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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辜正坤教授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文更倾向在文化语境上采取归化译法，使异域文化在中国再生，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同中国读者的共鸣，然而译文在体现原诗的文化因素上略有缺失。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文化流失； 诗歌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1)3-132-001
由于诗歌语言的特殊性，诗歌翻译更强调语言、格式、文化上忠实。辜正坤教授从归化角度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了翻译。由于归化翻译强调目标语言的基础性，辜氏译文在文化因素和诗歌画面的整体性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如同莎翁十四行诗在英文语境中的那样与读者产生文化共鸣。
一、文化因素的流失
语言被认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中扎根和生长。一般来说，作家是在自己的文化大背景下建构自己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肩负着把源语文化传递给可能有着不同文化的目标语读者的任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创作很多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内建构的，诗本身给读者传递着意蕴深厚的文化。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中文译本又对其文化缺少注释，导致译本读者难以分享原作之中的文化底蕴。辜正坤教授的译本自然也有一些文化流失的地方。
在第十一首诗中，辜正坤教授将“and three score year would make the world away”翻译成“不出六十年，世界也会消亡”。当中国读者读到“六十年”时，经过 “如果人类六十年没有生育的状况，世界就会消亡” 的推论，似乎莎士比亚的诗文里写得合情合理，然而对于英国读者来说，莎士比亚的“threescore year”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圣经》诗篇的第九十篇中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The days of our years are 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 在这个生命期限的前提下，人类经过没有繁衍的六十年，自然最年长者都不再有传宗接代的能力，也就导致了世界的消亡。然而，对于在基督教文化成长下的读者来说，“three score years”传载着基督教的文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译文的“六十年”只是一个时间段，而无文化含义。对于此类没有注释的翻译，译文语言没有达到对原文的文化传达的功效。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对《圣经》文化的借用不仅表现在对词的借用上，还有对诗的主题的借用上。在第六十二首中，莎翁通过本诗自恋罪行的整体背景之下，表达了对独善其身的爱情的一种颂扬。没有基督教文化的普通中国读者只能通过翻译的文本推断自恋是一种罪行。在《圣经》的新约，歌罗西书中人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域。其中傲慢被认为是七宗罪中最原始、最严重的一项。期望他人注视自己或过度爱好自己，把自己定位成比上帝或他人更优秀的存在。傲慢被认为是所有罪中最致命的，因为路西法就是因为傲慢而堕落，最后成为了与神对抗的魔鬼撒旦。自负与自恋都是这种罪恶的产物。因此基督教文化的 “sin of self love”是一种具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罪行。然而，在辜正坤的译文中，“sin”被译成“罪行”，这很难让中国读者感受到原文中的宗教文化底蕴。
二、诗歌的整体画面性
“诗如画，画如诗”——古人对诗和画两种不同的表达世界的媒介进行了联系。诗和画之所以有其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同样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意境。一首诗通过文字的意向在读者的脑海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画面。因此对于译文来说，亦应反映原作之中统一的画面，在个句翻译到位的同时，更要注意译文的整体性。
从诗如画的角度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首首都具有画意，每首诗将不同的意向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完美的图画。在莎翁的诗行中，最后的英雄双行体往往对图画的整体统一性起到关节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稍不注意对此“关节”的审慎就会导致译文难以再现原文的整体统一。例如，第十六首诗中，莎翁绘制了延续后代得到的人生永续远远流长于画像的流传。关于绘画的词汇，诗中用到“painted”、“time’s pencil”、“pupil pen” 和“drawn”等。然而这些绘画的词汇是如何镶嵌在说话者（speaker）劝服对象（listener）采取结婚生子来永续美丽人生的呢? 诗的最后一行（“And you must live drawn by your own sweet skill”）通过“drawn”（绘画）将结婚生子当成人生之画的一个绘画的重要过程。其中，“you must live”中的“must”体现出永续美丽人生的唯一途径，而这唯一的途径正是“sweet skill”（ 暗指人的结婚生子）,并且“drawn”体现了人生乃是绘画的过程，可谓点睛之词。对此句，辜正坤教授翻译成“想生存就得靠把传宗妙计发扬”，然而，“发扬”一词再也起不到“诗如画”的效果，没有起到“关节”作用。
