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想方设法去了解一个人之后，很难再忘记他。
　　你去看他的书，搜寻他在社交平台留下的痕迹，向他身边的好友打听，熟悉他过去的种种，他的想法，哪怕最后，你们真正聊天的时间不过一个小时，你也感觉仿佛与他认识良久。
　　而在阔别之后，你会不自觉地被他感染，不时在人潮里、路灯下、大街边，冒出和他一样的内心活动，效仿他的习惯，甚至下意识地去揣测，如果是他，面对这种情况又会怎么做。
　　这，也许是我转型做人物记者的后遗症。
　　采访完作家陆源以及同样敢言的曹禺之女万方（其名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吃大粪去吧！”），有一段时间，我活得莫名振奋，深感人生一世、要隐忍迂回到什么时候呢？还不赶紧去吃想吃的，见想见的，做想做的，别管那么多。
　　之后采访了《早餐中国》和《文学的日常》的导演王圣志，导演年过四十，近半辈子都在电视台工作，满中国地拍各式人生，沉淀了许多经验与感悟。他说的两点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个是不要采访，要“拜访”，把采访对象当成自己的老朋友，就不会一上来便生硬地问“为什么坚持传承父亲的店”、“坚持这么多年你想过退却吗”，而是去真正关心他的生活，他的孩子正在读小学还是初中，他们最近遇到什么烦惱。
　　第二点是要去培养“看得见”的眼光。同样是拍一群每天在早餐店喝酒、唱歌的老年人，团队里的年轻成员看见的是好玩，而王导说，老顽童的背后是寂寞啊。于是，我在之后操作别的选题时，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止步于表象，要去想，去认真观察，背后最深层次的情感到底是什么。
　　再之后是采访我喜爱多年的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他太能说了，到现在我都能清晰想起FaceTime时屏幕另一端他的神情，他的兔牙，还有他卡通般的声音。他说，我不重要，我的新书也不重要，如果我要看你的报道，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对我的作品以及这次采访的感受。你大可以说我的小说很无聊，只要忠于你自己就好。
　　他擅于表达，高产，写短篇小说的同时，还拍电影、写专栏。他一些开放的政治思想不时遭到以色列人的抨击与威胁。我问他是否会记恨这些给他生活带来困扰的人，他仍然带着微笑说，他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当他们政见不一时，他很容易想到，这些人在面对自己的妻子、孩子时也会流露温柔的一面，因此本质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像水果一样都有很甜的部分，只是有的多有的少罢了。
　　当我再对旁人感到不满时，脑海里很容易就会弹出凯雷特的这番理论，我开始试着冷静下来，“逼自己”去想想对方的良善;当我看诺兰的处女作《追随》时，我又想起凯雷特（简直挥之不去），和片中喜欢尾随陌生人、编些小故事的作家一样，凯雷特也常常在陌生城市签售的空当这么做。
　　我不难想象，某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如果我无事可干，我也会漫无目的地走到没有阳光的那一侧，或是有更多树的方向，锁定一个有趣的路人，跟着他直到他见到他的孩子、妻子或者母亲。我可以试着了解他与遇到的人之间的关系，或猜测他的职业——凯雷特的爱好变成了我的爱好。
　　这些采访者以不同的方式在我的生活中继续存在，我时而善良、时而深沉、时而洒脱，不断体验着不同的人格。这，也许也是我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