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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内实际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批评这样的倾向，阐述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指出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总的来说，新解放的城市比较严格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兑现了“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的诺言，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保护私营工厂的典型——发还大兴纱厂
位于石家庄市的大兴纱厂，原属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3年由私人集股创设，创立时有资金300万，置有纱锭2.5万枚。随着生产的发展，纱锭增至三万枚，添设布机500台，毯机八台，全厂工人达到2300余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工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该厂开始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家庄被日军占领，大兴纱厂被日伪劫持，并拆毁该厂纱锭2/3作为“献铁”之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兴纱厂被投资方收回，重新开工。由于日伪时期的破坏和官僚资本的挤压，大兴纱厂重新开工后只有纱锭1.1万余枚，布机300台，毯机六台，职工1500余人。
1947年11月，石家庄获得解放。大兴纱厂的主持人失踪，无人负责，资本性质模糊，股东情况不明。人民政府为了维护工人生活，保护工业基础，予以接管，并委派了厂长，组织工人复工。组织复工时，国民党飞机对大兴纱厂实施轰炸，厂房设备毁损严重。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工人献交器材，自制零件，研究代用品，争取了部分开工。随后，工人们在生产中一面进行建厂，一面进行装修，1948年至1949年上半年共制各种机件14万件，陆续将机器修配完整，至1949年5月已实开纱锭11872枚，布机220台，原有的六台毯机也基本恢复生产。全厂工人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生产积极分子带头影响下，投入了红旗竞赛运动，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节省了原料，将生产向前推进了一步。一些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均超过了解放前。在此期间，大兴纱厂实际上属于国营性质。
1949年汉口解放前夕，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初步了解了人民政府工业政策，即派出代表，携带股东名单，以及各种证件，备文呈请华北人民政府，请求发还石家庄大兴纱厂。人民政府根据调查结果，认为该厂确为私人资本。1949年8月9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将该公司之石家庄大兴纱厂原物发还，并提出：“因此次为我代管企业第一次发还，对政府政策及资本家们的教育意义影响很大，应打破资本家的顾虑，全部发还，以事实说明我们如何扶助民族资本家，以便资本家毫无顾忌及时投资扩充设备，增加生产。”8月14日，中央复电：“同意你们对石家庄大兴纱厂采取发还的方针及与之有关的各项办法。”
1949年8月3日至16日，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资方代表进行了会谈。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会谈“一直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实际上，资方代表还有较深的顾虑，前来会谈是带有试探性质的。当政府代表让其首先提出对政府的要求与经营方案时，资方代表几次笼统地表示：“一切愿服从政府指示。”在他们思想上，“政府是否真正发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政府代表针对资方这种疑虑的心情恳切地说明：“今天并非研究是否发还的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还的问题，发还大兴纱厂已是政府庄严的决定。”
政府代表接着提出：大兴纱厂复工以来，一切盈亏均由政府负责，但使用大兴纱厂的房屋机器，可按月以实物折旧交付资方。话未说完，资方代表立即表现出惊喜的神情。资方代表说：“政府想得真周到，我们想提可是鉴于政府重建大兴之不易，还没好意思提，政府就先提出了。真是公平合理！真是公平合理！”政府的诚恳态度，感动了资方代表，资方代表道出了当时资本家的顾虑心情：“当初谁也不敢来，认为是来跳火坑哩！”这一句有趣的真心话，惹得大家哄然一笑。
资方代表在会谈的第一天听了大兴纱厂目前的生产情况，观看了照片，感慨地说：“现在产量质量的提高，真是我们从来没想到的。从此认识到发展生产，只有依靠工人，过去办工厂漠视工会，强迫命令工人的办法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表示：除今后工人福利一律照办，劳资关系，遵照政府指导处理外，并一再提出挽留政府委派的厂长及原班干部。