总之，从文化语境角度来说，辜正坤教授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以中国读者能接受的文化语境为基础，但部分地方有进行再创作之嫌。部分译文更多地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文化语境，从而不能再现原文的文化语境，没有能起到译文在传载语言的同时传载原诗歌文化的功能。在翻译莎士比亚诗歌的时候，译者不能因为注重语言的因素，而忽略译文对文化的传达，忽略诗文的整体统一的画面性。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Nida, Eugene A.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文化流失； 诗歌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1)3-132-001
由于诗歌语言的特殊性，诗歌翻译更强调语言、格式、文化上忠实。辜正坤教授从归化角度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了翻译。由于归化翻译强调目标语言的基础性，辜氏译文在文化因素和诗歌画面的整体性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如同莎翁十四行诗在英文语境中的那样与读者产生文化共鸣。
一、文化因素的流失
语言被认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中扎根和生长。一般来说，作家是在自己的文化大背景下建构自己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肩负着把源语文化传递给可能有着不同文化的目标语读者的任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创作很多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内建构的，诗本身给读者传递着意蕴深厚的文化。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中文译本又对其文化缺少注释，导致译本读者难以分享原作之中的文化底蕴。辜正坤教授的译本自然也有一些文化流失的地方。
在第十一首诗中，辜正坤教授将“and three score year would make the world away”翻译成“不出六十年，世界也会消亡”。当中国读者读到“六十年”时，经过 “如果人类六十年没有生育的状况，世界就会消亡” 的推论，似乎莎士比亚的诗文里写得合情合理，然而对于英国读者来说，莎士比亚的“threescore year”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圣经》诗篇的第九十篇中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The days of our years are 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 在这个生命期限的前提下，人类经过没有繁衍的六十年，自然最年长者都不再有传宗接代的能力，也就导致了世界的消亡。然而，对于在基督教文化成长下的读者来说，“three score years”传载着基督教的文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译文的“六十年”只是一个时间段，而无文化含义。对于此类没有注释的翻译，译文语言没有达到对原文的文化传达的功效。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对《圣经》文化的借用不仅表现在对词的借用上，还有对诗的主题的借用上。在第六十二首中，莎翁通过本诗自恋罪行的整体背景之下，表达了对独善其身的爱情的一种颂扬。没有基督教文化的普通中国读者只能通过翻译的文本推断自恋是一种罪行。在《圣经》的新约，歌罗西书中人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域。其中傲慢被认为是七宗罪中最原始、最严重的一项。期望他人注视自己或过度爱好自己，把自己定位成比上帝或他人更优秀的存在。傲慢被认为是所有罪中最致命的，因为路西法就是因为傲慢而堕落，最后成为了与神对抗的魔鬼撒旦。自负与自恋都是这种罪恶的产物。因此基督教文化的 “sin of self love”是一种具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罪行。然而，在辜正坤的译文中，“sin”被译成“罪行”，这很难让中国读者感受到原文中的宗教文化底蕴。
二、诗歌的整体画面性
“诗如画，画如诗”——古人对诗和画两种不同的表达世界的媒介进行了联系。诗和画之所以有其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同样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意境。一首诗通过文字的意向在读者的脑海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画面。因此对于译文来说，亦应反映原作之中统一的画面，在个句翻译到位的同时，更要注意译文的整体性。
从诗如画的角度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首首都具有画意，每首诗将不同的意向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完美的图画。在莎翁的诗行中，最后的英雄双行体往往对图画的整体统一性起到关节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稍不注意对此“关节”的审慎就会导致译文难以再现原文的整体统一。例如，第十六首诗中，莎翁绘制了延续后代得到的人生永续远远流长于画像的流传。关于绘画的词汇，诗中用到“painted”、“time’s pencil”、“pupil pen” 和“drawn”等。然而这些绘画的词汇是如何镶嵌在说话者（speaker）劝服对象（listener）采取结婚生子来永续美丽人生的呢? 诗的最后一行（“And you must live drawn by your own sweet skill”）通过“drawn”（绘画）将结婚生子当成人生之画的一个绘画的重要过程。其中，“you must live”中的“must”体现出永续美丽人生的唯一途径，而这唯一的途径正是“sweet skill”（ 暗指人的结婚生子）,并且“drawn”体现了人生乃是绘画的过程，可谓点睛之词。对此句，辜正坤教授翻译成“想生存就得靠把传宗妙计发扬”，然而，“发扬”一词再也起不到“诗如画”的效果，没有起到“关节”作用。
总之，从文化语境角度来说，辜正坤教授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以中国读者能接受的文化语境为基础，但部分地方有进行再创作之嫌。部分译文更多地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文化语境，从而不能再现原文的文化语境，没有能起到译文在传载语言的同时传载原诗歌文化的功能。在翻译莎士比亚诗歌的时候，译者不能因为注重语言的因素，而忽略译文对文化的传达，忽略诗文的整体统一的画面性。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Nida, Eugene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