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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在转圈,而我知道真相
人物周刊:从1971年你加入正规团体到现在快40年了,中国有无数人从事舞蹈,为什么你能成为标志性人物?与其他舞者相比,你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杨丽萍:现在的舞蹈太先进,古典舞里有芭蕾舞动作,离感情、生命太远,只有像我这种人还带着鲜明的中国符号。我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知道怎么把民族舞跳对。
人物周刊:你曾说你20岁时不懂舞蹈,40岁以后才懂,那你现在怎么看早年的成名作?
杨丽萍:我主要是指心理年龄。20岁前内心少点东西,还没有舞的感觉,10多年以后内心才有东西。
人物周刊:你从早期的独舞《雀之灵》、双人舞《两棵树》到现在的群舞《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由舞者走向了编导,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杨丽萍:基本上起点就是终点,没有绕太多的圈,形式上还有点成长。我内心从没有挣扎,看得非常清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点儿困惑都没有。
很多人是在绕圈,绕了一圈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才知道破坏大自然是可悲的事。很多有钱人最早是在海边长大,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赚钱,就拼命去赚钱,赚了半天把身体也拖垮了,再回来在海边盖一栋别墅。
绕地球一圈要怎么怎么样,最后才发现原来像《云南映象》这种原生态的作品是所谓国际社会都喜欢的。风吹着树打着叶子,叶子就出节奏。风大了节奏就快,风小了节奏就慢,大自然教会我们节奏,但没人听见,非要去国外学编导。这还是一个有没有能力看清事情真相的问题。
人物周刊:《云南映象》似乎是在讨论生老病死,这是你在人生某一阶段的思索?
杨丽萍: 倒不是说去讨论,里面涵盖了这个。在我们家乡,老人都在讲这个事。我们早就明白了,死是非常自然的事,不用惧怕,觉悟了以后可以淡定对待。
人物周刊:有种传言,说《映象》最初是来自于田丰传习馆所收集的民间歌舞,而《映象》成功后你很少提到田丰。传习馆教员认为你与田丰的不同之处在于:田老师不容许对民间歌舞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更不容许用它进行商业演出;而你既有保存,也有改变,而且用它来养活自己?
杨丽萍:田老师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要问我,我可以跟你讲他很多故事,我好多舞蹈音乐是他创作的。
民间舞一代一代沉淀下来,大浪淘沙,好的东西留下来了,不好的就被遗忘了。我们这一代不能光接受,还要创造。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东西,然后自己创造。我跳的孔雀舞跟毛相爷爷(孔雀舞第一代舞者)跳的就不一样。像《雀之灵》、《月光》是我创造的,它们回到民间,有人把它们当作新的民间舞在跳。
跳舞和种地是一样的,我就是一亩三分地,按节令撒种,按节令除草,等丰收了,就唱歌跳舞。我们演出、挣钱,才可以买鼓,给演员发工资,然后他们才有饭吃,吃了饭有精神了,就跳舞——这就是我们的生态。我们不但用舞蹈养活生命,还养活自己的灵魂,多好的生存状态。
你说我是不是占便宜了?
人物周刊:《响声》有没有延续《映象》的精神?
杨丽萍:从故事看像是又说到了生老病死,但它的形式是创造性的,有很多东西先前没有。比如长着叶子的笛子,6米长,全世界都没见过。
人物周刊:你很反感别人说《响声》中用了西方手法?
杨丽萍:它特别自然、民间,但又是创造性的。我举个例子。民间对稻子只是颠(用手作筛状),让米和壳分离。但把它颠出节奏,颠出雨的感觉、雨的声音,是不是又更接近泥土、自然?怎么会是外国的?
再说笛子吧,是拿一根棍子吹好,还是拿一根6米长、上面有叶子的笛子吹好?用脚丫子想,都想得出来哪个好,对吧?有人说这是西方的,笑死人了。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响声》中你和彩旗(杨的外甥女)两个人击鼓甩发跳舞的那段印象很深,它表达了什么?你好像特别喜欢鼓这种乐器?
