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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中國作家协会《诗刊》副主编，评论家。出版有散文理论专著《散文：主体的攀援与表达》《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现代性”景深中近十年来中国散文创作图谱》《散文的传统》，诗集《疏勒河的流水溢上岸边丛杂的小径》，散文集《走在人背后》等。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匈奴秘史》《南太行前传》，散文集《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等。现居成都。
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于当下越来越尴尬，文体上的自我束缚与历史和资料性的再生成及其再利用，文体的固化即探索性和实验性的缺失，特别是原创力的萎缩、思想和艺术性的浅薄、难以出新，等等，都使得散文这个文体显得面目可疑，且出现了萎靡、守旧与锐意不足的问题和现象。如果说“有高原无高峰”的评价不仅仅是针对散文，不少青年读者形成的散文约等于“中老年人回忆录”，散文“就是写过去的事，尤其是过去农村的事”的固化思维，则使这种“文体尴尬”无可遮掩。对于散文创作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获得丰沛的原创力和鲜明的时代性，我们特约王冰、杨献平两位老师就此展开对谈，希望对广大有志于散文创作的作家有所启迪。
当下散文创作呈现出丛林密布却无高树的局面
杨献平：王冰兄，你是较长时间关注当下散文写作及其发展的专业研究和评论家之一，从你个人的角度看，当下的散文写作有哪些具体特点？或者也可以谈谈散文写作于当下时代的自我位置与方向问题。
王冰：谈到这个问题，我的思维似乎停滞了一下，之所以一下子短路，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思维的短路，恰好说明散文创作从新时期初期走到现在，越来越呈现出丛林密布却无高树的局面，使我一下想不起谁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散文成就，如此一来，形成了我对散文多元但零散的印象。记得我曾经跟范晓波、谢宗玉兄谈起过，都认为当下的散文在众多散文作家的努力下，是处在高地的平坦处的，但都没有形成高峰，都优秀，却都不突出，这显示了散文作家集体走到高处，却难以继续前行隆成一座座高山的无奈，这是当下散文的基本状况。
很长时间以来，散文的创作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一是散文写作者因为自身思想的停滞和贫乏，带来的散文作品思想浅陋和贫乏。二是很多作家没有将散文首先作为一门艺术去认真对待，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选择和练习，简单到武断地认为，只要将自己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散文，这怎么可能呢？我曾经屡次谈到过这个问题，说文学是门艺术，艺术首先是一门技术。三是内容的粗疏和陈旧，我曾经在各地跟文友交流时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现在都一百年了，竟然还有省级刊物在发表一些“春夏秋冬”每个字作为一个小标题的所谓散文，我想连中学生作文也不会这样写了吧，我不知道是编辑的问题，还是作者的问题，又或者是互相影响，形成恶性的死循环。
杨献平：你曾经写过一本书《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现代性”景深中近十年来中国散文创作图谱》，之所以用这个题目，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意思吧？
王冰：是的。虽然如此，确实也有很多作家在努力，想把散文写好，或者说已经写出了很好的散文，比如史铁生散文对于生命的体悟之深，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身体的残疾使得他对生命在很多时候产生了一种绝望感，这种绝望感细细地慢慢地打磨着他的生命，也锻打了他散文的质地，都是他散文走到高处的关键。比如贾平凹虽然小说的名声更大，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散文抵达的地方是在他小说的前面的，所以对于贾平凹先生的书，我更偏爱他讲演或者自序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健康感和通透感，就像一个得道的老和尚，没有去谈经说禅，但很多时候是露着机锋的。
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作家都在奋力前行，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但除了一些优秀作家，整体而言都鲜有大智慧。我读到的作品，几乎没有像经典大师的作品一样，开启过人的心智，对于我们进行通达的生命思考，几乎启发意义不大。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想，这几代作家，生活相对都是平静的，人生阅历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即使参与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但一贯以来的文学教育使得这些作家游离于时代之外，热衷于做一个纯文学作家，融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没有意识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这些变化，时代的力量不能叠加在自己的作品中时，单靠个人的那点才能去写作，是远远不够的。
