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关于作家写小说和写影视剧哪一个更“高级”的争论掀起一个小高潮，不过最终也没个结果，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早前在“海岩剧”时代就曾被广泛讨论。其实文学界和编剧界之间，无论是受众面、影响力还是收入的力量角逐，都是随着电视剧市场环境的变好而越来越明朗。从写小说到改写影视剧的编剧中，朱苏进无疑是其中成功的典型。朱苏进曾说：“我觉得影视剧毫无价值。但它的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尽管有人从写小说成功转行做编剧，但朱苏进很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具有商业价值，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编剧所缺少的嗅觉，恰恰这不是朱苏进为迎合市场的创作手法，他作品中吸引观众的人物和故事都和他带着个人化的创作不无关系，特点鲜明——生活化并近乎理想化，这也正是现代观众更愿意接受的一种表达方式。
　　1996年，应导演谢晋之邀朱苏进写了影片《鸦片战争》的剧本，然后被影视圈迅速认识，这之后，朱苏进开始只写影视剧，再也没写过小说。朱苏进的笔下传达出一种个人化的激情，但从来都伴随着各种声音，写《康熙王朝》时，他认为原著堆砌历史事实，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都明显不足，于是大刀阔斧删改，毫无愧色；写《我的兄弟叫顺溜》，他让八路军有了狙击手；在《江山风雨情》里，他让崇桢死在陈圆圆的肩头；在新《三国》里，他让曹操成了一个有勇有谋有担当的枭雄……“当你的世界观足够强大时，外界对你怎么会有影响?就像走在路上，路边的树被风吹得哗哗响，但我还是照样走我的路。当别人对你提出看法和判断时，你内心会形成一种反判断——你难道不会对别人对你的评价产生评价吗?”朱苏进说。但是在与投资方和导演的合作上，从开始写剧本到现在，朱苏进说几乎没有受到需要“改来改去”的约束，除了《我的兄弟叫顺溜》是他完全处于个人喜欢的创作之外，其他的邀约作品也保持了相对的自主性。也许，对于编剧职业这是最大的幸运。
　　朱苏进喜欢说“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他习惯在作品中描述男人与男人之间一种纯粹的情谊；相比口舌交流，他更喜欢精神体悟式的交流方式；他不看国产电视剧。可是这些“毛病”看起来又很本真。朱苏进不太喜欢面对媒体，能躲则躲，本刊记者打第一个约访电话差点被推脱，但是一提到《嘎达梅林》和《我的兄弟叫顺溜》，他缓和了很多。对于写影视剧，朱苏进当然不只看作职业，他喜欢笔下的人物，就像有人评价顺溜，通过那么悲壮的一个结局却看到了编剧的冷静，似乎顺溜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一样。他说过迟早还是要回到写小说本身上，但什么时候自己也不清楚。采访结束时，我问他下一部作品是什么，他说，在做自己想做的一件事。但对我的追问，他难得地大笑着说：就给我一点空间好不好?
　　记者：据说你本来一直不想写《嘎达梅林》这个剧本，最终为何成行?是像你笑称的自己被“情感绑架”了吗?
　　朱苏进：当时正好有个项目停下来了，巴特尔(制片人)来找我，说让我去草原看看，我愿不愿意写是一回事，但是那个草原我很喜欢也向往，我想既然来了，就为草原和它的历史做点什么吧。虽然拖拖拉拉的时间很长，但是真正创作的时间不是很长。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大多数作品都不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但是一直我都还比较顺利。
　　记者：剧中的嘎达梅林话不多，也没有矫揉造作的情感，当末代达王打败了嘎达梅林之后，却很怅然，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比较吸引观众，你似乎在这方面着墨较多。
　　朱苏进：这个不一定需要多着墨，两个人是不是生死对头，是兄弟还是带着仇恨，彼此之间都是要带着理解的。这样的情怀比较符合我的天性。
　　记者：你的作品大抵都带着这样一种色彩。
　　朱苏进：啊哈。这是我的毛病。
　　记者：要把这部片子拍得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时代特征，且具有商业价值，当时巴特尔出于这样的考虑认为你是编剧的不二人选。你觉得怎样做到三者统一?
　　朱苏进：很难做，说实话。我们内地观众会不会喜欢这是很大的问题，主要是他们或许很难理解草原上的子民们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羊群、马群，草原人的传统是无论地位多高，大家都是草原的子民。我们也许只理解红绿灯、高楼和地铁。少数民族题材如何让观众喜欢，过去有过一种成功的经验，比如《刘三姐》、《五朵金花》，那时没有语言的形式，以民歌的形式出现其实是超语言和超故事的，其实无论是《刘三姐》还是《五朵金花》，故事本身非常单纯，用歌声就能醉倒一大片人，内地观众对嘎达梅林的了解是一首歌，嘎达梅林这个人物对于一个电视剧来说非常之难，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
　　记者：顺溜是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故事，我知道你个人很喜欢《顺溜》，写的时候带着怎样的基调?
　　朱苏进：这个是没有任何人约我写的一个剧，写的是我自己喜欢写的一个东西，从搞影视到现在，只有《我的兄弟叫顺溜》这一个东西是我自己想写的，不带有强迫性质的。
　　记者：你在剧里给顺溜安排了一个悲剧结局，抗战胜利了，但人物命运却很残酷，有人说，你是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冷静去看这个人物。直到这时才真正发现，顺溜是从你心里长出来的。
　　朱苏进：我们有个最基本的东西不要忘了，就是打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战争。当他和他的战友打一场属于民主的战争的时候他是英雄，但是那个战争之后其实是他想继续打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他会怎样?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自己的战友、亲人、敌人共同追杀。当代当兵作战，杰出的忠臣看上去往往很像背叛。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戏的内涵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戏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本身也有很好的观赏性，比如你可以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个内涵但依然喜欢这个故事，那也行。电视剧就是这个样子，好看的东西总会有观众明白，看完之后会在心里留下一点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由他自己心里生长的。
　　记者：《让子弹飞》的初稿是你完成的，后面有继续跟进吗?
　　朱苏进：初稿完成以后，我就交给他们由他们改动了。电影最主要是导演，姜文很有激情和野性。不是有说法是中国所有的导演都下蛋了，姜文的蛋一破，蹦个小恐龙出来。为什么呢?姜文导演是最具野性的导演，他的野性直接表达他的一种具有背叛性质的创造力。挺棒的。
　　记者：关于原创和再创圈内一直有些讨论，你认为对编剧而言，含金量真的有区别吗?
　　朱苏进：当然有重大区别，但是我不关心这个事。比如我们中外电影史上的很多伟大的片子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但是他依然在电影化的艺术上有着巨大的创造，是不是?这种声像和意向的表达是小说中一开始就不存在的，我们经常听到说电影把小说给糟蹋了，那是文学家的偏狭，他只是换了一种光彩折射出来的一种灿烂的光。所以一般来讲，并不是说原创就比再创造更有创造力，但一般来讲，原创更难。可是我觉得判断一个创造的东西并不是看他是原创还是再创造，最主要的是他创造了什么。创造出来了新的价值，那无论是哪种创造，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有些东西，标榜的是原创，但其实人家以前早就表达过了，而且表达得还非常好。仅仅从技术上来看是创造，所以原创和再创不要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