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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拍戏，是彭小莲一直在做的两件事，也是她放不下的两件事。今年，她的新片《请你记住我》上映，她的新书《记忆的颜色》出版。拍戏，不为钱；写书，不赚钱。用她自己的话说，拍戏也是想挣钱，关键是她不知道怎么做，如果努力去学习挣钱的本事，她就感觉失去了那唯一的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乐趣。
所以，在没找到钱拍戏和写不出文字的时间里，她读书，读很多书。她说自己读书的速度不快，早晨游完泳，开始读书，一直读到晚上睡觉，每天如此。
他们写的人我能感受到
一切都回到最开始。
如果提问，你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大多数人会一脸茫然，往记忆深处搜索一番，也未必有答案，但彭小莲记得非常清楚，她的第一本书是从书橱背后掉下来的《别林斯基文选》，满涛先生翻译，评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这本书评，几乎和作品一样长。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是这样在写书评，怎么有比小说更像小说的评论？生动、明确，直指本质。所有的人物，在别林斯基笔下再一次栩栩如生，我这个一看外国名字就打瞌睡的人，突然抱着这本书再也放不下了。”
在父亲彭柏山的书橱里，彭小莲找到许多“作家出版社”的“黄皮书”，那是属于特定时代的颜色：淡黄色的封面，咖啡色的书名，简单朴实，却在渴望文学的人眼中闪闪发光。
依着书评，彭小莲找来小说《当代英雄》。“但是，我没有看明白，只觉得毕巧林就是没有‘道德’的坏人，怎么就成了‘英雄’？再重读别林斯基的书评，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读书训练，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书本。”
父亲留给了彭小莲整整七个书橱的书，这些书奇迹般地经历了各种险境被保留下来，既没被抄走，也没被烧毁，它们穿越时间，经过父亲的手摩挲之后，来到了彭小莲的手中。在一些书里，彭小莲发现了父亲做的读书卡片，慢慢地整理、收集，竟有一百来张，所有的卡片，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小字。她感觉到父亲的目光，“他似乎一直站立在里面，指点着我们看书，你随便抽一本小书，常常会在那里看见他工整的小字，他的笔迹，他的思考。”
通过这条路径开始阅读，彭小莲喜欢上西方文学。《凯旋门》令她感动，便将最后的章节反反复复地看——“卡车沿着华格莱路，转入了星星广场。到处都没有灯光。广场上一片漆黑，黑得连凯旋门都看不见了”——看到最后，都背下来了，“作家们在日常生活里脚踏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思想，人物是立体的，他们写的人我能感受到。”
只记得我买了一套又一套《癌病房》，送给了很多人
彭小莲不爱看中国古典文学。《唐诗三百首》，母亲一边教，她一边打哈欠；《红楼梦》读不下去，“怎么吃个螃蟹能说上半天”；《三国志》哗哗哗往下翻，可看过就忘。彭小莲去江西插队，母亲在家里将唐诗宋词翻成白话文，细细地誊抄下来，再添写上作者的背景，“弄了几本小本子。我妈的字特别漂亮。这些本子都在，但我都没看过——肯定有一天是要看的，一定好好把这一课补起来，但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去看。直到我离开农村的前几天，我开始看《红楼梦》，我想我是看懂了，也看到它的价值，但是在本质上，应该说，我没有看通。”
十三四岁的彭小莲性格外向，但因为成份不好，家长关照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她交往。渐渐地，她变得不善于社交，独自沉浸在翻译文学之中，借助书籍发现了可以逃避现实的另一重时空：“我对人家怎么读书、怎么想不知道。我也不和别人交流。我就自己在那里感动。”她最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当然是卡夫卡。
清楚记得《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变成甲虫后，满心期待着妹妹的关怀，但妹妹却对他充满鄙夷，态度愈发冷漠；父亲向格里高丢去苹果，这些苹果谁也不敢取走，只能任由它们渐渐腐烂，“格里高的背碰到了腐烂的苹果，苹果的霉烂点波及周围。他带着爱心和感动回忆家庭，并坚定地认为他必须从这个家里消失，这种看法的坚定性比起他妹妹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细致地描述起这经典的一幕，彭小莲眼前出现的，总是那个背着烂苹果的大甲虫，烂苹果嵌在他的身体里，他和苹果一起在腐烂。说到这些，彭小莲依然动情。