杨丽萍:从形式上讲甩发也是民间舞,佤族人的风俗。
鼓是全世界都用的,打击乐里都有鼓,一共有上万种。打鼓最早是交媾的象征,男人和女人的交流,你看(作击鼓状),鼓代表了女人的“洞”。而现在少数民族都忘了,幸好我这种人还记得住。
真正到民间你会很失望的。就拿《映象》里的海菜腔举个例子,民间他们是这样唱的(慢悠悠地哼),拍手他们是这样拍的(无精打采状),他们可以这样拍一个晚上,你喜欢看吗?
我想要他们唱出它的魂来,还要这样(站起来用力拍手、跺脚)。你说哪种好看?这才叫原汁原味,因为它有生命,有力度,有美感。那些跳舞者也好,编导也好,不明白这个,所以不成功。
拿神鼓来说,它有70多套打法,打完天都亮了,我们能拿来演出吗?上舞台两分钟,我把最精华的打完就行了。
我去一个村子时,他们用什么鼓伴舞?他们拿着三合板那么一窝,拿钉子钉一圈皮子,然后刷点油漆这样出来一个鼓,然后就打鼓跳舞。因为以前破过“四旧”,做鼓的手艺没几个人懂了。我就去查资料看他们原来的鼓什么样,再在台上还原它。
我就是这么去处理的,我知道怎么样好看,所以成功。你说我是不是占便宜了?
男人的事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结了两次婚
人物周刊:听说《映象》原来的合作者在闹分家,想要成立另一个“云南映象”?你的朋友都说你不懂商业管理,才惹出这些麻烦。
杨丽萍:我跟那些孩子早说了,不管你们跟我学编舞还是跳舞,没准以后你们就有团队。他们单飞、自立天经地义。但不能随便讲《云南映象》,它跟我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这就像我不知道我有一个儿子,不知道谁生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你作品的好坏将来自有公论,而你只管跳就行了?
杨丽萍:肯定,那还用说吗!现在《雀之灵》都变成民间舞了,事实已经证明了。事实证明《云南映象》土得掉渣,土到太艺术了,大俗即雅。
编舞怎么编,用得着想那么多吗?观察自然就取之不尽,像我说过的,你把一颗向日葵籽种到地里了,你去观察,它怎么成长,怎么长出第一片叶子。你把它用人体表现就好了,肯定不会有人说这是一棵向日葵,会变成另外一种风韵。它给了你生命的灵感,不是一个人闭着闷想,东拉西扯,从外国抓点东西放进作品。
人物周刊:当年从城市回来,是因为城市生活不能赋予你生命的灵感?
杨丽萍:旅行者该走多远,走到哪里,顺其自然。苦行僧也好,唐僧取经也好,没什么坏处。
在北京也能做出来,掉到染缸里也不会变。《雀之灵》就是在北京做的。《两棵树》也是,还是一样的泥土味。在那里我更明确什么是有价值的了。我从来没丢掉,在北京时也没丢掉,我不能到北京就去跳芭蕾舞。我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是我的本钱。
人物周刊:除了跳舞,你对政治经济这些“大事”感兴趣吗?
杨丽萍:没有兴趣,但是我懂得常识。我就奇怪,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不一定占了道理,为了面子,要吵要打,不打不行。
我知道人结婚、离婚是个简单的事情。我的合作者跟我分手,不就像离婚一样吗?现在他又另外组织家庭,这太简单了,有什么好苦恼的。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圈流传,你一怕与官方打交道,二怕记者,三怕男人,有人却为你终生不娶。
杨丽萍:我很不喜欢走红地毯,名誉、鲜花之类的,但是我后天适应能力很强。人有时不能太自私,如果是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我还是要做的。我不习惯与记者打交道,可是我后来想,如果不宣传,《云南映象》怎么让更多人知道呢?男人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结了两次婚。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舞者,你觉得你的魅力是什么?
杨丽萍:我就是喜欢跳舞,没得选择。我觉得我是一棵草,没什么魅力。但一粒尘埃也有它的价值。尘埃集合起来才有土地,然后万物才有生长的可能。
人物周刊:你总在说你能永远跳下去,但你知道身体是有局限的。
杨丽萍:跳舞不一定要在舞台上,那个空间太小,我在这儿也能跳(在车内用手做动作),你能阻止我跳么?