复制之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幽光
杨献平：就当下而言，散文是一种非常尴尬的文体。文体歧视自古就有，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眼下的散文已经进入了某种窠臼，即复制性的创作至今占有相当比例，也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学好像最缺乏的是原创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冰：说到中国散文的文体，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这是一门大学问，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除了诗歌，就是散文，我们说中国的诗文传统，而不是其他的传统，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我参加文学研讨交流，不少专家开头一句话就是“散文没有理论，不好谈”。每次听到这里，我都想插话反驳几句，但本着尊重的原则，最终都是不了了之。听多了，我便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散文无理论？》，这篇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说“散文无理论，小说有理论”的人，有一个判断的前提，就是把中国五四以来一百年的文学当成了中国文学的全部，将自己所有理论的原点和出发点，划定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百年，没有看到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大传统。如此一来，不少人肯定就觉得中国散文比起中国小说没有什么理论，就不断在各种场合歧视了中国散文的文体，这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歧视，这既显示了这个人的无知，也教坏了不少更年轻的作者。因此，谈到散文的文体，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一番。
杨献平：曹丕的《典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似乎都是比较早的散文文论，不过，近现代以来，白话文之后，中国的散文理论是薄弱的，但我有一个看法，理论永远跟在作品后面而产生，而不是先建立一整套的理论，再来书写。“文无定法”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等，都是某个文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即高峰之后，便出现无路可走，无可突破的现象，转而又被另一种新的文体所替代，但无论是哪一种文体，都是互为渊源的。当散文和诗歌分别走下时代的峰顶，小说跃居第一，也是有原因的。小说起初是大众的艺术之一，是和说唱联系在一起的。当现代的曙光突破浓雾，文章不再专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进而转向了普罗大众和芸芸众生，其性质无疑是文明和文化的一大进步。今之世界和我们的中国，小说的受尊崇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基础的。 王冰：是的。其实献平你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我懂得，但表述上说得不太准确，当下的散文创作并不是文体尴尬，而是作家尴尬。文体没有好坏之分，也不会有窠臼，是写作者趴在一个文体的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一个散文写作者，不必纠结于所谓的文体的禁锢，因为散文同任何一种文体一样，都要带着脚镣跳舞，但散文的脚镣要宽松得多，有能力跳得好的，尽可以去伸展自己的拳脚。
说到文学的复制性，这是必然的，是文学在传承的表现之一。没有人一出生就会写散文，写小说，肯定要学起来，这就是重复的部分。人思考的路径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站在前人思考的肩膀上的，沿着别人的路去探索很正常，如果太脱离，也许就成了疯子。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巨大传统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点光亮。我们总说思想的幽光，幽光这个词我一直很喜欢，就在于每个人只能提供那么一点，多了肯定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无论他多么有天赋，如何优秀，他一生只能写出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其他的都是对这部作品的复制，这是每个人的宿命，谁也摆脱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限，每一代作家也有自己的大限，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每一代作家只负责抒写自己的时代，他怎么也写不了别的时代的作品，就是他硬着头皮，努着劲去写，肯定也写不好。因此，能在作品中透着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一点幽光，已经是很不错的原创了。