还有当年读《审判》。书，是彭小莲偷偷摸摸拿来看的，年纪还小，完全没有读懂卡夫卡要表达的深意，但小说营造出的氛围却感同身受。这些感受保存在身体里，比任何事物都藏得更深，记得更牢。待到成熟后，再看，当年的一切又醒过来，才是刻骨铭心。
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中，描写了一群受癌细胞侵害的人，比死亡更恐怖是等待死亡。惊心动魄，彭小莲用了这四个字。翻开那一本反复阅读过的《癌病房》，里面密密麻麻夹着小纸条，上面的字都褪掉了，纸也脆了。“我再也想不起自己写过些什么，怎么写了那么多，只记得我买了一套又一套《癌病房》，送给了很多人。
当我对翻译有怀疑时，就去翻翻原文
彭小莲不看电视，上海的家中没有电视机，有时间的话她更愿意看书。她对学生和晚辈最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啊，还是书看得少，回家看书去，从头开始。”
此前读伊恩·麦克尤恩《甜牙》的中文版，彭小莲觉得故事好，托美国的朋友寄了本英文版来。彭小莲欣赏麦克尤恩的文字，“简单，单纯，有力量。他将最简单的词用得极为准确。”“当我对翻译有怀疑时，就去翻翻原文。另一门语言让你走向世界。当组织不同的语言结构的时候，你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了，会下意识受其影响。”
彭小莲只译过一篇文章，收录在《不要给我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认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奥特曼》一书中。文章是奥特曼为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集写的序言，因为奥特曼把卡佛的九个短篇和一首诗拍成了电影，趁着电影大卖的时候，单独出了一本书。（电影《人生交叉点》改编自卡佛作品，实际上应该译为《短镜头》，原名叫Short Cut），“此外，我从没翻译过其他文字。”
因为自己是写作者，彭小莲看书永远要做“看通”的人，看透作者，看透自己，也看透人生。在她的文章《书橱里的父亲》里，彭小莲写道：“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是看书，只有游走在字里行间，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找到一份安定，还有那份自由。思想是沉默的，但是它可以跟着这些书籍，去随意地飞翔。”
见过彭小莲的人，会觉得她很“硬”，说话都有铿锵有力、蹦出火星的硬气，斗志昂扬，感觉何时何地都不会被打败。但她却说：“其实我是最不坚强的人。所有人说我坚强，可坚强是哪儿来的啊？我遇事常常哭个稀里哗啦，根本不坚强。但我遇事冷静，思维有逻辑，这是读书读来的。实际上，敏感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坚强的。一个人表现得坚强，依靠的是他的精神力量。 读书丰满了人格， 精神丰富了，拥有了自我价值的选择，外面的一切就不能再伤害到他了。”
也在这一刻，她明白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正含义。
彭小莲×她的书单
书店里的书那么多，该如何选择？彭小莲是买一本就要读一本：“我读书读到现在，就像看电影，看两个镜头就知道能不能看。看书，在网上看一下作者的名字，故事大纲，就知道该不该买，十有八九不会错的。”
书市上，心灵鸡汤类卖得最好，彭小莲一本也不要看。“那些真正的好书是会有人买的，但好书的受众也就只有这么多。”
《黑犬》（伊恩·麦克尤恩）
“《黑犬》乍看之下像是非虚构，其实是一个小说故事。麦克尤恩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出生于劳工家庭，所以能带一种距离感去描绘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历史悲剧的维度》（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等）
“这本书对拍电影的人特别有帮助。其中讲到迈克尔·哈内克怎么完成黑白电影《白丝带》的，还有达内兄弟是如何从纪录片走向故事片的。”
《又来了，爱情》（多丽丝·莱辛）
“描写了一个‘人人都爱她’的老女人，莱辛对女性的心理描写十分精确。小说结构也漂亮。翻译好得很，我特地上网查了，原来译者是上海社科院英国文学中心主任瞿世镜。”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玛琳娜·柳薇卡）
