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培刚自署养浩斋主，安徽阜阳人，1966年出生。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书协第四届副秘书长、第五届行书委员会副主任、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省文史馆书画研究员、安徽省青联常委、安徽省青年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品先后入选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书法展（三等奖）和全国第六届、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览，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大展，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首届“杏花村汾酒集团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展，首届“皖北煤电杯”全国书法大展（优秀奖），第二届全国行草书大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书法展（优秀奖），首届世界华人艺术展等全国及省级展览50多次。2005年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奖；2007年被中国书协评为“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首届优秀青年书法家。出版专著《史培刚书法作品集》。2013年获书法报兰亭诸子奖。2014年被评为安徽省第二批文艺拔尖人才。
　　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既有丰富的感性认知、表达的一面，也有知性思考、理性升华的一面。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是艺术家在审美感受的推动之下，运用一定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情感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的艺术形象，即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
　　一般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富有独创精神的个体感性活动，不需要理性思维的介入。类似观点在当代青年艺术家中还颇有市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其特点是富有形象性、想像性、情感性，形象思维虽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再现，属于广义的认识活动，它遵循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符合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发展轨迹。而艺术理论之所以产生、发展，也是在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以及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下，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繁荣，为了更好地总结艺术经验，顺应社会需求的产物。同时，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特定艺术理论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
　　宗白华在他的《美学散步》里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封建专制统一王朝倾覆，天崩地裂，儒家思想大一统局面被打破，道家思想、魏晋玄学、佛教理论成为时代风尚，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极为活跃，堪称审美的自觉时代，文学、书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的成就光前垂后、映照干古。不仅出现了三曹、阮籍、嵇康、陶渊明、顾恺之、王羲之、王献之等大文学家、大画家、大书法家，同时也是我国艺术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顾恺之的画论、宗炳的《画山水序》等，它们不仅是对于时代文艺成就的总结，更是指引后学的理论典范。至今，我们从事文艺创作依旧离不开上述艺术理论著作的教诲、熏陶。
　　一定的艺术创作必然受到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活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千百年来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们也不会一直乐此不彼地对艺术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同时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启发和作品格调的提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种视艺术创作为纯粹的个人或小圈子精神活动的观点只能将艺术带人死胡同，万不可取。例如近现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最初习馆阁体，被陈独秀评为“其字俗在骨”。馆阁体，又称台阁体，是一种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的官场用书体，以明清两代为盛。在古代科举考试中，亦要求以这种书体应考，故亦有称其为“干禄体”者。馆阁体讲究黑、密、方、紧，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是明、清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在科举试场上，使用这种书体会令作品加分不少，后来由于用此种书体太多遂成必学书体。它强调书体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并不强调艺术个性的张扬，与真正的书法艺术背道而驰。天性叛逆的陈独秀自然对馆阁体是没有好感的，他对“其字俗在骨”的酷评可谓一针见血，这对于沈尹默提升艺术品格具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沈尹默自此便发奋习书，先临习汉碑，继而专心于北碑，最后徜佯于二王以来的帖学名家。最终其字“一洗凡马万古枯”，“豪华落尽见真纯”，成为20世纪书学巨擘。
　　所以，艺术理论可以指导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使他们少走弯路。日常创作中或许我们无法确切而精确地感受到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易单纯地认为创作仅仅是对视觉美感的一种描绘，其实不然，理论知识往往内在地支撑着创作者对美感的认识和感悟。艺术创作体现的就是艺术家全部的修养和智慧。艺术理论不断的推陈出新引导艺术家创作出赋予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同时在艺术理论的指导下，艺术家才能不断地突破思维的禁锢和固守的疆域，从而创作出一件件精彩绝伦、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
　　例如，理论与创作并举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伟大高峰，二王的真、行、草诸体是彪炳千秋的法书。虽然，二王没有可靠、系统的书论论著传世，但是从其零散的文字也可以看出其理论造诣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唐代孙过庭的《书谱》不仅是中国书法史的草书佳作，这篇3700百字的煌煌大论，内容广博宏富，涉及中国书学各个重要方面，且见解精辟独到，揭示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及许多重要规律，从而成为我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述，标志着中国书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辉煌的阶段。在这里，理论与创作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书法这一具有东方智慧的传统艺术的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与艺术观念的革新与变化是密切相连的，如中国书法清代碑学的兴起，就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的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包世臣提出了碑学概念，康有为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阐释，成为引领清代后期碑学书法运动的精神旗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时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画的发展也是如此，南齐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提出的六法论，标志着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代。他从绘画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都进行了全面概括，成为历代画家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