把大兴纱厂发还给资本家经营，实质上是把国营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这个消息传出后，工人们说：从前生产给国家，是为了支援前线；现在资本家来搞生产，是为了他赚钱。工人们想起石家庄解放前的痛苦日子，再看看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听说厂子要发还，情绪上立刻起了波动。针对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和思想顾虑，该厂广泛进行了解释，召开了动员大会，组织了小组讨论会，反复说明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同时和资方协商，将国营期间的一切民主设施及职工福利保留在接交协定之内。经过反复做工作，工人们逐渐想通了“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道理，他们说：“现在是团结
资本家来发展生产。只要资方按着国营期间的计划走，我们工人生产没有一点问题。”1949年11月9日，资方支付了人民政府在代管期内所抵垫的资金后，人民政府将大兴纱厂正式发还给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发还大兴纱厂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使许多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资本家得以安心。在武汉经营裕华、大兴、大华纺织公司的裕大华集团董事长黄师让看到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的消息，打消了顾虑，最终决定把企业留在大陆。
引导私人金融资本的典型
——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
1949年1月，当时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天津获得解放。天津市人民政府为引导游资、发展生产，在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的基础上，经当时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处的批准，成立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并于1949年6月1日开业，是当时我国唯一的证券交易所。其组织机构包括经理一人、副经理两人以及场务科、财务科、秘书科等科室。场务科负责管理成交时间及开盘收盘行情，规定上场证券种类和证券涨落的限价，了解和监督经纪人的交易情况，调节交易纠纷等。财务科负责管理经纪人之间的业务交割，规定手续费率并收取手续费，负责证券保管、计价、会计、出纳等工作。秘书科负责了解市场行情，写简报反映情况等。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经营方针是：以诱导和吸引游资，使之纳入生产轨道为目标，以国内公司企业的股票为上市证券种类，以现货交易、次日交割为限，不做期货交易，严禁买空、卖空。其主要任务是：流通证券，繁荣市场，加强私人投资的兴趣与信心；便于私人厂商融通资金，促进生产建设；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发展生产。证券交易所还制定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规章》等有关规定。凡设在国内解放区内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种股份公司的股票，经审核批准，均可上场交易。
当时的交易所的规定是“为防止证券市场发生急剧的变动，规定当日证券行情之最高最低限价，不得高于或低于前一日后市收盘价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涨跌停的幅度为20%。但是，这项规定并不是完全不可更改的。6月6日，证券交易所就突破了这一规定。当日开盘后瞬间即达到涨停价，买方人潮汹涌，游资仍然显得很多。交易所即将当时的限价再放宽20%，并对买卖双方按照总额临时征收交割保证金20%。但提高限价后很快又涨停，交易所即宣告停止交易。这一点与现行的熔断机制比较类似。为防止6月7日开盘后再度涨停，交易所采取临时措施，不再以6日的收盘价为基准计算涨停和跌停价格，而是以6月7日开盘后五分钟的成交均价为基准计算涨停和跌停价格，避免了再次出现涨停，市场趋向稳定。
从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业初期的情况看，启新洋灰、滦州矿务、东亚企业、仁立实业、耀华玻璃、济安自来水、寿丰面粉、永兴洋纸、中华百货售品所、天津造胰十家公司的规模大、声望高。开业当月，证券交割额平均每日占全市票据交换总额的4%弱，最高达11%强。证券价指数一般随物价波动。1949年7月2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华北区分行经理会议明确“开放证券交易以疏导管理游资”作为一项工作，进一步要求“加强金融市场的管理，银行要和贸易工商部门密切配合以反对市场上一切投机活动，鼓励和帮助私营银钱业的业务活动转向扶植生产，严禁金银黑市活动，使证券市场逐渐增大其作为正常生产活动的性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报告，通过证券交易的交割金额与市场上几种主要日用品的购买力的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在稳定市场上的作用：
1949年6月，证券交割金额平均每日2750余万元（旧币，下同），当时可购买面粉7000袋，或布110件。购进面粉的数量，约占粮食市场当时每日平均成交额55%，布占交易所成交额60%。
1949年7月，证券交割金额平均每日5320余万元，较6月增加94%弱，但购买力减低，面粉仅能购上月的半数3500袋，布减少30%，可购80件。面粉占市场成交额35%弱，布占成交46%弱，比例较前亦见减少。
1949年8月，证券成交金额平均每日7910万元，较7月增加48%强，当时购买实物购买力亦增加，可购面粉5100袋，或布130件，因面粉上涨较多，未能超过6月购买能力。但此时期面粉上量甚少。故此数占市场成交95%以上，布占成交58%弱。