杨献平：你说的复制性，其实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文章一途，盖因作者秉性、文化修养和成长环境等使然，同样的题材，每个人写都是不同的，这是先天性的。我说的复制性包含了投机取巧的意思在内，也针对已有材料、观点、论据等等主要因素的复制和再利用。当然，沿袭大师的话，或者拿已经证实了的真理来证实，当然是必须的。我说的是过度依赖，甚至执着地依赖于他人的提供和发现，这现在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个写东西的人，就像没有自己的原创首唱歌曲的歌手一样，老是翻唱别人的，唱得再好，也还是一个翻唱歌手而已。科学家和学者更是如此。
其实，任何一种体裁的文学传统都是不可割裂的。而此前的一个现象便是，文体之间关起门来谈自己。小说当然可以，诗歌也可以。唯独散文这个文体不可以。散文是一种敞开和吸纳、改进与包容性质最强的文体。如果用大地来比喻散文，她的发展的根本就在于她的无限包容与“纳入”。
王冰：说到这里，说个题外话，就是很多前辈在谈到散文的时候，总是纠结于散文的真假问题，说什么散文就是讲真话，抒真情，只要把心中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写成文字就是散文了，这话是不是骗人，我不能胡乱猜测，但是，如果台下的某位初学写作者真信了，并且按照这点去做了，照我的想法，他或者她永远也甭想成为优秀作家了。因为散文是门艺术，艺术是讲究技术的，它要写的不是谈情说爱的悄悄话，何况悄悄话，我觉得超过百分之五十也是假话，因此写好了是真问题，真与假真不是一个真问题。
杨献平：这个观点我同意。真和假，都不是真问题。更重要的是“真诚”。如果仅仅把散文作为一种真实的情感及其事物状态的传达和呈现，那么散文的局限性就非常大。既然作为文学，作为艺术，真实和太过真实恰恰是文学艺术的大忌，或者说是限制其创造性与创新力量的羁绊。
凡是大的作家诗人，必定是窥破时代本质的人
杨献平：散文家、小说家或诗人，其实都是其所在时代的“产物”，那么，如何更好地书写与创造性地呈现“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可惜，我目前看到的，历史的东西太多，站在他人的资料上生发的太多。我们的诸多散文从业者，似乎还没有真正地发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对个人的种种烙印，甚至镌刻与裹挟，塑造和裂变等。近年来，散文的生态似乎更加荒芜和沉寂。新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取巧和炫技的多，真正地能够置身于时代，并从时代开掘新的题材和书写对象的少。
王冰：其实从新文化运动起，散文就开始沉寂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头等大事，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散文传统中，个体化写作中载道和言志的功能被削弱了，时代要求文学要将主题首先定位于救亡图存。那时候的知識分子普遍认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要将自认为已经腐朽的东西彻底清除，当然包括中国传统中所讲的道。内容都不要了，与之匹配了几千年的这个文学样式的衰老也是必然的了。散文又不同于小说，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是较为成熟的一种文体，但在中国几乎是个新东西，除了明清小说中那些数得过来的篇目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的东西，所以小说家身上的负担就轻很多，他不用卸下传统的包袱就可轻装上阵。散文不是，中国的基因和血液对诗文传统的影响深重如泰山，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于是就左右摇摆，犹犹豫豫，一下就过了一百年，所以中国散文是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一种必然。中国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众多散文家既想使之具备西方现代性的特色，又想保留中国传统散文的因素和样子，所以越写越四不像，在如此的境况中，沉寂是肯定的。
杨献平：说到底，文学是经验性的东西，或者说，经验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一直很强。凡是大的作家诗人，必定是窥破时代本质的人，也必定是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并且能够置身其中，也能够时刻逃逸出来登高俯瞰的思想者和智者。一个深陷其中，而不知所措，不明其意，又勉强写作的作家及其文本，可能是没有力量的。由此，越是在迷离之中，越是需要清晰的光照，而这光照的来源，一是要融入其中，才能找到架设“光照”的最佳位置;二是要不断地去觉悟，而觉悟的前提，则是不断地学习，时刻保持对新事物和新技术的敏锐性;三是要有一双放大性和精确性很强的眼睛;第四，要具备超强的分析和整合能力。纳博科夫把文学也称为一种科学，我觉得他很独到，也很到位。另外一点，真正的写作者，是不考虑读者的。读者或许只有一个，或许只是他自己和他内心、灵魂当中的某个人。