人物周刊:从1971年你加入正规团体到现在快40年了,中国有无数人从事舞蹈,为什么你能成为标志性人物?与其他舞者相比,你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杨丽萍:现在的舞蹈太先进,古典舞里有芭蕾舞动作,离感情、生命太远,只有像我这种人还带着鲜明的中国符号。我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知道怎么把民族舞跳对。
人物周刊:你曾说你20岁时不懂舞蹈,40岁以后才懂,那你现在怎么看早年的成名作?
杨丽萍:我主要是指心理年龄。20岁前内心少点东西,还没有舞的感觉,10多年以后内心才有东西。
人物周刊:你从早期的独舞《雀之灵》、双人舞《两棵树》到现在的群舞《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由舞者走向了编导,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杨丽萍:基本上起点就是终点,没有绕太多的圈,形式上还有点成长。我内心从没有挣扎,看得非常清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点儿困惑都没有。
很多人是在绕圈,绕了一圈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才知道破坏大自然是可悲的事。很多有钱人最早是在海边长大,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赚钱,就拼命去赚钱,赚了半天把身体也拖垮了,再回来在海边盖一栋别墅。
绕地球一圈要怎么怎么样,最后才发现原来像《云南映象》这种原生态的作品是所谓国际社会都喜欢的。风吹着树打着叶子,叶子就出节奏。风大了节奏就快,风小了节奏就慢,大自然教会我们节奏,但没人听见,非要去国外学编导。这还是一个有没有能力看清事情真相的问题。
人物周刊:《云南映象》似乎是在讨论生老病死,这是你在人生某一阶段的思索?
杨丽萍: 倒不是说去讨论,里面涵盖了这个。在我们家乡,老人都在讲这个事。我们早就明白了,死是非常自然的事,不用惧怕,觉悟了以后可以淡定对待。
人物周刊:有种传言,说《映象》最初是来自于田丰传习馆所收集的民间歌舞,而《映象》成功后你很少提到田丰。传习馆教员认为你与田丰的不同之处在于:田老师不容许对民间歌舞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更不容许用它进行商业演出;而你既有保存,也有改变,而且用它来养活自己?
杨丽萍:田老师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要问我,我可以跟你讲他很多故事,我好多舞蹈音乐是他创作的。
民间舞一代一代沉淀下来,大浪淘沙,好的东西留下来了,不好的就被遗忘了。我们这一代不能光接受,还要创造。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东西,然后自己创造。我跳的孔雀舞跟毛相爷爷(孔雀舞第一代舞者)跳的就不一样。像《雀之灵》、《月光》是我创造的,它们回到民间,有人把它们当作新的民间舞在跳。
跳舞和种地是一样的,我就是一亩三分地,按节令撒种,按节令除草,等丰收了,就唱歌跳舞。我们演出、挣钱,才可以买鼓,给演员发工资,然后他们才有饭吃,吃了饭有精神了,就跳舞——这就是我们的生态。我们不但用舞蹈养活生命,还养活自己的灵魂,多好的生存状态。
你说我是不是占便宜了?
人物周刊:《响声》有没有延续《映象》的精神?
杨丽萍:从故事看像是又说到了生老病死,但它的形式是创造性的,有很多东西先前没有。比如长着叶子的笛子,6米长,全世界都没见过。
人物周刊:你很反感别人说《响声》中用了西方手法?
杨丽萍:它特别自然、民间,但又是创造性的。我举个例子。民间对稻子只是颠(用手作筛状),让米和壳分离。但把它颠出节奏,颠出雨的感觉、雨的声音,是不是又更接近泥土、自然?怎么会是外国的?
再说笛子吧,是拿一根棍子吹好,还是拿一根6米长、上面有叶子的笛子吹好?用脚丫子想,都想得出来哪个好,对吧?有人说这是西方的,笑死人了。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响声》中你和彩旗(杨的外甥女)两个人击鼓甩发跳舞的那段印象很深,它表达了什么?你好像特别喜欢鼓这种乐器?