“作者生于德国难民营，之后移民英国，在英国写作，是一位矛盾的知识分子。小说从84岁的老爸要和36岁的金發女郎结婚开始，全书充满黑色幽默。”
所以，在没找到钱拍戏和写不出文字的时间里，她读书，读很多书。她说自己读书的速度不快，早晨游完泳，开始读书，一直读到晚上睡觉，每天如此。
他们写的人我能感受到
一切都回到最开始。
如果提问，你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大多数人会一脸茫然，往记忆深处搜索一番，也未必有答案，但彭小莲记得非常清楚，她的第一本书是从书橱背后掉下来的《别林斯基文选》，满涛先生翻译，评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这本书评，几乎和作品一样长。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是这样在写书评，怎么有比小说更像小说的评论？生动、明确，直指本质。所有的人物，在别林斯基笔下再一次栩栩如生，我这个一看外国名字就打瞌睡的人，突然抱着这本书再也放不下了。”
在父亲彭柏山的书橱里，彭小莲找到许多“作家出版社”的“黄皮书”，那是属于特定时代的颜色：淡黄色的封面，咖啡色的书名，简单朴实，却在渴望文学的人眼中闪闪发光。
依着书评，彭小莲找来小说《当代英雄》。“但是，我没有看明白，只觉得毕巧林就是没有‘道德’的坏人，怎么就成了‘英雄’？再重读别林斯基的书评，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读书训练，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书本。”
父亲留给了彭小莲整整七个书橱的书，这些书奇迹般地经历了各种险境被保留下来，既没被抄走，也没被烧毁，它们穿越时间，经过父亲的手摩挲之后，来到了彭小莲的手中。在一些书里，彭小莲发现了父亲做的读书卡片，慢慢地整理、收集，竟有一百来张，所有的卡片，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小字。她感觉到父亲的目光，“他似乎一直站立在里面，指点着我们看书，你随便抽一本小书，常常会在那里看见他工整的小字，他的笔迹，他的思考。”
通过这条路径开始阅读，彭小莲喜欢上西方文学。《凯旋门》令她感动，便将最后的章节反反复复地看——“卡车沿着华格莱路，转入了星星广场。到处都没有灯光。广场上一片漆黑，黑得连凯旋门都看不见了”——看到最后，都背下来了，“作家们在日常生活里脚踏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思想，人物是立体的，他们写的人我能感受到。”
只记得我买了一套又一套《癌病房》，送给了很多人
彭小莲不爱看中国古典文学。《唐诗三百首》，母亲一边教，她一边打哈欠；《红楼梦》读不下去，“怎么吃个螃蟹能说上半天”；《三国志》哗哗哗往下翻，可看过就忘。彭小莲去江西插队，母亲在家里将唐诗宋词翻成白话文，细细地誊抄下来，再添写上作者的背景，“弄了几本小本子。我妈的字特别漂亮。这些本子都在，但我都没看过——肯定有一天是要看的，一定好好把这一课补起来，但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去看。直到我离开农村的前几天，我开始看《红楼梦》，我想我是看懂了，也看到它的价值，但是在本质上，应该说，我没有看通。”
十三四岁的彭小莲性格外向，但因为成份不好，家长关照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她交往。渐渐地，她变得不善于社交，独自沉浸在翻译文学之中，借助书籍发现了可以逃避现实的另一重时空：“我对人家怎么读书、怎么想不知道。我也不和别人交流。我就自己在那里感动。”她最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当然是卡夫卡。
清楚记得《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变成甲虫后，满心期待着妹妹的关怀，但妹妹却对他充满鄙夷，态度愈发冷漠；父亲向格里高丢去苹果，这些苹果谁也不敢取走，只能任由它们渐渐腐烂，“格里高的背碰到了腐烂的苹果，苹果的霉烂点波及周围。他带着爱心和感动回忆家庭，并坚定地认为他必须从这个家里消失，这种看法的坚定性比起他妹妹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细致地描述起这经典的一幕，彭小莲眼前出现的，总是那个背着烂苹果的大甲虫，烂苹果嵌在他的身体里，他和苹果一起在腐烂。说到这些，彭小莲依然动情。