1949年9月证券交割金额，每日平均为12550万元，较上月增加58%强，约可购面粉9900袋，或布190件。面粉当时来源稀少，故此数竟可超过市场成交数量的50%，布占成交的71%强。这时股市交易最为活跃，而交割金额所能换购的实物亦最多，所以现在的证券市场，是股市行情上涨，使投机活动扩大，所吸住的游资数额，亦因此而愈增多。
从上述各月证券交割金额来看，每月所能换取实物数量虽然互有参差，但从交割金额的数字来看，是逐月有增加的，在缓冲游资对于物价的压力上有着相当的效果。此外，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经过多方面的摸索与探讨，除了树立基础的工作之外，在全面的经济建设工作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以事实使一般人体会到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和政策；另一方面即是“吸住”了一部分游资，减轻了对市场物价的压力，从管理的观点来看是收到了效果，间接地扶持了当时的私营工商业，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发展个体经济的典型——扶植特种手工业
在中国历史上，个体经济是自然经济缓慢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手工业从经济成分上来说是个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有些手工业虽然发展到雇工生产的程度，但规模普遍很小，是手工作坊，而非使用近代机器的工厂。在生产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是由手工业生产的，约占所需量的60%至80%。其中的特种手工业（包括地毯、骨器、象牙、挑补花、雕漆、刺绣、绒纸花、烧瓷、珐琅、玉器、镶嵌、银蓝、花丝、料器、铜锡器、玩具、宫灯、玉树、铁花等），不仅具有较高的工艺美术价值，还能远销境外，换取外汇。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市政府对全市的工业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由于解放前的北平是典型的消费城市，重工业几乎一片空白，轻工业也少得可怜，手工业倒是一股潜在的力量。它星罗密布，覆盖城乡，尤其是以制造手工艺品为生的，“常在全部（手工业者）人口1/5以上，而寄附于此1/5者，尚不与也。”因此，市政府决定把手工艺生产扶植起来，于1949年3月对该业进行了集中调查，抓到了第一手资料：全市19种特种工艺手工业工厂和作坊开工的不到100家，总计有工人215名，每月产值仅为38.895美元，然而这19种特种手工艺只要能恢复和正常生产，一年就可获得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若用这笔款项购买粮食，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何况救活手工艺，又是救活了一份文化遗产。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北平特种手工业恢复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指出当时复工的特种手工业工厂有3/10，分析了其他工厂未能复工的原因，主要有：一、资本缺乏。二、1948年8月起，半年来一直没销路，货品堆积过多，一下不易销出。三、厂主仍有顾虑，恐怕工人要分他的厂子。文章同时指出：“这些问题，现在也已得到答案，各手工艺者曾联合向人民银行请求结汇、贷款，银行正在进行调查。最近合理的华北区外汇管理办法公布，以后可以大量出口，许多厂主经过市府工商局的解释，也慢慢明白了什么叫‘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再恐惧。所以都在积极准备复工。”文章还就特种手工业缺少资金，原料困难，急待打开销路，减少中间剥削，防止不法商人投机涨价，以及适当减免税收等问题，向政府和社会及时发出了呼吁。
1949年6月，北平市同业公会举行工业展，把特种手工艺品摆在了相当突出的位置，给予了明显的支持和宣传。至此，该业恢复生产的厂家也增加到了200余家。6月27日，中国银行开始办理特种手工业贷款，到7月初，已发放近千万元。8月9日，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宣布，对“特种手工艺的制造业等，实行免纳营业税的政策”。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当月除对该业17个行业共计305户贷款2700万元外，还解决了一部分厂家在原料和再生产上的困难，同时在缴收春季营业税时明确作出了特种手工业制造业等免纳的规定。
北平市政府对恢复特种手工业所采取的正确的扶植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不少志士仁人、专家学者都相继行动起来，献计献策。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率领学生利用暑假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北京市的特种手工艺品开展了调查工作，梁思成、林徽因也利用数月时间研究特种手工艺。1949年8月31日，北平市政府工商局邀集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林徽因、高庄、马大猷、吴作人、马衡、韩寿萱、王世襄等专家和教授，以及市特种手工艺联合会、进出口商、妇联、银行、工业试验所代表30多人举行座谈会，并当场决定由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韩寿萱、朱立达、王慎、秦其芳及工商局、银行代表共九人成立一个关于特种手工艺问题的研究机构。