王冰：对于时代而言，不论谁想不想，都在其中。对于时代的认识，却要看认识时代的自觉——是做一个自觉者，还是一个梦游者？每个人对于时代的认知以及认知程度都是很不一样的，这决定了一个作品的时代感。有时候我想，一个写作者，他不是不想开掘新的题材，只是他没有能力发现罢了;他不是不想抒写，只是没有能力抒写罢了。而且，某些前辈们做文学的样子，让他们自然地认为，我要远离时代，做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才能写好作品。其实这也需要一种能力——有的人远离了，反而看得更模糊，直至彻底失去了时代的镜像，只剩下了一片臆想的文字。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匈奴秘史》《南太行前传》，散文集《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等。现居成都。
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于当下越来越尴尬，文体上的自我束缚与历史和资料性的再生成及其再利用，文体的固化即探索性和实验性的缺失，特别是原创力的萎缩、思想和艺术性的浅薄、难以出新，等等，都使得散文这个文体显得面目可疑，且出现了萎靡、守旧与锐意不足的问题和现象。如果说“有高原无高峰”的评价不仅仅是针对散文，不少青年读者形成的散文约等于“中老年人回忆录”，散文“就是写过去的事，尤其是过去农村的事”的固化思维，则使这种“文体尴尬”无可遮掩。对于散文创作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获得丰沛的原创力和鲜明的时代性，我们特约王冰、杨献平两位老师就此展开对谈，希望对广大有志于散文创作的作家有所启迪。
当下散文创作呈现出丛林密布却无高树的局面
杨献平：王冰兄，你是较长时间关注当下散文写作及其发展的专业研究和评论家之一，从你个人的角度看，当下的散文写作有哪些具体特点？或者也可以谈谈散文写作于当下时代的自我位置与方向问题。
王冰：谈到这个问题，我的思维似乎停滞了一下，之所以一下子短路，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思维的短路，恰好说明散文创作从新时期初期走到现在，越来越呈现出丛林密布却无高树的局面，使我一下想不起谁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散文成就，如此一来，形成了我对散文多元但零散的印象。记得我曾经跟范晓波、谢宗玉兄谈起过，都认为当下的散文在众多散文作家的努力下，是处在高地的平坦处的，但都没有形成高峰，都优秀，却都不突出，这显示了散文作家集体走到高处，却难以继续前行隆成一座座高山的无奈，这是当下散文的基本状况。
很长时间以来，散文的创作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一是散文写作者因为自身思想的停滞和贫乏，带来的散文作品思想浅陋和贫乏。二是很多作家没有将散文首先作为一门艺术去认真对待，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选择和练习，简单到武断地认为，只要将自己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散文，这怎么可能呢？我曾经屡次谈到过这个问题，说文学是门艺术，艺术首先是一门技术。三是内容的粗疏和陈旧，我曾经在各地跟文友交流时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现在都一百年了，竟然还有省级刊物在发表一些“春夏秋冬”每个字作为一个小标题的所谓散文，我想连中学生作文也不会这样写了吧，我不知道是编辑的问题，还是作者的问题，又或者是互相影响，形成恶性的死循环。
杨献平：你曾经写过一本书《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现代性”景深中近十年来中国散文创作图谱》，之所以用这个题目，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意思吧？
王冰：是的。虽然如此，确实也有很多作家在努力，想把散文写好，或者说已经写出了很好的散文，比如史铁生散文对于生命的体悟之深，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身体的残疾使得他对生命在很多时候产生了一种绝望感，这种绝望感细细地慢慢地打磨着他的生命，也锻打了他散文的质地，都是他散文走到高处的关键。比如贾平凹虽然小说的名声更大，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散文抵达的地方是在他小说的前面的，所以对于贾平凹先生的书，我更偏爱他讲演或者自序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健康感和通透感，就像一个得道的老和尚，没有去谈经说禅，但很多时候是露着机锋的。
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作家都在奋力前行，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但除了一些优秀作家，整体而言都鲜有大智慧。我读到的作品，几乎没有像经典大师的作品一样，开启过人的心智，对于我们进行通达的生命思考，几乎启发意义不大。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想，这几代作家，生活相对都是平静的，人生阅历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即使参与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但一贯以来的文学教育使得这些作家游离于时代之外，热衷于做一个纯文学作家，融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没有意识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这些变化，时代的力量不能叠加在自己的作品中时，单靠个人的那点才能去写作，是远远不够的。
复制之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幽光
