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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与莫言写作风格各异，却有许多共同特点。二人文学作品均以自然与女性为主题，彰显出其作品的世界性。其次，两者都从作家的角度审视和关注当代女性的命运。此外，作品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各具特点，展现出欧美生态女性主义与亚洲生态女性主义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点。本文选取门罗和莫言两位作家的代表作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东西方文学的世界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及其具体实现方式。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爱丽丝·门罗 莫言
引言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标志“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除了重视女性主体意识之外，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入研究女性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提升到精神价值的重要位置。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二元逻辑概念，倡导文化多元性，主张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也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超出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在这个社会中， 人类与非人类，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 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以加拿大安大略的小镇为背景，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为创作原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平凡女性的爱情，家庭生活以及内心世界。《逃离》是门罗的代表作，借此门罗于201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逃离》同样描写了加拿大小镇上生活着的普通女性的内心活动与情感，主题还涉及大量自然元素，包括田园、山水、小动物。门罗将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把男性和女性在私人、家庭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把人类与自然视为平等。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其文学作品的背景是他的出生地山东省高密县。作品蕴含着浓浓的“乡恋”“乡愁”“乡怨”。这样的 “恋”“愁”“怨”紧紧围绕在他所塑造的真实的、 鲜活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中国农村妇女身上。莫言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蛙》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真实地描绘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境遇，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束缚中，广大农村女性甘心放弃自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女主人公“姑姑”却不甘心沦为男性的依附者， 苦苦挣扎追求主体身份， 肯定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小说寄托了对现代女性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
一、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相似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门罗与莫言的经典小说《逃离》和《蛙》。可见，平凡女性的一生就是在男权制社会中反抗男权制文化，回归自然直至融入自然的过程。门罗与莫言在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的同时又抒发了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蕴涵着浓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女性与自然同盟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孕育生命的这一独特生理特征使得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母性意识促使女性善待动物，关爱动物。 正如《逃离》中小母山羊弗洛拉象征了女主人公卡拉（Carla）。小时候的弗洛拉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长大了的弗洛拉宛如成熟而安静的少妇。然而，有一天， 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万分痛苦。她回忆起少女时代。为了嫁克拉克为妻，她是那么坚决地逃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可如今的克拉克只是每天在家里摆弄电脑，要卡拉出面打点一切。即便这样，他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与卡拉争吵甚至冷战。卡拉的妥协、屈从没有换来丈夫的半点温情，她彻底绝望了。就在此时，小母山羊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瞬间恢复了女性精神独立意识，她决定再次逃离，逃离不幸的婚姻生活。
小说《蛙》中处处见蛙， 蛙与女人们如影随形。莫言写道“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 “姑姑”人性转换的三次写照都与 “蛙”紧密相连：其一，“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年轻时的姑姑积极地与封建残余接生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她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无法忍受对生命的半点亵渎。她以“女娲造娃”的激情构建了自己的事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其二，“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只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裸体。”在姑姑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她选择了屈服于文明社会的主宰，牺牲了自己的道德观，牺牲了女性本体意识，万般无奈地演变成新生命的刽子手。其三，姑姑遭遇到青蛙袭击后，全身起了一层疱疹，痊愈后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她与郝大手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有名有姓的泥娃娃。“姑姑”试图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这表现出女性在心理上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女性倾向于从自然中汲取力量，获得勇气，恢复女性意识。
（二）反抗男权社会文化
《逃离》中的卡拉承受着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忙着擦地板，挖土豆，削土豆，洗衣服，熨烫，烘烤。她的付出非但没能让她拥有“功臣”般的自豪感，反而在生活中需要处处谨小慎微，即便如此仍然换不到丈夫的半点温情。于是，卡拉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选择了逃离。卡拉不再以男性价值观审视自我，不再服务于男性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男性文明社会的主宰，不再为男人牺牲自己的生活，她努力地恢复着女性特有的经验、欲望和生活。她与邻居贾米森太太跳脱出遵循等级秩序，逃离出男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规矩和观念，表达出女性本我思想。卡拉作为女性与小镇上男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发生冲突，也存在抵抗，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女性意识才不断成长、进步。作品中男性与女性摆脱了对抗为主的关系模式，共生共享，彰显了门罗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思考。
“蛙”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莫言借用《蛙》中蝌蚪母亲的话：“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巧妙地阐述出在男权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完全由男性来定义，女性被边缘化和符号化仅仅成为男人的女儿、妻子、母亲。《蛙》中的女主人公姑姑却敢于掌控自己的命运，逃离出 “蛙”的宿命。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 她勇敢追求独立与自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最终获得了幸福。 二、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不同点——文化的生态根源