在座谈会上，费孝通认为：本市特种手工艺品十分复杂，发展也非常不平衡，质量高低悬殊，影响到出口、市场；在成本上说，工人工资已经低得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但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剥削却有好几层，要减低成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徐悲鸿建议：特种手工艺今后要与美术家密切联系，改良现今产品的图案；并向与会的玉器业代表明确表示：今后凡是有关图案方面的问题尽可直接找我。梁思成、林徽因在发言中一致强调了保持与改善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并报告了他们近几个月来对特种手工艺研究的经过和认识；指出产品的艺术性与销路是一致的，必须认识过去中国美术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要表现出新中国的精神，通过研究试验，要求在形式上、花样上有所改良。进出口业的代表希望设计者应了解生产工艺和国内外需求的变化。工业试验所代表则希望特种手工艺与近代科学结合起来，以便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
到1949年9月初，经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贷款2700余万元扶助后，已有578家工厂、作坊恢复生产。获得贷款者有17个行业、305户，包括地毡、挑补花、玉器、纸绒花、珐琅、象牙、铜锡器、雕漆、刺绣、烧瓷、骨器、镶嵌、石木雕刻、银蓝、花丝、料器、玉树等。军委铁道部决定自10月5日起凡持有对外贸易管理局出口证明文件，由北京运至天津之地毯、景泰蓝、雕漆、料器、挑补花、纸绒花、铜锡制品、刺绣、象牙、玉器等18种特种工艺手工制品，一律按现行运价减低40%。
人民政府对特种手工业的扶植政策收到明显成效，以特种手工业为代表的各类手工业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10月，已恢复生产者达1100余家。在6月至9月四个月的时间里，生产了约值人民币1100余万元的产品。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10月1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故北平分行改名为北京分行）为使特种手工业更加发展，于10月中旬起又开始办理第二次贷款，继续进行扶助。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制定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贯彻落实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的保证，对民间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则是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因素。（编辑 王 兵）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内实际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批评这样的倾向，阐述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指出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总的来说，新解放的城市比较严格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兑现了“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的诺言，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保护私营工厂的典型——发还大兴纱厂
位于石家庄市的大兴纱厂，原属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3年由私人集股创设，创立时有资金300万，置有纱锭2.5万枚。随着生产的发展，纱锭增至三万枚，添设布机500台，毯机八台，全厂工人达到2300余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工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该厂开始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家庄被日军占领，大兴纱厂被日伪劫持，并拆毁该厂纱锭2/3作为“献铁”之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兴纱厂被投资方收回，重新开工。由于日伪时期的破坏和官僚资本的挤压，大兴纱厂重新开工后只有纱锭1.1万余枚，布机300台，毯机六台，职工1500余人。
1947年11月，石家庄获得解放。大兴纱厂的主持人失踪，无人负责，资本性质模糊，股东情况不明。人民政府为了维护工人生活，保护工业基础，予以接管，并委派了厂长，组织工人复工。组织复工时，国民党飞机对大兴纱厂实施轰炸，厂房设备毁损严重。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工人献交器材，自制零件，研究代用品，争取了部分开工。随后，工人们在生产中一面进行建厂，一面进行装修，1948年至1949年上半年共制各种机件14万件，陆续将机器修配完整，至1949年5月已实开纱锭11872枚，布机220台，原有的六台毯机也基本恢复生产。全厂工人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生产积极分子带头影响下，投入了红旗竞赛运动，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节省了原料，将生产向前推进了一步。一些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均超过了解放前。在此期间，大兴纱厂实际上属于国营性质。