杨献平：就当下而言，散文是一种非常尴尬的文体。文体歧视自古就有，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眼下的散文已经进入了某种窠臼，即复制性的创作至今占有相当比例，也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学好像最缺乏的是原创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冰：说到中国散文的文体，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这是一门大学问，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除了诗歌，就是散文，我们说中国的诗文传统，而不是其他的传统，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我参加文学研讨交流，不少专家开头一句话就是“散文没有理论，不好谈”。每次听到这里，我都想插话反驳几句，但本着尊重的原则，最终都是不了了之。听多了，我便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散文无理论？》，这篇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说“散文无理论，小说有理论”的人，有一个判断的前提，就是把中国五四以来一百年的文学当成了中国文学的全部，将自己所有理论的原点和出发点，划定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百年，没有看到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大传统。如此一来，不少人肯定就觉得中国散文比起中国小说没有什么理论，就不断在各种场合歧视了中国散文的文体，这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歧视，这既显示了这个人的无知，也教坏了不少更年轻的作者。因此，谈到散文的文体，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一番。
杨献平：曹丕的《典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似乎都是比较早的散文文论，不过，近现代以来，白话文之后，中国的散文理论是薄弱的，但我有一个看法，理论永远跟在作品后面而产生，而不是先建立一整套的理论，再来书写。“文无定法”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等，都是某个文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即高峰之后，便出现无路可走，无可突破的现象，转而又被另一种新的文体所替代，但无论是哪一种文体，都是互为渊源的。当散文和诗歌分别走下时代的峰顶，小说跃居第一，也是有原因的。小说起初是大众的艺术之一，是和说唱联系在一起的。当现代的曙光突破浓雾，文章不再专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进而转向了普罗大众和芸芸众生，其性质无疑是文明和文化的一大进步。今之世界和我们的中国，小说的受尊崇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基础的。 王冰：是的。其实献平你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我懂得，但表述上说得不太准确，当下的散文创作并不是文体尴尬，而是作家尴尬。文体没有好坏之分，也不会有窠臼，是写作者趴在一个文体的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一个散文写作者，不必纠结于所谓的文体的禁锢，因为散文同任何一种文体一样，都要带着脚镣跳舞，但散文的脚镣要宽松得多，有能力跳得好的，尽可以去伸展自己的拳脚。
说到文学的复制性，这是必然的，是文学在传承的表现之一。没有人一出生就会写散文，写小说，肯定要学起来，这就是重复的部分。人思考的路径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站在前人思考的肩膀上的，沿着别人的路去探索很正常，如果太脱离，也许就成了疯子。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巨大传统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点光亮。我们总说思想的幽光，幽光这个词我一直很喜欢，就在于每个人只能提供那么一点，多了肯定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无论他多么有天赋，如何优秀，他一生只能写出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其他的都是对这部作品的复制，这是每个人的宿命，谁也摆脱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限，每一代作家也有自己的大限，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每一代作家只负责抒写自己的时代，他怎么也写不了别的时代的作品，就是他硬着头皮，努着劲去写，肯定也写不好。因此，能在作品中透着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一点幽光，已经是很不错的原创了。
