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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上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兜兜转转数百年，究竟是唯心主义站上风，还是唯物主义笑到最后，没人可以给出果断的答案。同哲学问题相似的是，人们对于生与死的探索同样也在进行着。
俗人皆好生而恶死，所以清代邓汉仪才有“千古艰难惟一死”之说。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而惶惶不得终，是害怕死亡，还是对于生的依恋？想必你会问，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我存活于世上短短数十载，没有丰厚的财富，没有傲人的外表，甚至没有令人愉悦的一瞬间，我不追求生命的长久，那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而庄子所谓的“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那是君子的态度，君子对于生死是淡然的，生也好，忘也罢，他不为生而满足，不为死而癫狂，他丝毫不刻意，不问自己来自何处，也不畏自己该去往何方，生与死都与他人无关，甚至与自己无关。
然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确实有不少盲目而迫切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甚至是追求着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说法。而那些想急切证明自己存在的人往往因激进而迷失方向，从而引向死亡。在这里我并不是批判性指责这些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而是感到悲伤与哀恸。周国平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写到：“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我们往往能做到的是与天地共存，却无法做到与天地长河共亡。
相比起庄子的自然生死观，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曾回答子路对于生死的疑问，“未知生，焉知死？”如此回避而不直答的态度是让人感到困惑的。同样的，中方与西方文化总有着相通相似之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第三幕中叩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庄子在《知北游》谈到：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为人立神形之本，人的生命是载之以形，守之以神的，人的身体毁灭了，其生命也走向了死亡。而我们依靠着孱弱的身体去探索、追寻所属的人生意义，本身也就显得无可厚非了。
社会上的个人是独立的存在，从单方面来说他是孤独的，放在特定的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个人的生命或起居问题便显得更微不足道。
我总是会想起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虽然我未经历过，到种种资料都在提醒着我，那段历史是应该被全世界人民铭记的。2016年《看天下》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名为《国家面子的背后：汉城奥运会前的苦役、凌虐与杀戮》短暂记录了“兄弟之家”的经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一个奇迹，是神的杰作，是韩国全体国人的杰作。”再次提起那场奥运会，时任组委会的主席朴世直仍神采飞扬，在他眼里，那是韩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拐点。但世界人民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面子的光彩，却忽略了面子背后所潜在的人民的苦难。为了一个看似光鲜整洁的社会环境，上万人被强行逮捕，关押至数十个秘密监狱里，等待他们的是“劳动改造”，是所谓“做人的义务行为”。
毫无疑问，当年的汉城奥运会是成功的，因为韩国渐渐地走向了世界，全世界人民都见证了他们的成功，好像全部人都奉献了他们的价值，所有人的人生仿佛也得到了升华。于是有人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地官员需要力量控制住可能会带来威胁的“社会流浪者”，“兄弟之家”刚好成全了他们，而他们所付出的劳力，精神甚至是生命，都是国家所需要的。然而美好国家的建设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做到吗？这样是否可以认为：我们为国家而生，同时也应为国家而亡？我们总是在追问生存的意义何在，仿佛没有追求的人生就不是完整的人，倘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需要用生命作为代价，那么这样主动或被动的“献身”精神能不能被称为正确的生死观念呢？
这里就牵扯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诚然，必须承认说国家的建设就一定得付出人民的生命的说法是偏激的，但当人真正面对以上情况时，是舍小我成大我，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秦始皇为建阿房宫剥削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故不可取，但侧面来说，阿房宫所留下的不只只是万千人民的怨言，它凝结着人民的血泪，是传统建筑的传奇，是传统文化的象征。那个人的牺牲还是不是问题？当然是，倘若每建造一次大工程，创造一项伟业都要以血泪筑墙，以骨肉为柱，那美好的社会生活何时才能到来，人民所期望的幸福又何时才能常驻？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有人追求永生，便会有人选择死亡，只不过这样的人是占据小部分的。
2016年2月23日，“史学奇才”林嘉文因抑郁症跳楼自杀。天才总是孤独的，我无法想象年仅17岁的他在写下两部作品《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與《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后了结了这一生。他在自己的遗书《最后的话》中写到：“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也许是到了曲高和寡的地位，未来对于他也没了吸引力，生活对于他而言是世俗的，没有了对生的渴望，那些该继续的生活又该怎么继续？是盲目的生还是接受死的洗礼？他选择了后者，没有人能够理解，大概所有人都是感到痛心与惋惜的，包括他的父母。但也许正因为没有知己的理解，他才放下了那些不该放下又该放下的东西，留下一生的叹息与遗憾。我对于“生活没有希望后就选择死亡”的态度不敢苟同，因为我无法做到洒脱于天地，我想大部分人也是。
