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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乾坤和王弼，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选派去学习航空的共产党员，通过广东航校、苏联航校和苏联最高学府培养出来的老一辈航空专家。回国后他们共同创办了延安机械工程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同一天被任命为人民空军第一任副司令员和第一任副政治委员。共同筹建了空军第一批高等院校——空军指挥学院、空军工程学院及其他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优秀航空人才。他们为人民的航空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是建设人民空军的元勋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
常乾坤将军
常乾坤，1904年9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73年5月20日卒于北京，终年69岁。少年在家乡读书，1921年考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办的讲武堂。1924年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并任区队长。据常乾坤的夫人李芳介绍，常乾坤当时在黄埔军校是代替别人参加广东航校考试的，以极优的成绩被录取，后因被代替的那个人不去了，周恩来便找常乾坤谈话，问常：“你愿不愿意学航空啊？”常说：“愿意学，但我没有钱怎么学呀！”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帮助你。”就这样常乾坤进入了广东航校。1926年5月，受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常乾坤进原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常乾坤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在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多年，先后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飞行团的领航主任，少校军衔。1932年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入学后，他发奋读书，刻苦钻研，如饥似渴地拼搏了6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王弼，1899年8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1977年8月31日卒于北京，终年78岁。他于1923年8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奉中共之命到列宁格勒空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1929年9月毕业，入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先后担任机械师、工程师等职，军衔少校。1933年9月，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的设计与制造工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5年的大学学业。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同一学校学习的常乾坤、王弼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保卫祖国的生存而英勇战斗，既然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的学业基本完成，就应该回国参加抗战。为此，他们找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任的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你们要继续抓紧学习，安心等待。”他们向任弼时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国，只能边学习，边等待，徜若时机许可，请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准备着。”1938年3月，任弼时正式通知他们：“共产国际已同意你们回国，何时动身尚未确定，你们准备吧。”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1月下旬，他们联名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人民空军的计划。说明按当时客观条件，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训练的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很强，必须早做准备，否则形势发展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因而他们建议先暂时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50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以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作为建立空军的骨干使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颇有远见卓识，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赞赏。指出：“发展航空事业的意见是好的，要有决心和耐心。”中共中央的信任和毛泽东主席的嘱托，给了常乾坤、王弼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王弼將军
194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陕北安塞成立了机械工程学校（对内称军委航空学校），该年3月6日，王弼被任命为校长，常乾坤被任命为教务主任。在这里，他们不辞辛苦，克服困难，和大家一起选择校址，勘察机场，上山砍柴，下地开荒，千方百计地创造和改善教学条件。为了培养中共自己的航空骨干，他们详细地制定教学计划，认真讨论备课方案，编写各种教材，制作多种飞机模型，为人民航空事业能够起步，他们兢兢业业，竭尽全力。
“该年3月间，学员到了六七十名，他们当中有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龙定燎、林征等。4月1日正式开始上课，内容有数学、物理学知识和俄文。在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之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王弼、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校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俄文、航空理论，整整工作了7个月。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延安机械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为俄文大队，下辖两个俄文队，一个工程队，常乾坤被任命为一大队大队长，主管俄文教育工作。二大队为工程和参谋队，王弼被任命为军事学院工程系主任兼二大队大队长，还兼俄文学校秘书长。第三大队为炮兵队。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航空研究小组，负责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调王弼、常乾坤为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任命王弼、常乾坤为军委航空组正、副组长，刘风、王琏后来也参加航空小组工作，为小组的成员。当时，总参谋长是叶剑英，作战部长是伍修权。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叶剑英就认识常乾坤。在军事学院，王弼和常乾坤都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次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进一步同叶剑英、伍修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叶剑英、伍修权对常、王非常了解，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十分关照。常乾坤、王弼对叶、伍也格外尊敬。
在东北老航校的空军官兵
常、王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方面的事情，给中央首长当翻译。诸如送往迎来，接待外国人士和专家等，更多的是俄文方面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很有成绩，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的鉴定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日本投降后，最早赴东北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于工作的需要，一般都正式任命一个军衔。常乾坤、王弼的军衔都是总参谋部少将高参。
军委航空组从1944年5月成立到1945年10月撤消，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1944年7月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二是在1945年2—3月间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负责接待、看管及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王弼还兼任延安飞机场建筑工程处处长。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原有机场跑道已不敷应用，在当时没有水泥，没有筑路机械，连压道磙子都没有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王弼带领施工人员修成了一条1600米长，30米宽的砂石三合土跑道。后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苏联红军从沈阳飞延安联络的飞机、蔡云翔驾驶汪伪空军“建国号”起义飞延安的飞机、刘善本起义驾驶的国民党空军8大队B-24重轰炸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乘坐的飞机，都在延安机场顺利地起飞和降落，这是延安机场扩建成功的历史见证;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九十月间，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日伪航空器材。随后军委航空组全部去东北执行筹建航空学校的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乾坤、王弼率领一批干部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赴东北执行创建航空学校的历史使命。离开延安前夕，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了他们，对到东北之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创建航空学校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准备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校长，王弼被任命为首任政治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纪念馆 