杨献平：你说的复制性，其实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文章一途，盖因作者秉性、文化修养和成长环境等使然，同样的题材，每个人写都是不同的，这是先天性的。我说的复制性包含了投机取巧的意思在内，也针对已有材料、观点、论据等等主要因素的复制和再利用。当然，沿袭大师的话，或者拿已经证实了的真理来证实，当然是必须的。我说的是过度依赖，甚至执着地依赖于他人的提供和发现，这现在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个写东西的人，就像没有自己的原创首唱歌曲的歌手一样，老是翻唱别人的，唱得再好，也还是一个翻唱歌手而已。科学家和学者更是如此。
其实，任何一种体裁的文学传统都是不可割裂的。而此前的一个现象便是，文体之间关起门来谈自己。小说当然可以，诗歌也可以。唯独散文这个文体不可以。散文是一种敞开和吸纳、改进与包容性质最强的文体。如果用大地来比喻散文，她的发展的根本就在于她的无限包容与“纳入”。
王冰：说到这里，说个题外话，就是很多前辈在谈到散文的时候，总是纠结于散文的真假问题，说什么散文就是讲真话，抒真情，只要把心中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写成文字就是散文了，这话是不是骗人，我不能胡乱猜测，但是，如果台下的某位初学写作者真信了，并且按照这点去做了，照我的想法，他或者她永远也甭想成为优秀作家了。因为散文是门艺术，艺术是讲究技术的，它要写的不是谈情说爱的悄悄话，何况悄悄话，我觉得超过百分之五十也是假话，因此写好了是真问题，真与假真不是一个真问题。
杨献平：这个观点我同意。真和假，都不是真问题。更重要的是“真诚”。如果仅仅把散文作为一种真实的情感及其事物状态的传达和呈现，那么散文的局限性就非常大。既然作为文学，作为艺术，真实和太过真实恰恰是文学艺术的大忌，或者说是限制其创造性与创新力量的羁绊。
凡是大的作家诗人，必定是窥破时代本质的人
杨献平：散文家、小说家或诗人，其实都是其所在时代的“产物”，那么，如何更好地书写与创造性地呈现“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可惜，我目前看到的，历史的东西太多，站在他人的资料上生发的太多。我们的诸多散文从业者，似乎还没有真正地发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对个人的种种烙印，甚至镌刻与裹挟，塑造和裂变等。近年来，散文的生态似乎更加荒芜和沉寂。新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取巧和炫技的多，真正地能够置身于时代，并从时代开掘新的题材和书写对象的少。
王冰：其实从新文化运动起，散文就开始沉寂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头等大事，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散文传统中，个体化写作中载道和言志的功能被削弱了，时代要求文学要将主题首先定位于救亡图存。那时候的知識分子普遍认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要将自认为已经腐朽的东西彻底清除，当然包括中国传统中所讲的道。内容都不要了，与之匹配了几千年的这个文学样式的衰老也是必然的了。散文又不同于小说，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是较为成熟的一种文体，但在中国几乎是个新东西，除了明清小说中那些数得过来的篇目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的东西，所以小说家身上的负担就轻很多，他不用卸下传统的包袱就可轻装上阵。散文不是，中国的基因和血液对诗文传统的影响深重如泰山，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于是就左右摇摆，犹犹豫豫，一下就过了一百年，所以中国散文是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一种必然。中国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众多散文家既想使之具备西方现代性的特色，又想保留中国传统散文的因素和样子，所以越写越四不像，在如此的境况中，沉寂是肯定的。
杨献平：说到底，文学是经验性的东西，或者说，经验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一直很强。凡是大的作家诗人，必定是窥破时代本质的人，也必定是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并且能够置身其中，也能够时刻逃逸出来登高俯瞰的思想者和智者。一个深陷其中，而不知所措，不明其意，又勉强写作的作家及其文本，可能是没有力量的。由此，越是在迷离之中，越是需要清晰的光照，而这光照的来源，一是要融入其中，才能找到架设“光照”的最佳位置;二是要不断地去觉悟，而觉悟的前提，则是不断地学习，时刻保持对新事物和新技术的敏锐性;三是要有一双放大性和精确性很强的眼睛;第四，要具备超强的分析和整合能力。纳博科夫把文学也称为一种科学，我觉得他很独到，也很到位。另外一点，真正的写作者，是不考虑读者的。读者或许只有一个，或许只是他自己和他内心、灵魂当中的某个人。
王冰：对于时代而言，不论谁想不想，都在其中。对于时代的认识，却要看认识时代的自觉——是做一个自觉者，还是一个梦游者？每个人对于时代的认知以及认知程度都是很不一样的，这决定了一个作品的时代感。有时候我想，一个写作者，他不是不想开掘新的题材，只是他没有能力发现罢了;他不是不想抒写，只是没有能力抒写罢了。而且，某些前辈们做文学的样子，让他们自然地认为，我要远离时代，做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才能写好作品。其实这也需要一种能力——有的人远离了，反而看得更模糊，直至彻底失去了时代的镜像，只剩下了一片臆想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