欧美国家的立国历史不是很久，文化积淀也没有亚洲古国那样深厚。因此欧美的生态女性文学作家们致力于观察与描绘现存的社会问题，分析研究社会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应如何相处。这种思想在门罗作品《逃离》的结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卡拉搭上了开往新生活的大巴车后，心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与克拉克难以割舍的情感，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迅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远和难以沟通的诸多问题使卡拉浑身颤抖。 她突然不知所措。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独立和自由不是女人追求的全部，如果没有爱情与亲情，无人思念，也不思念任何人，女人仍然是寂寞的、凄凉的、痛苦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是围绕着她，推推拉拉的巴士只能承载着她，没有一处可以与她相亲相爱。卡拉下了车，在车站给克拉克打了电话。紧接着，小母山羊弗洛拉也回来了。她们的回归的确戏剧化了女性抗击文明社会道德准则之后，不得不根据现实生活重新选择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逃离的失败。 她们的逃离是女性与自然欲望的释放与生存意义的证明。卡拉的回归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 她的选择是一个社会命题，指引着时代的走向。在门罗看来，任何性别的差异性都应得到尊重，颠覆两性中的任一性别都不能达到另一性的真正解放。男性和女性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
莫言文学是一种家族历史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小说往往追溯两代、三代人的生命形式的变化，关注女性生命力的彰显。其文化根源在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蛙》是以高密乡的民俗文化为背景，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家族几代人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开的。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传宗接代，女性被教育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尽管世俗道德对妇女个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中国女性仍然潜在着不可屈服的本能。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着许多自然观思想，例如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在自然的感召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本能终究苏醒了，一种新的生命力量缓缓流出，这是妇女意识追求的原动力——和谐与快乐。
结语
门罗和莫言的作品篇幅及侧重点不尽相同，写作风格与语言也各具特色，可字里行间都抒发出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正因为如此，二者充满典型地域色彩的作品才引起了世界读者的共鸣。《逃离》与《蛙》中神秘的大自然，蕴含丰富意象的小动物，与追求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相互依赖，彼此相容，这种对一切存在相互联系的认识赋予地球上的生命以精神价值。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长期以来人类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无论是反映独具特色的“加拿大小镇”的爱丽丝·门罗，还是从中国山东高密乡走向世界的莫言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同地域的文学既有世界性，又存在着与其他地域交错互融的系统。不同地域的文学只有在交流汇合后方可创造出来充满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换句话说，一个地域的优秀的文学只有在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之后才能继续成熟和发展，呈现出非比寻常的无限魅力。语
参考文献
[1]王恒升.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J].齐鲁学刊，2011.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
[3]（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于艳萍.《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SQ15001）】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爱丽丝·门罗 莫言
引言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标志“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除了重视女性主体意识之外，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入研究女性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提升到精神价值的重要位置。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二元逻辑概念，倡导文化多元性，主张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也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超出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在这个社会中， 人类与非人类，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 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以加拿大安大略的小镇为背景，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为创作原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平凡女性的爱情，家庭生活以及内心世界。《逃离》是门罗的代表作，借此门罗于201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逃离》同样描写了加拿大小镇上生活着的普通女性的内心活动与情感，主题还涉及大量自然元素，包括田园、山水、小动物。门罗将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把男性和女性在私人、家庭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把人类与自然视为平等。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其文学作品的背景是他的出生地山东省高密县。作品蕴含着浓浓的“乡恋”“乡愁”“乡怨”。这样的 “恋”“愁”“怨”紧紧围绕在他所塑造的真实的、 鲜活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中国农村妇女身上。莫言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蛙》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真实地描绘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境遇，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束缚中，广大农村女性甘心放弃自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女主人公“姑姑”却不甘心沦为男性的依附者， 苦苦挣扎追求主体身份， 肯定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小说寄托了对现代女性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
一、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相似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门罗与莫言的经典小说《逃离》和《蛙》。可见，平凡女性的一生就是在男权制社会中反抗男权制文化，回归自然直至融入自然的过程。门罗与莫言在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的同时又抒发了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蕴涵着浓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女性与自然同盟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孕育生命的这一独特生理特征使得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母性意识促使女性善待动物，关爱动物。 正如《逃离》中小母山羊弗洛拉象征了女主人公卡拉（Carla）。小时候的弗洛拉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长大了的弗洛拉宛如成熟而安静的少妇。然而，有一天， 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万分痛苦。她回忆起少女时代。为了嫁克拉克为妻，她是那么坚决地逃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可如今的克拉克只是每天在家里摆弄电脑，要卡拉出面打点一切。即便这样，他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与卡拉争吵甚至冷战。卡拉的妥协、屈从没有换来丈夫的半点温情，她彻底绝望了。就在此时，小母山羊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瞬间恢复了女性精神独立意识，她决定再次逃离，逃离不幸的婚姻生活。