“我们活着，同时也在孕育死亡。”而生死恰巧也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所提到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又将死亡转换成为了生的延续。而面对有限的生命，生得快乐，又何惧死亡？
俗人皆好生而恶死，所以清代邓汉仪才有“千古艰难惟一死”之说。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而惶惶不得终，是害怕死亡，还是对于生的依恋？想必你会问，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我存活于世上短短数十载，没有丰厚的财富，没有傲人的外表，甚至没有令人愉悦的一瞬间，我不追求生命的长久，那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而庄子所谓的“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那是君子的态度，君子对于生死是淡然的，生也好，忘也罢，他不为生而满足，不为死而癫狂，他丝毫不刻意，不问自己来自何处，也不畏自己该去往何方，生与死都与他人无关，甚至与自己无关。
然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确实有不少盲目而迫切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甚至是追求着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说法。而那些想急切证明自己存在的人往往因激进而迷失方向，从而引向死亡。在这里我并不是批判性指责这些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而是感到悲伤与哀恸。周国平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写到：“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我们往往能做到的是与天地共存，却无法做到与天地长河共亡。
相比起庄子的自然生死观，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曾回答子路对于生死的疑问，“未知生，焉知死？”如此回避而不直答的态度是让人感到困惑的。同样的，中方与西方文化总有着相通相似之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第三幕中叩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庄子在《知北游》谈到：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为人立神形之本，人的生命是载之以形，守之以神的，人的身体毁灭了，其生命也走向了死亡。而我们依靠着孱弱的身体去探索、追寻所属的人生意义，本身也就显得无可厚非了。
社会上的个人是独立的存在，从单方面来说他是孤独的，放在特定的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个人的生命或起居问题便显得更微不足道。
我总是会想起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虽然我未经历过，到种种资料都在提醒着我，那段历史是应该被全世界人民铭记的。2016年《看天下》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名为《国家面子的背后：汉城奥运会前的苦役、凌虐与杀戮》短暂记录了“兄弟之家”的经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一个奇迹，是神的杰作，是韩国全体国人的杰作。”再次提起那场奥运会，时任组委会的主席朴世直仍神采飞扬，在他眼里，那是韩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拐点。但世界人民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面子的光彩，却忽略了面子背后所潜在的人民的苦难。为了一个看似光鲜整洁的社会环境，上万人被强行逮捕，关押至数十个秘密监狱里，等待他们的是“劳动改造”，是所谓“做人的义务行为”。
毫无疑问，当年的汉城奥运会是成功的，因为韩国渐渐地走向了世界，全世界人民都见证了他们的成功，好像全部人都奉献了他们的价值，所有人的人生仿佛也得到了升华。于是有人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地官员需要力量控制住可能会带来威胁的“社会流浪者”，“兄弟之家”刚好成全了他们，而他们所付出的劳力，精神甚至是生命，都是国家所需要的。然而美好国家的建设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做到吗？这样是否可以认为：我们为国家而生，同时也应为国家而亡？我们总是在追问生存的意义何在，仿佛没有追求的人生就不是完整的人，倘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需要用生命作为代价，那么这样主动或被动的“献身”精神能不能被称为正确的生死观念呢？
这里就牵扯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诚然，必须承认说国家的建设就一定得付出人民的生命的说法是偏激的，但当人真正面对以上情况时，是舍小我成大我，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秦始皇为建阿房宫剥削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故不可取，但侧面来说，阿房宫所留下的不只只是万千人民的怨言，它凝结着人民的血泪，是传统建筑的传奇，是传统文化的象征。那个人的牺牲还是不是问题？当然是，倘若每建造一次大工程，创造一项伟业都要以血泪筑墙，以骨肉为柱，那美好的社会生活何时才能到来，人民所期望的幸福又何时才能常驻？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有人追求永生，便会有人选择死亡，只不过这样的人是占据小部分的。
2016年2月23日，“史学奇才”林嘉文因抑郁症跳楼自杀。天才总是孤独的，我无法想象年仅17岁的他在写下两部作品《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與《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后了结了这一生。他在自己的遗书《最后的话》中写到：“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也许是到了曲高和寡的地位，未来对于他也没了吸引力，生活对于他而言是世俗的，没有了对生的渴望，那些该继续的生活又该怎么继续？是盲目的生还是接受死的洗礼？他选择了后者，没有人能够理解，大概所有人都是感到痛心与惋惜的，包括他的父母。但也许正因为没有知己的理解，他才放下了那些不该放下又该放下的东西，留下一生的叹息与遗憾。我对于“生活没有希望后就选择死亡”的态度不敢苟同，因为我无法做到洒脱于天地，我想大部分人也是。
“我们活着，同时也在孕育死亡。”而生死恰巧也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所提到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又将死亡转换成为了生的延续。而面对有限的生命，生得快乐，又何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