充满了热度和温情。
茹志鹃说《百合花》“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第11期）。小说在很多地方，都巧妙地借用了爱情的手法和文化符码。青年男子独自进入住有年轻女子的人家，两人见面，哪怕只有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声音，都是许许多多传统爱情小说及戏剧的开始。茹志鹃巧妙地避开了他俩初见的情形，既留下读者想象的空间，又避免越界的嫌疑。试想，如果新媳妇“咬着嘴唇笑”的情形，出现在他们独处时，难免显得不够郑重。此外，在小说中，新媳妇的丈夫完全没有出现，也没有解释他去了哪儿，为何不在。这种缺席可以理解为简省不必要的人物，但也将新媳妇单独推向台前。事实上，新婚丈夫被拉壮丁，因战争、劳役死亡或失去联系，是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情节。而作为嫁妆的结婚被子，就像嫁衣一样，是相当暧昧的私密之物，天然地具有爱情色彩。当“我”猜想新媳妇缝制被子的情形时，通讯员也意识到了这个被子所承载的感情，便想把被子还给她。最后，往棺材放被子既是一种民俗，又隐隐把新婚之欢愉和死亡之骤至联系起来。这里并不是说通讯员取代了他丈夫的叙事位置，而是它改变了文化潜意识中新嫁娘与战争的联系，把基于亲情、爱情等人伦纽带的悲情，置换成一种普遍的人性，一种纯情的爱和悲悯。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对《百合花》的解读也在发生变化，从十七年间把它向主旋律理解，歌颂军民感情，到80年代把它和人性关联起来，但无论如何，随着这篇小说被经典化，它的牧歌式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厚。茹志鹃说，她是在忧虑、缅怀中写了《百合花》。今天来看，它确实表现了一种久已失落的纯洁精神与美好感情。《百合花》写的是一个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相互交流沟通的时代，每个人都十分善良、真诚、朴素，人们之间相互信任，愿意付出，勇于牺牲。因此。才能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空和突发的事件中，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情感。它的的确确是一首牧歌，一首关于理想和美的牧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首优美的牧歌，都使人悄焉动容，都值得今天以及未来的读者，细致地体味，深入地解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
自发表之日起，《百合花》就一直备受关注。茅盾赞扬“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孙露茜，王凤伯：《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251），这个评价，今天来看，也非常准确。首先，小说极度凝练。故事发生在一天内，从早晨到夜里。而且反映的也不是熟人关系，“我”，通讯员，新媳妇，都只是初见，读者对人物的了解和人物之间的了解是一样的。就在这短暂的、具有极大偶然性的时空中，人和人一步步接近，相互理解，产生感情。其次，小说的每一个场景都非常集中，并且巧妙地展现出人物的特征。在“同行”和“借被”两个戏剧化场景中，“我”和新媳妇各自初次见到通讯员，都对他有些误会。也正是通过这些看似寻常的小小误解和插曲，“我”和新媳妇才了解他看似有些不善于沟通，其实是个羞涩、质朴、善良的年轻人，对他感到亲切和喜爱。到了晚上，先是氛围有了稍微的舒缓，然后随着战斗开始，战事越来越激烈，不可阻挡地指向故事的高潮——通讯员被送到包扎所，“我”和新媳妇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亡。在战争前与战争后，所有的细节都是呼应的，无论是撒满百合花的被子、在新媳妇家挂破的衣服，还是送“我”的两个馒头。小说善于通过对具体的人和普通的物的描写，来表达微妙而美好的感情和思想。通讯员之死，是一个普通的、具体的人的死亡。因此比起单纯的崇高感，他在读者内心所引发的，更多的是亲近的喜爱和同情。同时，借用新媳妇这个“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第11期）的视角，同样年轻且尚未体验人生幸福的通訊员之死，更令人痛惜。
至于“抒情诗的风味”，从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上就可见得。《百合花》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它和孙犁的《荷花淀》都称之为“战争诗化小说”。但比起《荷花淀》对一场惊险伏击的抒情化描写，《百合花》所展现的，却是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空间，就像小说开头联想到赶集的行路，中间的闲话家常。《荷花淀》从外在化的视角，将战争抒情化，而《百合花》却进入到人物的内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气息，给人一种更亲切的感觉。战争之残酷与生活之静美构成鲜明的对比。情感的作用虽然不能直接对抗战争，却把生活的美放大，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对照茹志鹃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妯娌》《如愿》《春暖时节》等作品，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百合花》的特点。