还有当年读《审判》。书，是彭小莲偷偷摸摸拿来看的，年纪还小，完全没有读懂卡夫卡要表达的深意，但小说营造出的氛围却感同身受。这些感受保存在身体里，比任何事物都藏得更深，记得更牢。待到成熟后，再看，当年的一切又醒过来，才是刻骨铭心。
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中，描写了一群受癌细胞侵害的人，比死亡更恐怖是等待死亡。惊心动魄，彭小莲用了这四个字。翻开那一本反复阅读过的《癌病房》，里面密密麻麻夹着小纸条，上面的字都褪掉了，纸也脆了。“我再也想不起自己写过些什么，怎么写了那么多，只记得我买了一套又一套《癌病房》，送给了很多人。
当我对翻译有怀疑时，就去翻翻原文
彭小莲不看电视，上海的家中没有电视机，有时间的话她更愿意看书。她对学生和晚辈最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啊，还是书看得少，回家看书去，从头开始。”
此前读伊恩·麦克尤恩《甜牙》的中文版，彭小莲觉得故事好，托美国的朋友寄了本英文版来。彭小莲欣赏麦克尤恩的文字，“简单，单纯，有力量。他将最简单的词用得极为准确。”“当我对翻译有怀疑时，就去翻翻原文。另一门语言让你走向世界。当组织不同的语言结构的时候，你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了，会下意识受其影响。”
彭小莲只译过一篇文章，收录在《不要给我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认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奥特曼》一书中。文章是奥特曼为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集写的序言，因为奥特曼把卡佛的九个短篇和一首诗拍成了电影，趁着电影大卖的时候，单独出了一本书。（电影《人生交叉点》改编自卡佛作品，实际上应该译为《短镜头》，原名叫Short Cut），“此外，我从没翻译过其他文字。”
因为自己是写作者，彭小莲看书永远要做“看通”的人，看透作者，看透自己，也看透人生。在她的文章《书橱里的父亲》里，彭小莲写道：“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是看书，只有游走在字里行间，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找到一份安定，还有那份自由。思想是沉默的，但是它可以跟着这些书籍，去随意地飞翔。”
见过彭小莲的人，会觉得她很“硬”，说话都有铿锵有力、蹦出火星的硬气，斗志昂扬，感觉何时何地都不会被打败。但她却说：“其实我是最不坚强的人。所有人说我坚强，可坚强是哪儿来的啊？我遇事常常哭个稀里哗啦，根本不坚强。但我遇事冷静，思维有逻辑，这是读书读来的。实际上，敏感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坚强的。一个人表现得坚强，依靠的是他的精神力量。 读书丰满了人格， 精神丰富了，拥有了自我价值的选择，外面的一切就不能再伤害到他了。”
也在这一刻，她明白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正含义。
彭小莲×她的书单
书店里的书那么多，该如何选择？彭小莲是买一本就要读一本：“我读书读到现在，就像看电影，看两个镜头就知道能不能看。看书，在网上看一下作者的名字，故事大纲，就知道该不该买，十有八九不会错的。”
书市上，心灵鸡汤类卖得最好，彭小莲一本也不要看。“那些真正的好书是会有人买的，但好书的受众也就只有这么多。”
《黑犬》（伊恩·麦克尤恩）
“《黑犬》乍看之下像是非虚构，其实是一个小说故事。麦克尤恩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出生于劳工家庭，所以能带一种距离感去描绘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历史悲剧的维度》（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等）
“这本书对拍电影的人特别有帮助。其中讲到迈克尔·哈内克怎么完成黑白电影《白丝带》的，还有达内兄弟是如何从纪录片走向故事片的。”
《又来了，爱情》（多丽丝·莱辛）
“描写了一个‘人人都爱她’的老女人，莱辛对女性的心理描写十分精确。小说结构也漂亮。翻译好得很，我特地上网查了，原来译者是上海社科院英国文学中心主任瞿世镜。”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玛琳娜·柳薇卡）
“作者生于德国难民营，之后移民英国，在英国写作，是一位矛盾的知识分子。小说从84岁的老爸要和36岁的金發女郎结婚开始，全书充满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