1949年汉口解放前夕，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初步了解了人民政府工业政策，即派出代表，携带股东名单，以及各种证件，备文呈请华北人民政府，请求发还石家庄大兴纱厂。人民政府根据调查结果，认为该厂确为私人资本。1949年8月9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将该公司之石家庄大兴纱厂原物发还，并提出：“因此次为我代管企业第一次发还，对政府政策及资本家们的教育意义影响很大，应打破资本家的顾虑，全部发还，以事实说明我们如何扶助民族资本家，以便资本家毫无顾忌及时投资扩充设备，增加生产。”8月14日，中央复电：“同意你们对石家庄大兴纱厂采取发还的方针及与之有关的各项办法。”
1949年8月3日至16日，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资方代表进行了会谈。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会谈“一直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实际上，资方代表还有较深的顾虑，前来会谈是带有试探性质的。当政府代表让其首先提出对政府的要求与经营方案时，资方代表几次笼统地表示：“一切愿服从政府指示。”在他们思想上，“政府是否真正发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政府代表针对资方这种疑虑的心情恳切地说明：“今天并非研究是否发还的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还的问题，发还大兴纱厂已是政府庄严的决定。”
政府代表接着提出：大兴纱厂复工以来，一切盈亏均由政府负责，但使用大兴纱厂的房屋机器，可按月以实物折旧交付资方。话未说完，资方代表立即表现出惊喜的神情。资方代表说：“政府想得真周到，我们想提可是鉴于政府重建大兴之不易，还没好意思提，政府就先提出了。真是公平合理！真是公平合理！”政府的诚恳态度，感动了资方代表，资方代表道出了当时资本家的顾虑心情：“当初谁也不敢来，认为是来跳火坑哩！”这一句有趣的真心话，惹得大家哄然一笑。
资方代表在会谈的第一天听了大兴纱厂目前的生产情况，观看了照片，感慨地说：“现在产量质量的提高，真是我们从来没想到的。从此认识到发展生产，只有依靠工人，过去办工厂漠视工会，强迫命令工人的办法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表示：除今后工人福利一律照办，劳资关系，遵照政府指导处理外，并一再提出挽留政府委派的厂长及原班干部。
把大兴纱厂发还给资本家经营，实质上是把国营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这个消息传出后，工人们说：从前生产给国家，是为了支援前线；现在资本家来搞生产，是为了他赚钱。工人们想起石家庄解放前的痛苦日子，再看看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听说厂子要发还，情绪上立刻起了波动。针对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和思想顾虑，该厂广泛进行了解释，召开了动员大会，组织了小组讨论会，反复说明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同时和资方协商，将国营期间的一切民主设施及职工福利保留在接交协定之内。经过反复做工作，工人们逐渐想通了“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道理，他们说：“现在是团结
资本家来发展生产。只要资方按着国营期间的计划走，我们工人生产没有一点问题。”1949年11月9日，资方支付了人民政府在代管期内所抵垫的资金后，人民政府将大兴纱厂正式发还给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发还大兴纱厂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使许多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资本家得以安心。在武汉经营裕华、大兴、大华纺织公司的裕大华集团董事长黄师让看到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的消息，打消了顾虑，最终决定把企业留在大陆。
引导私人金融资本的典型
——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
1949年1月，当时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天津获得解放。天津市人民政府为引导游资、发展生产，在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的基础上，经当时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处的批准，成立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并于1949年6月1日开业，是当时我国唯一的证券交易所。其组织机构包括经理一人、副经理两人以及场务科、财务科、秘书科等科室。场务科负责管理成交时间及开盘收盘行情，规定上场证券种类和证券涨落的限价，了解和监督经纪人的交易情况，调节交易纠纷等。财务科负责管理经纪人之间的业务交割，规定手续费率并收取手续费，负责证券保管、计价、会计、出纳等工作。秘书科负责了解市场行情，写简报反映情况等。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经营方针是：以诱导和吸引游资，使之纳入生产轨道为目标，以国内公司企业的股票为上市证券种类，以现货交易、次日交割为限，不做期货交易，严禁买空、卖空。其主要任务是：流通证券，繁荣市场，加强私人投资的兴趣与信心；便于私人厂商融通资金，促进生产建设；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发展生产。证券交易所还制定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规章》等有关规定。凡设在国内解放区内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种股份公司的股票，经审核批准，均可上场交易。
