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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提到中共中央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过反复协商，东北局负责人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签署了新政协筹备工作中第一份重要文件《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乃至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到了这年秋天，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面临两件最大的事情：一是打仗，二是统战。按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话说，打仗就是部署三大战役，统战就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曾一度设想于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并经征询各方面意见，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召开新政协的方案。8、9月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已聚集了一些从平津地区到来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从香港也即将到达哈尔滨，这将使筹备新政协的面对面协商成为可能。
为了更具体地同这些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似宜将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字句均须斟酌。周恩来同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民主人士商讨后，由中央统战部起草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所谓“诸问题”，就是围绕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对此，“草案”共列了四项内容：一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问题。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负责邀请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并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筹备会的人选为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9单位代表等约20人;筹备会的地点拟在哈尔滨;筹备会的时间以代表（到达人数）过半即可（召开）。二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问题。其范围提议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必须排除，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三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拟订在1949年，究竟何月，视代表到达情况而定;地点，哈尔滨，亦有可能依情况改在华北某一大城市。四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的事宜：制定共同纲领;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四个方面也是“五一口号”发布后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最为集中的问题。“草案”附有邀请参加新政协的39个单位列表。
1948年9月29日，受中共中央邀请，沈钧儒（民盟）、章伯钧（民盟）、谭平山（民革）、蔡廷锴（民促）等人，历经十几天的海上旅程，从香港乘船到达目的地哈尔滨。
10月2日，沈钧儒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第二天，他们收到毛泽东从西柏坡发来的复电，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期待：“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位，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在目前准备期内，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同志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10月8日，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接到西柏坡传来的电报：“除沈、谭、章、蔡四人外，王绍鏊（字却尘，代表上海中国民主促进会）亦将由北鲜抵哈。高崇民、朱学范久已在哈。请高、李约集上述七人会谈数次，并将下面所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你们和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所附书面意见”，指的就是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拟定并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中共中央10月8日电文中提及的七位民主人士，除沈、谭、章、蔡四人外，王紹鏊也已从香港抵达哈尔滨。他们下榻马迭尔宾馆。另两位民主人士，民革的朱学范在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口号”之前就已到达哈尔滨，民盟的高崇民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接到电文后均集中居住在马迭尔宾馆。
马迭尔宾馆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是一座俄式宫廷风格的三层建筑，为白俄修建并曾专供社会上层人物住宿和娱乐，内部装饰富丽堂皇。在马迭尔宾馆二楼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米黄色的墙壁，配以欧式门窗、座椅、吊灯和壁灯。这里成了沈钧儒、谭平山等七人协商新政协活动的主要场所。
这七位民主人士相貌各异，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负责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李正南对每个人的特点有一段颇为形象的点评：
那位身材瘦小、面容清矍，颏下留着斑白须髯，如神话中南山寿星一般的老人，便是闻名中外的“七君子”之首沈钧儒。今日得见，并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感到光荣和高兴。他安稳、慈祥、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就觉得可亲可敬。尽管那时他已73岁高龄，但步履矫健，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焕发光彩，全然没有老态龙钟的影子。
身材高大、魁梧的谭平山，年纪虽没有沈钧儒大（时年62岁），但鬓发皆白，银须飘洒。手里总是提一根拐棍，给人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毅、倔强的印象。
王绍鏊宽袍大袖，体魄魁梧，气宇轩昂，那年刚好60岁，却看不出有一点儿苍老之态。
蔡廷锴个子最高，且最消瘦，时年56岁。可能由于他是个职业军人的缘故，所以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腰板都拔得挺直，且庄严稳重，不苟言笑，使人望而生畏。 章伯钧系上中等身材，虽年已53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他好发表见解，嗓门高，讲得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颇有“解经不穷戴侍中”的夺席之才。