追念东北老航校的油画
东北老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开始起步的：当时的东北，战事紧急，环境动荡，条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飞机破烂不堪，跑道弹坑累累，营房、机库残垣断壁，机场设施残缺不全，航空骨干极端缺乏。物资供应异常困难，敌人经常骚扰破坏，航校被迫3年进行5次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把征服蓝天的愿望变为现实，谈何容易。面对这一切，在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常乾坤、王弼带领全校人员发扬延安精神，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飞机和器材就组织人员四处搜集;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作燃料，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高级教练机;没有汽车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没有飞行员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大米、白面、肉蛋、蔬菜，就用高粱米、玉米糙、玉米面和咸菜果腹充饥……就这样，终于在战争的烽火中和动荡的环境下，使航校办了起来，并且越办越好，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人民航空事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创办航空学校，人才是第一位的，但当时中共懂航空的人才，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干着各式各样与航空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为了把这些人才汇集起来，常乾坤、王弼到处奔走。将过去派往苏联、派到国民党空军学习航空的人员以及在中共中央党校、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中熟悉航空业务的干部，如刘风、王琏、吴恺、魏坚、徐昌裕、张开帙、熊焰、顾光旭等30多人，通过中央组织部集中起来，并带领他们长途跋涉，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敌人道道封锁线，终于顺利到达了东北。这些人成为东北老航校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開国大典时受检阅的飞机都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找常乾坤、王弼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建立新中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地面的安全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安全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
常乾坤、王弼非常清楚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按当时的条件，力量是极小的，但经过努力，还是可能在北平地区组织一支小分队，担负防空的任务。于是他们当即肯定的表示：“行！”经过紧张的工作，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中共空军第一个作战小分队，担负起首都的防空任务，这是人民空军担负防空任务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举世欢腾的开国大典上，出现了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机群。那时进行这样规模的空中受阅，困难是很多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破破烂烂，有的连履历本都找不到，被谑称为“历史不清分子”。
常乾坤、王弼做为军委航空局的军政一把手，全国航空的总指挥，为圆满完成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集中群众讨论提出来的好点子，亲自进行可行性试验、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要事先进行阅兵航线的空中照相，这在当时条件下，难度是相当大的，往返要飞行好几次才能完成，不少人信心不足，他们就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当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到航空局，常乾坤激动地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成功。”
当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国庆大典受阅飞行时，便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种——空军，胜利诞生了。
军委航空局从1949年3月成立，到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开始办公，航空局机关停止工作。1949年11月，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空军副司令员。以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并兼任过空军科研部部长，空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王弼和常乾坤同时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以后改任空军副司令员，并兼任过空军工程部长。后调国务院任航空工业部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
常乾坤、王弼，在航空领域的高层领导岗位上，心往一处想，劲住一处使，为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献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
责任编辑：张传良
海外留学为报国
常乾坤，1904年9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73年5月20日卒于北京，终年69岁。少年在家乡读书，1921年考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办的讲武堂。1924年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并任区队长。据常乾坤的夫人李芳介绍，常乾坤当时在黄埔军校是代替别人参加广东航校考试的，以极优的成绩被录取，后因被代替的那个人不去了，周恩来便找常乾坤谈话，问常：“你愿不愿意学航空啊？”常说：“愿意学，但我没有钱怎么学呀！”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帮助你。”就这样常乾坤进入了广东航校。1926年5月，受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常乾坤进原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常乾坤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在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多年，先后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飞行团的领航主任，少校军衔。1932年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入学后，他发奋读书，刻苦钻研，如饥似渴地拼搏了6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王弼，1899年8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1977年8月31日卒于北京，终年78岁。他于1923年8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奉中共之命到列宁格勒空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1929年9月毕业，入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先后担任机械师、工程师等职，军衔少校。1933年9月，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的设计与制造工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5年的大学学业。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同一学校学习的常乾坤、王弼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保卫祖国的生存而英勇战斗，既然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的学业基本完成，就应该回国参加抗战。为此，他们找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任的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你们要继续抓紧学习，安心等待。”他们向任弼时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国，只能边学习，边等待，徜若时机许可，请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准备着。”1938年3月，任弼时正式通知他们：“共产国际已同意你们回国，何时动身尚未确定，你们准备吧。”