当时的交易所的规定是“为防止证券市场发生急剧的变动，规定当日证券行情之最高最低限价，不得高于或低于前一日后市收盘价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涨跌停的幅度为20%。但是，这项规定并不是完全不可更改的。6月6日，证券交易所就突破了这一规定。当日开盘后瞬间即达到涨停价，买方人潮汹涌，游资仍然显得很多。交易所即将当时的限价再放宽20%，并对买卖双方按照总额临时征收交割保证金20%。但提高限价后很快又涨停，交易所即宣告停止交易。这一点与现行的熔断机制比较类似。为防止6月7日开盘后再度涨停，交易所采取临时措施，不再以6日的收盘价为基准计算涨停和跌停价格，而是以6月7日开盘后五分钟的成交均价为基准计算涨停和跌停价格，避免了再次出现涨停，市场趋向稳定。
从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业初期的情况看，启新洋灰、滦州矿务、东亚企业、仁立实业、耀华玻璃、济安自来水、寿丰面粉、永兴洋纸、中华百货售品所、天津造胰十家公司的规模大、声望高。开业当月，证券交割额平均每日占全市票据交换总额的4%弱，最高达11%强。证券价指数一般随物价波动。1949年7月2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华北区分行经理会议明确“开放证券交易以疏导管理游资”作为一项工作，进一步要求“加强金融市场的管理，银行要和贸易工商部门密切配合以反对市场上一切投机活动，鼓励和帮助私营银钱业的业务活动转向扶植生产，严禁金银黑市活动，使证券市场逐渐增大其作为正常生产活动的性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报告，通过证券交易的交割金额与市场上几种主要日用品的购买力的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在稳定市场上的作用：
1949年6月，证券交割金额平均每日2750余万元（旧币，下同），当时可购买面粉7000袋，或布110件。购进面粉的数量，约占粮食市场当时每日平均成交额55%，布占交易所成交额60%。
1949年7月，证券交割金额平均每日5320余万元，较6月增加94%弱，但购买力减低，面粉仅能购上月的半数3500袋，布减少30%，可购80件。面粉占市场成交额35%弱，布占成交46%弱，比例较前亦见减少。
1949年8月，证券成交金额平均每日7910万元，较7月增加48%强，当时购买实物购买力亦增加，可购面粉5100袋，或布130件，因面粉上涨较多，未能超过6月购买能力。但此时期面粉上量甚少。故此数占市场成交95%以上，布占成交58%弱。
1949年9月证券交割金额，每日平均为12550万元，较上月增加58%强，约可购面粉9900袋，或布190件。面粉当时来源稀少，故此数竟可超过市场成交数量的50%，布占成交的71%强。这时股市交易最为活跃，而交割金额所能换购的实物亦最多，所以现在的证券市场，是股市行情上涨，使投机活动扩大，所吸住的游资数额，亦因此而愈增多。
从上述各月证券交割金额来看，每月所能换取实物数量虽然互有参差，但从交割金额的数字来看，是逐月有增加的，在缓冲游资对于物价的压力上有着相当的效果。此外，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经过多方面的摸索与探讨，除了树立基础的工作之外，在全面的经济建设工作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以事实使一般人体会到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和政策；另一方面即是“吸住”了一部分游资，减轻了对市场物价的压力，从管理的观点来看是收到了效果，间接地扶持了当时的私营工商业，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发展个体经济的典型——扶植特种手工业
在中国历史上，个体经济是自然经济缓慢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手工业从经济成分上来说是个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有些手工业虽然发展到雇工生产的程度，但规模普遍很小，是手工作坊，而非使用近代机器的工厂。在生产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是由手工业生产的，约占所需量的60%至80%。其中的特种手工业（包括地毯、骨器、象牙、挑补花、雕漆、刺绣、绒纸花、烧瓷、珐琅、玉器、镶嵌、银蓝、花丝、料器、铜锡器、玩具、宫灯、玉树、铁花等），不仅具有较高的工艺美术价值，还能远销境外，换取外汇。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市政府对全市的工业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由于解放前的北平是典型的消费城市，重工业几乎一片空白，轻工业也少得可怜，手工业倒是一股潜在的力量。它星罗密布，覆盖城乡，尤其是以制造手工艺品为生的，“常在全部（手工业者）人口1/5以上，而寄附于此1/5者，尚不与也。”因此，市政府决定把手工艺生产扶植起来，于1949年3月对该业进行了集中调查，抓到了第一手资料：全市19种特种工艺手工业工厂和作坊开工的不到100家，总计有工人215名，每月产值仅为38.895美元，然而这19种特种手工艺只要能恢复和正常生产，一年就可获得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若用这笔款项购买粮食，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何况救活手工艺，又是救活了一份文化遗产。