朱学范年龄较小，时年43岁。他的社会活动似乎格外的多，每天都忙忙碌碌，食少事繁。因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特定年代造就了其老年知识分子那种高雅的风度和气质。他们身穿长袍马褂，见面拱手作揖，称兄道弟，彼此总要先文绉绉地客套一番，而后才能进入谈话的正题。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由于其年高德劭，出于尊老敬贤民族美德所陶冶的心理，没人直呼其名，而代之以衡山老或衡老。谭平山号鸣谦，又名聘山，人们便称之为鸣老或聘山兄。王绍鏊字却尘，亦有却老或卻尘兄之谓。蔡廷锴字贤初，又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即约定俗成地为贤初将军。另一方面，由于沈钧儒等是不同省份的人士，凑到一起高谈阔论时，方言土语掺杂，语音各异，真正是南腔北调。
正是这几位南腔北调的人，在马迭尔宾馆参与了筹备新政协第一份历史性文献的协商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哪些党派、哪些人参加，应是“诸问题”的重中之重。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向在哈民主人士征询新政协代表名单的意见等事项再次致电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提出了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七个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51人名单。
电文强调，新政协的组成必须依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二项所指出的原则。但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产业界和其他方面，也会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
较之10月8日电，这个电文更为细化。比如，关于名单，电文指出：“望向各该党派在哈的五位代表（国民党革委会谭、蔡;民盟，沈、章;救国会，沈;农工民主党，章;民促会，王;国民党促进会，蔡;民联，谭），分别提出，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交换意见。”“你们对名单上的人物有不熟悉之处，可先与谭老、沈老详谈，不够时还可与王、章两人谈。”实际上，这个电文相当于一份与民主人士协商的行动指南：谈什么，先和谁谈再和谁谈，必须坚持什么原则，需要解释和说明哪些问题等，都有明确交代。
围绕“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受中共中央委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参加了之后的协商）、朱学范、高崇民共举行了三次座谈会。
10月21日，第一次座谈会召开。高岗、李富春及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出席。中共中央提出的草案，原则上得到出席座谈会的民主人士的一致赞同。朱学范后来回忆：“会上，我们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蔡廷锴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到达哈市各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中央所提各问题原则同意，约谈2小时散会。”
七位民主人士中，沈钧儒、章伯钧是“旧政协”的过来人。在大家的建议下，沈钧儒在会上扼要回顾了旧政协会议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这个论断今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可见沈钧儒对时局具有深邃的洞察力。
谭平山的发言条理清晰，自成体系，涉及新政协的性质、参加范围和领导权问题，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他说：“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绝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对于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朱学范坦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商议具体问题时，民主人士仁智各见。会后，高岗和李富春立即将会议情况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致电中共中央，特别针对草案中的诸问题逐一作了汇报。
这次座谈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视，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予以采纳。
1948年10月23日，第二次座谈会举行。在讨论中，民主人士就一些具体问题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中共代表在坦诚的氛围中沟通和交流。有人提议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人提议《草案》中的“平津教授”应改称“全国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称“海外华侨民主人士”;有人提出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蔡廷锴当天日记载：“中共与民主党派提出，第二步座谈会交换意见，将所谈话情形由中共方面转中共中央。”
大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在一些问题上，民主人士之间存在不同看法。谭平山与蔡廷锴、朱学范同属国民党左派，但对哪些党派或个人能参加新政协，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朱学范回忆说：“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我想起同冯玉祥、何香凝的接触中，他们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李济深不久前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
对此问题，中共中央不但接受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在以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为进一步扩大新政协的代表性开了一个口子。 在哈尔滨，除了类似的正式协商座谈会外，东北局负责人与民主人士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
冯玉祥本来在美国接到中共中央邀请后乘苏联客轮回国，不幸于9月1日在黑海遇难。11月2日，李德全在莫斯科安顿好留在苏联学习的子女后，独自抱着冯玉祥的骨灰盒抵达哈尔滨，加入协商“阵营”，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活动中。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新政协的协商进展，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3日，就致电高岗、李富春：“请单独告沈、谭、王三老：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故新政协代表人数能有200人至300人方好，因此，在民革、民盟、民进（蔡）、第三党、致公党、民建、职教社、产业界、教育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宗教界及华侨13个单位（占39个单位的1/3）的代表中，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具体人物，请沈、谭、王三老多加考虑见告……”“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显然是采纳了蔡廷锴等在第一次座谈中提出的建议。