小说《蛙》中处处见蛙， 蛙与女人们如影随形。莫言写道“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 “姑姑”人性转换的三次写照都与 “蛙”紧密相连：其一，“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年轻时的姑姑积极地与封建残余接生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她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无法忍受对生命的半点亵渎。她以“女娲造娃”的激情构建了自己的事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其二，“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只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裸体。”在姑姑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她选择了屈服于文明社会的主宰，牺牲了自己的道德观，牺牲了女性本体意识，万般无奈地演变成新生命的刽子手。其三，姑姑遭遇到青蛙袭击后，全身起了一层疱疹，痊愈后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她与郝大手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有名有姓的泥娃娃。“姑姑”试图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这表现出女性在心理上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女性倾向于从自然中汲取力量，获得勇气，恢复女性意识。
（二）反抗男权社会文化
《逃离》中的卡拉承受着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忙着擦地板，挖土豆，削土豆，洗衣服，熨烫，烘烤。她的付出非但没能让她拥有“功臣”般的自豪感，反而在生活中需要处处谨小慎微，即便如此仍然换不到丈夫的半点温情。于是，卡拉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选择了逃离。卡拉不再以男性价值观审视自我，不再服务于男性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男性文明社会的主宰，不再为男人牺牲自己的生活，她努力地恢复着女性特有的经验、欲望和生活。她与邻居贾米森太太跳脱出遵循等级秩序，逃离出男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规矩和观念，表达出女性本我思想。卡拉作为女性与小镇上男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发生冲突，也存在抵抗，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女性意识才不断成长、进步。作品中男性与女性摆脱了对抗为主的关系模式，共生共享，彰显了门罗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思考。
“蛙”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莫言借用《蛙》中蝌蚪母亲的话：“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巧妙地阐述出在男权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完全由男性来定义，女性被边缘化和符号化仅仅成为男人的女儿、妻子、母亲。《蛙》中的女主人公姑姑却敢于掌控自己的命运，逃离出 “蛙”的宿命。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 她勇敢追求独立与自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最终获得了幸福。 二、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不同点——文化的生态根源
欧美国家的立国历史不是很久，文化积淀也没有亚洲古国那样深厚。因此欧美的生态女性文学作家们致力于观察与描绘现存的社会问题，分析研究社会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应如何相处。这种思想在门罗作品《逃离》的结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卡拉搭上了开往新生活的大巴车后，心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与克拉克难以割舍的情感，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迅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远和难以沟通的诸多问题使卡拉浑身颤抖。 她突然不知所措。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独立和自由不是女人追求的全部，如果没有爱情与亲情，无人思念，也不思念任何人，女人仍然是寂寞的、凄凉的、痛苦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是围绕着她，推推拉拉的巴士只能承载着她，没有一处可以与她相亲相爱。卡拉下了车，在车站给克拉克打了电话。紧接着，小母山羊弗洛拉也回来了。她们的回归的确戏剧化了女性抗击文明社会道德准则之后，不得不根据现实生活重新选择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逃离的失败。 她们的逃离是女性与自然欲望的释放与生存意义的证明。卡拉的回归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 她的选择是一个社会命题，指引着时代的走向。在门罗看来，任何性别的差异性都应得到尊重，颠覆两性中的任一性别都不能达到另一性的真正解放。男性和女性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
莫言文学是一种家族历史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小说往往追溯两代、三代人的生命形式的变化，关注女性生命力的彰显。其文化根源在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蛙》是以高密乡的民俗文化为背景，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家族几代人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开的。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传宗接代，女性被教育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尽管世俗道德对妇女个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中国女性仍然潜在着不可屈服的本能。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着许多自然观思想，例如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在自然的感召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本能终究苏醒了，一种新的生命力量缓缓流出，这是妇女意识追求的原动力——和谐与快乐。
结语
门罗和莫言的作品篇幅及侧重点不尽相同，写作风格与语言也各具特色，可字里行间都抒发出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正因为如此，二者充满典型地域色彩的作品才引起了世界读者的共鸣。《逃离》与《蛙》中神秘的大自然，蕴含丰富意象的小动物，与追求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相互依赖，彼此相容，这种对一切存在相互联系的认识赋予地球上的生命以精神价值。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长期以来人类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无论是反映独具特色的“加拿大小镇”的爱丽丝·门罗，还是从中国山东高密乡走向世界的莫言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同地域的文学既有世界性，又存在着与其他地域交错互融的系统。不同地域的文学只有在交流汇合后方可创造出来充满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换句话说，一个地域的优秀的文学只有在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之后才能继续成熟和发展，呈现出非比寻常的无限魅力。语
参考文献
[1]王恒升.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J].齐鲁学刊，2011.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
[3]（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于艳萍.《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SQ1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