这些作品虽然也结构精巧，表现了细腻的感情，但在对生活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期望中，多少有前进与落后、理解和追赶时代步伐的压力。但在《百合花》中，不同身份的人自然而和谐地相处，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更没有敌意。小说里虽然也有“我”向新媳妇解释“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的情节，但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新媳妇很快领会到了，抱着被子出来，甚至令通讯员“颇不服气”，为什么同样的说法，她的转变之快。可见，小说借助这一革命话语，展现的却是通讯员的青涩，以及年轻异性之间相处时的微妙气氛。所以，茹志鹃采用战争这一题材，强化了她的日常生活表达，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朴素而美好的情感交流。
茅盾还用“清新、俊逸”形容《百合花》的写作风格。其实《百合花》能够在短短六千字里，表达出这样丰富而清晰的情感，除了作者对结构的处理，也得益于他对古典美学的接续。小说极富意象性，最显著的意象，便是百合花——“象征纯洁和感情”的花。百合花使得我们对这一条特殊的被子，有了具体的形象感，也多亏题目叫“百合花”，而不是“一条花被子”，使得小说余味无穷。同时，小说中反复出现象征团圆的月亮，战事又发生在中秋节，同乡、月饼、童谣，对故乡的念想一层层叠加，表现了人们对和平、团聚的温情的渴望。也通过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古典意象，营造了一种时节的家常氛围。
小说在叙事时多使用白描，简洁而生动，富有古典小说的韵味：“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小说虽然写到“我”的心理活动，但更多的是借“我”之眼，从外部观察通讯员和新媳妇的一举一动。“我”既是主要叙述者，又是见证者。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环境中，有意思的是，新媳妇的亮相是非常古典的。“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句话放在《红楼梦》里，大概也不显得突兀。茹志鹃自己也多次提及《红楼梦》的阅读经验。而新媳妇时时含笑又爱捉弄人的性格，也让人想到晴雯等个性活泼、神采飞扬的女性形象，大大超出了革命小说中固态化的农村妇女形象。
纵然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发生了悲剧性事件，小说的总体氛围是克制的，哀而不伤，而当被子盖上通讯员的脸时，产生一种介于告别与拥抱、牺牲与希望的复杂的情绪，可以说，是另一种理想主义，另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如果说，鲁迅《药》中坟头长出的红白的花，多少给人一种凄冷而沉重的感觉，那么，《百合花》中对百合花的描写就充满了热度和温情。
茹志鹃说《百合花》“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第11期）。小说在很多地方，都巧妙地借用了爱情的手法和文化符码。青年男子独自进入住有年轻女子的人家，两人见面，哪怕只有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声音，都是许许多多传统爱情小说及戏剧的开始。茹志鹃巧妙地避开了他俩初见的情形，既留下读者想象的空间，又避免越界的嫌疑。试想，如果新媳妇“咬着嘴唇笑”的情形，出现在他们独处时，难免显得不够郑重。此外，在小说中，新媳妇的丈夫完全没有出现，也没有解释他去了哪儿，为何不在。这种缺席可以理解为简省不必要的人物，但也将新媳妇单独推向台前。事实上，新婚丈夫被拉壮丁，因战争、劳役死亡或失去联系，是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情节。而作为嫁妆的结婚被子，就像嫁衣一样，是相当暧昧的私密之物，天然地具有爱情色彩。当“我”猜想新媳妇缝制被子的情形时，通讯员也意识到了这个被子所承载的感情，便想把被子还给她。最后，往棺材放被子既是一种民俗，又隐隐把新婚之欢愉和死亡之骤至联系起来。这里并不是说通讯员取代了他丈夫的叙事位置，而是它改变了文化潜意识中新嫁娘与战争的联系，把基于亲情、爱情等人伦纽带的悲情，置换成一种普遍的人性，一种纯情的爱和悲悯。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对《百合花》的解读也在发生变化，从十七年间把它向主旋律理解，歌颂军民感情，到80年代把它和人性关联起来，但无论如何，随着这篇小说被经典化，它的牧歌式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厚。茹志鹃说，她是在忧虑、缅怀中写了《百合花》。今天来看，它确实表现了一种久已失落的纯洁精神与美好感情。《百合花》写的是一个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相互交流沟通的时代，每个人都十分善良、真诚、朴素，人们之间相互信任，愿意付出，勇于牺牲。因此。才能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空和突发的事件中，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情感。它的的确确是一首牧歌，一首关于理想和美的牧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首优美的牧歌，都使人悄焉动容，都值得今天以及未来的读者，细致地体味，深入地解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