哈尔滨方面于11月15日召开第三次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11月3日的意见。民主人士又提出两点新的建议：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中共方面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予以采纳并逐一答复。11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上述两点。这天座谈会还谈到筹备会召开地址意改沈阳等问题。蔡廷锴当日日记写道：“各党座谈会参加人员如前……筹备会，说迁沈阳，但尚未正式决定。”
当时在哈尔滨的几位民主人士尽管能夠覆盖民革、民盟、民进、农工等主要民主党派，但毕竟人数有限，大部分领导人还滞留香港。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哈尔滨与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之间难以做到及时沟通。朱学范说：“1948年10月上旬，我和谭平山、蔡廷锴等在哈尔滨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期间，很多有关李济深、何香凝等民革领导人对新政协的意见，除重大者由中共南方局转示外，大都是由香港《文汇报》登出，解放区报纸转载后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因此，在第一次座谈时，沈钧儒就提出，应将此文件发往香港方面征询意见。这在蔡廷锴10月21日日记中也得到反映：“到达哈尔滨各民主人士因起程时严守秘密，责任上未得各党派单位规定，即电知香港李任潮主席，原电如下：‘香港李主席，现与各民主党派各首要磋商，到达哈尔滨各党派负责人为新政协筹备会出席各单位代表：谭平山为民联，蔡廷锴为民促，李德全、朱学范为民革，各单位筹备会各代表请各常会追认。’”
中共中央体察到沈钧儒等人的顾虑和现实情况，于10月30日致电香港分局，转发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要分局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11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一次致电香港分局：“各方对我们关于新政协诸问题的建议反应如何，你们执行情形如何，均望陆续电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香港分局立即通过聚谈和拜访等方式，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20日，中共香港分局方方、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共中央，分九个方面报告他们征询意见的情况：
一、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
二、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
三、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统战人物，无从推派代表，文协中好的理事仍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
四、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
五、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
六、有人提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
七、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似应列为一个单位。
八、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
九、关于共同纲领起草，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从该电文可见，香港分局和在港民主人士对“新政协诸问题”这份文件高度重视，问题具体、详细，正面意见、反面意见皆有反映。
在李家庄，从平津等地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同样参与着协商新政协诸问题这项活动，这也可能是他们在解放区所做的头等大事。民盟的楚图南于1948年11月到达李家庄，正好赶上讨论新政协筹备的若干问题。他曾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新政协筹备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当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类似青洪帮的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很深的人，也想混进‘民主人士’行列。对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集我们交换看法，就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征求意见”。农工党中央执委严信民曾受周恩来委托到香港了解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情况，后又返回华北解放区。他回忆说，关于召开新政协，民主人士原则上一致，但对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1948年冬季召开，有的主张1949年春季召开。有的主张在东北开，并把联合政府放在东北;有的反对，认为东北离苏联近，主张在华北开，联合政府应在关内。有的主张新政协闭幕后，马上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成立联合政府。这些意见都集中反映给中共中央研究。
西柏坡（包括李家庄）、哈尔滨、香港，电波将相隔万水千山的几地联系在一起。经过若干轮协商，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德全、高崇民正式签署《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一文件，对中共中央关心、民主人士关注的新政协“诸问题”作出规定。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 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新政协文件、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
关于新政协 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协议规定：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新政协由38个单位组成（减少了草案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每单位代表6人;新政协任务为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工作：《共同纲领》问题、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
关于专门委员会 根据工作需要聘请民主人士和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一文件从草案到定稿，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协商新政协诸问题是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共同演奏的一曲“大合唱”，那么毛泽东、周恩来则很好地发挥了“指挥”的作用，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协调各方、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高超政治能力。新政协诸问题协议的达成，也使这些数十载追求革命、向往光明的民主人士触摸到新中国的第一缕脉动。这一协商过程，也为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的各项政策、适应新的环境，进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强多党合作、参与建国伟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选自《纵横》2020年第5期/本文有删节）