杨丽萍:从形式上讲甩发也是民间舞,佤族人的风俗。
鼓是全世界都用的,打击乐里都有鼓,一共有上万种。打鼓最早是交媾的象征,男人和女人的交流,你看(作击鼓状),鼓代表了女人的“洞”。而现在少数民族都忘了,幸好我这种人还记得住。
真正到民间你会很失望的。就拿《映象》里的海菜腔举个例子,民间他们是这样唱的(慢悠悠地哼),拍手他们是这样拍的(无精打采状),他们可以这样拍一个晚上,你喜欢看吗?
我想要他们唱出它的魂来,还要这样(站起来用力拍手、跺脚)。你说哪种好看?这才叫原汁原味,因为它有生命,有力度,有美感。那些跳舞者也好,编导也好,不明白这个,所以不成功。
拿神鼓来说,它有70多套打法,打完天都亮了,我们能拿来演出吗?上舞台两分钟,我把最精华的打完就行了。
我去一个村子时,他们用什么鼓伴舞?他们拿着三合板那么一窝,拿钉子钉一圈皮子,然后刷点油漆这样出来一个鼓,然后就打鼓跳舞。因为以前破过“四旧”,做鼓的手艺没几个人懂了。我就去查资料看他们原来的鼓什么样,再在台上还原它。
我就是这么去处理的,我知道怎么样好看,所以成功。你说我是不是占便宜了?
男人的事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结了两次婚
人物周刊:听说《映象》原来的合作者在闹分家,想要成立另一个“云南映象”?你的朋友都说你不懂商业管理,才惹出这些麻烦。
杨丽萍:我跟那些孩子早说了,不管你们跟我学编舞还是跳舞,没准以后你们就有团队。他们单飞、自立天经地义。但不能随便讲《云南映象》,它跟我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这就像我不知道我有一个儿子,不知道谁生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你作品的好坏将来自有公论,而你只管跳就行了?
杨丽萍:肯定,那还用说吗!现在《雀之灵》都变成民间舞了,事实已经证明了。事实证明《云南映象》土得掉渣,土到太艺术了,大俗即雅。
编舞怎么编,用得着想那么多吗?观察自然就取之不尽,像我说过的,你把一颗向日葵籽种到地里了,你去观察,它怎么成长,怎么长出第一片叶子。你把它用人体表现就好了,肯定不会有人说这是一棵向日葵,会变成另外一种风韵。它给了你生命的灵感,不是一个人闭着闷想,东拉西扯,从外国抓点东西放进作品。
人物周刊:当年从城市回来,是因为城市生活不能赋予你生命的灵感?
杨丽萍:旅行者该走多远,走到哪里,顺其自然。苦行僧也好,唐僧取经也好,没什么坏处。
在北京也能做出来,掉到染缸里也不会变。《雀之灵》就是在北京做的。《两棵树》也是,还是一样的泥土味。在那里我更明确什么是有价值的了。我从来没丢掉,在北京时也没丢掉,我不能到北京就去跳芭蕾舞。我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是我的本钱。
人物周刊:除了跳舞,你对政治经济这些“大事”感兴趣吗?
杨丽萍:没有兴趣,但是我懂得常识。我就奇怪,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不一定占了道理,为了面子,要吵要打,不打不行。
我知道人结婚、离婚是个简单的事情。我的合作者跟我分手,不就像离婚一样吗?现在他又另外组织家庭,这太简单了,有什么好苦恼的。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圈流传,你一怕与官方打交道,二怕记者,三怕男人,有人却为你终生不娶。
杨丽萍:我很不喜欢走红地毯,名誉、鲜花之类的,但是我后天适应能力很强。人有时不能太自私,如果是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我还是要做的。我不习惯与记者打交道,可是我后来想,如果不宣传,《云南映象》怎么让更多人知道呢?男人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结了两次婚。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舞者,你觉得你的魅力是什么?
杨丽萍:我就是喜欢跳舞,没得选择。我觉得我是一棵草,没什么魅力。但一粒尘埃也有它的价值。尘埃集合起来才有土地,然后万物才有生长的可能。
人物周刊:你总在说你能永远跳下去,但你知道身体是有局限的。
杨丽萍:跳舞不一定要在舞台上,那个空间太小,我在这儿也能跳(在车内用手做动作),你能阻止我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