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北平特种手工业恢复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指出当时复工的特种手工业工厂有3/10，分析了其他工厂未能复工的原因，主要有：一、资本缺乏。二、1948年8月起，半年来一直没销路，货品堆积过多，一下不易销出。三、厂主仍有顾虑，恐怕工人要分他的厂子。文章同时指出：“这些问题，现在也已得到答案，各手工艺者曾联合向人民银行请求结汇、贷款，银行正在进行调查。最近合理的华北区外汇管理办法公布，以后可以大量出口，许多厂主经过市府工商局的解释，也慢慢明白了什么叫‘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再恐惧。所以都在积极准备复工。”文章还就特种手工业缺少资金，原料困难，急待打开销路，减少中间剥削，防止不法商人投机涨价，以及适当减免税收等问题，向政府和社会及时发出了呼吁。
1949年6月，北平市同业公会举行工业展，把特种手工艺品摆在了相当突出的位置，给予了明显的支持和宣传。至此，该业恢复生产的厂家也增加到了200余家。6月27日，中国银行开始办理特种手工业贷款，到7月初，已发放近千万元。8月9日，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宣布，对“特种手工艺的制造业等，实行免纳营业税的政策”。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当月除对该业17个行业共计305户贷款2700万元外，还解决了一部分厂家在原料和再生产上的困难，同时在缴收春季营业税时明确作出了特种手工业制造业等免纳的规定。
北平市政府对恢复特种手工业所采取的正确的扶植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不少志士仁人、专家学者都相继行动起来，献计献策。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率领学生利用暑假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北京市的特种手工艺品开展了调查工作，梁思成、林徽因也利用数月时间研究特种手工艺。1949年8月31日，北平市政府工商局邀集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林徽因、高庄、马大猷、吴作人、马衡、韩寿萱、王世襄等专家和教授，以及市特种手工艺联合会、进出口商、妇联、银行、工业试验所代表30多人举行座谈会，并当场决定由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韩寿萱、朱立达、王慎、秦其芳及工商局、银行代表共九人成立一个关于特种手工艺问题的研究机构。在座谈会上，费孝通认为：本市特种手工艺品十分复杂，发展也非常不平衡，质量高低悬殊，影响到出口、市场；在成本上说，工人工资已经低得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但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剥削却有好几层，要减低成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徐悲鸿建议：特种手工艺今后要与美术家密切联系，改良现今产品的图案；并向与会的玉器业代表明确表示：今后凡是有关图案方面的问题尽可直接找我。梁思成、林徽因在发言中一致强调了保持与改善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并报告了他们近几个月来对特种手工艺研究的经过和认识；指出产品的艺术性与销路是一致的，必须认识过去中国美术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要表现出新中国的精神，通过研究试验，要求在形式上、花样上有所改良。进出口业的代表希望设计者应了解生产工艺和国内外需求的变化。工业试验所代表则希望特种手工艺与近代科学结合起来，以便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
到1949年9月初，经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贷款2700余万元扶助后，已有578家工厂、作坊恢复生产。获得贷款者有17个行业、305户，包括地毡、挑补花、玉器、纸绒花、珐琅、象牙、铜锡器、雕漆、刺绣、烧瓷、骨器、镶嵌、石木雕刻、银蓝、花丝、料器、玉树等。军委铁道部决定自10月5日起凡持有对外贸易管理局出口证明文件，由北京运至天津之地毯、景泰蓝、雕漆、料器、挑补花、纸绒花、铜锡制品、刺绣、象牙、玉器等18种特种工艺手工制品，一律按现行运价减低40%。
人民政府对特种手工业的扶植政策收到明显成效，以特种手工业为代表的各类手工业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10月，已恢复生产者达1100余家。在6月至9月四个月的时间里，生产了约值人民币1100余万元的产品。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10月1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故北平分行改名为北京分行）为使特种手工业更加发展，于10月中旬起又开始办理第二次贷款，继续进行扶助。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制定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贯彻落实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的保证，对民间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则是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因素。（编辑 王 兵）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