西柏坡发出协商“诸问题”电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到了这年秋天，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面临两件最大的事情：一是打仗，二是统战。按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话说，打仗就是部署三大战役，统战就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曾一度设想于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并经征询各方面意见，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召开新政协的方案。8、9月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已聚集了一些从平津地区到来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从香港也即将到达哈尔滨，这将使筹备新政协的面对面协商成为可能。
为了更具体地同这些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似宜将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字句均须斟酌。周恩来同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民主人士商讨后，由中央统战部起草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所谓“诸问题”，就是围绕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对此，“草案”共列了四项内容：一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问题。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负责邀请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并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筹备会的人选为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9单位代表等约20人;筹备会的地点拟在哈尔滨;筹备会的时间以代表（到达人数）过半即可（召开）。二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问题。其范围提议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必须排除，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三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拟订在1949年，究竟何月，视代表到达情况而定;地点，哈尔滨，亦有可能依情况改在华北某一大城市。四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的事宜：制定共同纲领;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四个方面也是“五一口号”发布后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最为集中的问题。“草案”附有邀请参加新政协的39个单位列表。
1948年9月29日，受中共中央邀请，沈钧儒（民盟）、章伯钧（民盟）、谭平山（民革）、蔡廷锴（民促）等人，历经十几天的海上旅程，从香港乘船到达目的地哈尔滨。
10月2日，沈钧儒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第二天，他们收到毛泽东从西柏坡发来的复电，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期待：“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位，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在目前准备期内，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同志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10月8日，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接到西柏坡传来的电报：“除沈、谭、章、蔡四人外，王绍鏊（字却尘，代表上海中国民主促进会）亦将由北鲜抵哈。高崇民、朱学范久已在哈。请高、李约集上述七人会谈数次，并将下面所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你们和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所附书面意见”，指的就是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拟定并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哈尔滨随即开展协商活动
中共中央10月8日电文中提及的七位民主人士，除沈、谭、章、蔡四人外，王紹鏊也已从香港抵达哈尔滨。他们下榻马迭尔宾馆。另两位民主人士，民革的朱学范在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口号”之前就已到达哈尔滨，民盟的高崇民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接到电文后均集中居住在马迭尔宾馆。
马迭尔宾馆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是一座俄式宫廷风格的三层建筑，为白俄修建并曾专供社会上层人物住宿和娱乐，内部装饰富丽堂皇。在马迭尔宾馆二楼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米黄色的墙壁，配以欧式门窗、座椅、吊灯和壁灯。这里成了沈钧儒、谭平山等七人协商新政协活动的主要场所。
这七位民主人士相貌各异，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负责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李正南对每个人的特点有一段颇为形象的点评：
那位身材瘦小、面容清矍，颏下留着斑白须髯，如神话中南山寿星一般的老人，便是闻名中外的“七君子”之首沈钧儒。今日得见，并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感到光荣和高兴。他安稳、慈祥、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就觉得可亲可敬。尽管那时他已73岁高龄，但步履矫健，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焕发光彩，全然没有老态龙钟的影子。
身材高大、魁梧的谭平山，年纪虽没有沈钧儒大（时年62岁），但鬓发皆白，银须飘洒。手里总是提一根拐棍，给人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毅、倔强的印象。
王绍鏊宽袍大袖，体魄魁梧，气宇轩昂，那年刚好60岁，却看不出有一点儿苍老之态。
蔡廷锴个子最高，且最消瘦，时年56岁。可能由于他是个职业军人的缘故，所以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腰板都拔得挺直，且庄严稳重，不苟言笑，使人望而生畏。 章伯钧系上中等身材，虽年已53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他好发表见解，嗓门高，讲得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颇有“解经不穷戴侍中”的夺席之才。
