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年轻的巴德尔·哈泽接到了西德笔友寄来的一本《一九八四》。他从未听说过乔治·奥威尔，却沉醉于阅读，从书中找到了环境与个人生活的强烈共鸣。但他不知道，由于姐夫告密，这本书在送达之前已经被扣留了一段时间，“国安部让人把书继续投递给我是设了一个圈套。”1959年1月，他因私自阅读“西德低俗之作”并在信里发表煽动言论而被捕，获刑三年零三个月。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作者：[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英格里德·宗塔格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59元
　　哈泽只是东德众多秘密读者中的一个。这些人既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作家，也有学生和普通劳动者，甚至审查机关和图书馆系统的内部人员。他们想尽办法获取外面的图书，有时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所用的办法五花八门，如邮寄（成功率很低），私带（很可能被海关没收），到黑市上购买（价格奇高），搞到图书馆的特殊借阅证（很难），通过墙外的电台听书（不能反复阅读），去国际化的莱比锡书展上看书、抄书，甚至偷窃（但失主往往特别宽容）。
　　2007年，“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大会在德国召开，会后由代表发言整理成同名文集。出人意料的是，书中文章几乎篇篇不缺可读性。其作者中有学者，也有经历了那一时代的普通读者和禁书政策的执行者。有位名叫海因茨·蒂姆勒的普通人，曾经令人震惊地用打字机打出了卡尔·麦的21部、一万余页的作品。麦写的是通俗冒险小说，早在1912年就去世了，可是无独有偶，两代政权都禁了他的书。纳粹说他的作品是极端和平主义，缺乏斗争精神。战后查禁他的原因从未明确宣布，但是很显然，他的主人公们过着令当权者不悦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1945年德国战败后，美、英、法、苏占领当局下令清除图书馆中宣传法西斯主义的藏书。东部后来延续了这一政策，并将查禁范围扩展到了一切有害的作品。那些不能正常借阅的书便被移入各个图书馆设立的“毒草柜”——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它有一个更为委婉的名称：“特殊科研文献部。”但具体到哪些书应被归入毒草之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政策时松时紧，陷入了学者所称的“独裁无政府主义”的怪圈，从而对东德的文化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举例来说，西德哲学家哈贝马斯的1971年版《理论与实践》成了毒草，但此书的1963年版却开放借阅。又比如1960年，官方的迪茨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的人民公社》突然被封存了，只是因为在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东德图书馆必须尽力隐藏一切亲中的出版物。
　　我们看到，只有“很少一部分读者对纯政治作品感兴趣”，人们对“低俗读物”——其中一大部分是纯文学作品——的喜爱是巨大的。正所谓“专制育人”，在另一个更为宽松和丰富的世界里，他们大概不会那样如饥似渴地去获取图书，也很难那样全神贯注地去阅读图书。
　　也许有一个例外。它提醒我们在回望那个时代的时候，最好抛弃掉所有浪漫化的想象。恐惧吞噬灵魂。还记得开头提到的那位因《一九八四》而坐牢的读者吗？半个世纪之后，巴德尔·哈泽回忆说：“奥威尔的小说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89年秋天，我都过着一名百依百顺的东德公民过的生活，永远地失去了站起反抗的欲望，坚定地认为什么都改变不了。”
　　他记得奥威尔曾经劝告他：“随波逐流是我的口号。这是保持不受伤害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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