朱学范年龄较小，时年43岁。他的社会活动似乎格外的多，每天都忙忙碌碌，食少事繁。因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特定年代造就了其老年知识分子那种高雅的风度和气质。他们身穿长袍马褂，见面拱手作揖，称兄道弟，彼此总要先文绉绉地客套一番，而后才能进入谈话的正题。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由于其年高德劭，出于尊老敬贤民族美德所陶冶的心理，没人直呼其名，而代之以衡山老或衡老。谭平山号鸣谦，又名聘山，人们便称之为鸣老或聘山兄。王绍鏊字却尘，亦有却老或卻尘兄之谓。蔡廷锴字贤初，又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即约定俗成地为贤初将军。另一方面，由于沈钧儒等是不同省份的人士，凑到一起高谈阔论时，方言土语掺杂，语音各异，真正是南腔北调。
正是这几位南腔北调的人，在马迭尔宾馆参与了筹备新政协第一份历史性文献的协商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哪些党派、哪些人参加，应是“诸问题”的重中之重。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向在哈民主人士征询新政协代表名单的意见等事项再次致电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提出了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七个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51人名单。
电文强调，新政协的组成必须依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二项所指出的原则。但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产业界和其他方面，也会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
较之10月8日电，这个电文更为细化。比如，关于名单，电文指出：“望向各该党派在哈的五位代表（国民党革委会谭、蔡;民盟，沈、章;救国会，沈;农工民主党，章;民促会，王;国民党促进会，蔡;民联，谭），分别提出，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交换意见。”“你们对名单上的人物有不熟悉之处，可先与谭老、沈老详谈，不够时还可与王、章两人谈。”实际上，这个电文相当于一份与民主人士协商的行动指南：谈什么，先和谁谈再和谁谈，必须坚持什么原则，需要解释和说明哪些问题等，都有明确交代。
围绕“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受中共中央委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参加了之后的协商）、朱学范、高崇民共举行了三次座谈会。
10月21日，第一次座谈会召开。高岗、李富春及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出席。中共中央提出的草案，原则上得到出席座谈会的民主人士的一致赞同。朱学范后来回忆：“会上，我们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蔡廷锴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到达哈市各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中央所提各问题原则同意，约谈2小时散会。”
七位民主人士中，沈钧儒、章伯钧是“旧政协”的过来人。在大家的建议下，沈钧儒在会上扼要回顾了旧政协会议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这个论断今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可见沈钧儒对时局具有深邃的洞察力。
谭平山的发言条理清晰，自成体系，涉及新政协的性质、参加范围和领导权问题，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他说：“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绝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对于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朱学范坦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商议具体问题时，民主人士仁智各见。会后，高岗和李富春立即将会议情况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致电中共中央，特别针对草案中的诸问题逐一作了汇报。
这次座谈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视，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予以采纳。
1948年10月23日，第二次座谈会举行。在讨论中，民主人士就一些具体问题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中共代表在坦诚的氛围中沟通和交流。有人提议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人提议《草案》中的“平津教授”应改称“全国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称“海外华侨民主人士”;有人提出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蔡廷锴当天日记载：“中共与民主党派提出，第二步座谈会交换意见，将所谈话情形由中共方面转中共中央。”
大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在一些问题上，民主人士之间存在不同看法。谭平山与蔡廷锴、朱学范同属国民党左派，但对哪些党派或个人能参加新政协，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朱学范回忆说：“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我想起同冯玉祥、何香凝的接触中，他们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李济深不久前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
对此问题，中共中央不但接受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在以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为进一步扩大新政协的代表性开了一个口子。 在哈尔滨，除了类似的正式协商座谈会外，东北局负责人与民主人士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
冯玉祥本来在美国接到中共中央邀请后乘苏联客轮回国，不幸于9月1日在黑海遇难。11月2日，李德全在莫斯科安顿好留在苏联学习的子女后，独自抱着冯玉祥的骨灰盒抵达哈尔滨，加入协商“阵营”，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活动中。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新政协的协商进展，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3日，就致电高岗、李富春：“请单独告沈、谭、王三老：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故新政协代表人数能有200人至300人方好，因此，在民革、民盟、民进（蔡）、第三党、致公党、民建、职教社、产业界、教育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宗教界及华侨13个单位（占39个单位的1/3）的代表中，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具体人物，请沈、谭、王三老多加考虑见告……”“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显然是采纳了蔡廷锴等在第一次座谈中提出的建议。
哈尔滨方面于11月15日召开第三次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11月3日的意见。民主人士又提出两点新的建议：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中共方面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予以采纳并逐一答复。11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上述两点。这天座谈会还谈到筹备会召开地址意改沈阳等问题。蔡廷锴当日日记写道：“各党座谈会参加人员如前……筹备会，说迁沈阳，但尚未正式决定。”
香港、李家庄同步热议
当时在哈尔滨的几位民主人士尽管能夠覆盖民革、民盟、民进、农工等主要民主党派，但毕竟人数有限，大部分领导人还滞留香港。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哈尔滨与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之间难以做到及时沟通。朱学范说：“1948年10月上旬，我和谭平山、蔡廷锴等在哈尔滨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期间，很多有关李济深、何香凝等民革领导人对新政协的意见，除重大者由中共南方局转示外，大都是由香港《文汇报》登出，解放区报纸转载后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因此，在第一次座谈时，沈钧儒就提出，应将此文件发往香港方面征询意见。这在蔡廷锴10月21日日记中也得到反映：“到达哈尔滨各民主人士因起程时严守秘密，责任上未得各党派单位规定，即电知香港李任潮主席，原电如下：‘香港李主席，现与各民主党派各首要磋商，到达哈尔滨各党派负责人为新政协筹备会出席各单位代表：谭平山为民联，蔡廷锴为民促，李德全、朱学范为民革，各单位筹备会各代表请各常会追认。’”
中共中央体察到沈钧儒等人的顾虑和现实情况，于10月30日致电香港分局，转发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要分局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11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一次致电香港分局：“各方对我们关于新政协诸问题的建议反应如何，你们执行情形如何，均望陆续电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香港分局立即通过聚谈和拜访等方式，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20日，中共香港分局方方、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共中央，分九个方面报告他们征询意见的情况：
一、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
二、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
三、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统战人物，无从推派代表，文协中好的理事仍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
四、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
五、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
六、有人提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
七、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似应列为一个单位。
八、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
九、关于共同纲领起草，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从该电文可见，香港分局和在港民主人士对“新政协诸问题”这份文件高度重视，问题具体、详细，正面意见、反面意见皆有反映。
在李家庄，从平津等地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同样参与着协商新政协诸问题这项活动，这也可能是他们在解放区所做的头等大事。民盟的楚图南于1948年11月到达李家庄，正好赶上讨论新政协筹备的若干问题。他曾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新政协筹备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当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类似青洪帮的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很深的人，也想混进‘民主人士’行列。对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集我们交换看法，就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征求意见”。农工党中央执委严信民曾受周恩来委托到香港了解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情况，后又返回华北解放区。他回忆说，关于召开新政协，民主人士原则上一致，但对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1948年冬季召开，有的主张1949年春季召开。有的主张在东北开，并把联合政府放在东北;有的反对，认为东北离苏联近，主张在华北开，联合政府应在关内。有的主张新政协闭幕后，马上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成立联合政府。这些意见都集中反映给中共中央研究。
达成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协议
西柏坡（包括李家庄）、哈尔滨、香港，电波将相隔万水千山的几地联系在一起。经过若干轮协商，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德全、高崇民正式签署《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一文件，对中共中央关心、民主人士关注的新政协“诸问题”作出规定。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 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新政协文件、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
关于新政协 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协议规定：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新政协由38个单位组成（减少了草案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每单位代表6人;新政协任务为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工作：《共同纲领》问题、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
关于专门委员会 根据工作需要聘请民主人士和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一文件从草案到定稿，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协商新政协诸问题是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共同演奏的一曲“大合唱”，那么毛泽东、周恩来则很好地发挥了“指挥”的作用，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协调各方、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高超政治能力。新政协诸问题协议的达成，也使这些数十载追求革命、向往光明的民主人士触摸到新中国的第一缕脉动。这一协商过程，也为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的各项政策、适应新的环境，进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强多党合作、参与建国伟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选自《纵横》2020年第5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