在延安成立空军学校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1月下旬，他们联名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人民空军的计划。说明按当时客观条件，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训练的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很强，必须早做准备，否则形势发展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因而他们建议先暂时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50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以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作为建立空军的骨干使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颇有远见卓识，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赞赏。指出：“发展航空事业的意见是好的，要有决心和耐心。”中共中央的信任和毛泽东主席的嘱托，给了常乾坤、王弼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194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陕北安塞成立了机械工程学校（对内称军委航空学校），该年3月6日，王弼被任命为校长，常乾坤被任命为教务主任。在这里，他们不辞辛苦，克服困难，和大家一起选择校址，勘察机场，上山砍柴，下地开荒，千方百计地创造和改善教学条件。为了培养中共自己的航空骨干，他们详细地制定教学计划，认真讨论备课方案，编写各种教材，制作多种飞机模型，为人民航空事业能够起步，他们兢兢业业，竭尽全力。
“该年3月间，学员到了六七十名，他们当中有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龙定燎、林征等。4月1日正式开始上课，内容有数学、物理学知识和俄文。在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之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王弼、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校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俄文、航空理论，整整工作了7个月。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延安机械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为俄文大队，下辖两个俄文队，一个工程队，常乾坤被任命为一大队大队长，主管俄文教育工作。二大队为工程和参谋队，王弼被任命为军事学院工程系主任兼二大队大队长，还兼俄文学校秘书长。第三大队为炮兵队。
积极筹建军委航空组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航空研究小组，负责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调王弼、常乾坤为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任命王弼、常乾坤为军委航空组正、副组长，刘风、王琏后来也参加航空小组工作，为小组的成员。当时，总参谋长是叶剑英，作战部长是伍修权。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叶剑英就认识常乾坤。在军事学院，王弼和常乾坤都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次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进一步同叶剑英、伍修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叶剑英、伍修权对常、王非常了解，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十分关照。常乾坤、王弼对叶、伍也格外尊敬。
常、王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方面的事情，给中央首长当翻译。诸如送往迎来，接待外国人士和专家等，更多的是俄文方面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很有成绩，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的鉴定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日本投降后，最早赴东北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于工作的需要，一般都正式任命一个军衔。常乾坤、王弼的军衔都是总参谋部少将高参。
军委航空组从1944年5月成立到1945年10月撤消，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1944年7月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二是在1945年2—3月间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负责接待、看管及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王弼还兼任延安飞机场建筑工程处处长。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原有机场跑道已不敷应用，在当时没有水泥，没有筑路机械，连压道磙子都没有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王弼带领施工人员修成了一条1600米长，30米宽的砂石三合土跑道。后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苏联红军从沈阳飞延安联络的飞机、蔡云翔驾驶汪伪空军“建国号”起义飞延安的飞机、刘善本起义驾驶的国民党空军8大队B-24重轰炸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乘坐的飞机，都在延安机场顺利地起飞和降落，这是延安机场扩建成功的历史见证;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九十月间，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日伪航空器材。随后军委航空组全部去东北执行筹建航空学校的任务。
赴东北创建航空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乾坤、王弼率领一批干部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赴东北执行创建航空学校的历史使命。离开延安前夕，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了他们，对到东北之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创建航空学校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准备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校长，王弼被任命为首任政治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开始起步的：当时的东北，战事紧急，环境动荡，条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飞机破烂不堪，跑道弹坑累累，营房、机库残垣断壁，机场设施残缺不全，航空骨干极端缺乏。物资供应异常困难，敌人经常骚扰破坏，航校被迫3年进行5次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把征服蓝天的愿望变为现实，谈何容易。面对这一切，在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常乾坤、王弼带领全校人员发扬延安精神，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飞机和器材就组织人员四处搜集;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作燃料，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高级教练机;没有汽车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没有飞行员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大米、白面、肉蛋、蔬菜，就用高粱米、玉米糙、玉米面和咸菜果腹充饥……就这样，终于在战争的烽火中和动荡的环境下，使航校办了起来，并且越办越好，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人民航空事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创办航空学校，人才是第一位的，但当时中共懂航空的人才，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干着各式各样与航空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为了把这些人才汇集起来，常乾坤、王弼到处奔走。将过去派往苏联、派到国民党空军学习航空的人员以及在中共中央党校、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中熟悉航空业务的干部，如刘风、王琏、吴恺、魏坚、徐昌裕、张开帙、熊焰、顾光旭等30多人，通过中央组织部集中起来，并带领他们长途跋涉，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敌人道道封锁线，终于顺利到达了东北。这些人成为东北老航校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担负首都防空任务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找常乾坤、王弼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建立新中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地面的安全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安全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
常乾坤、王弼非常清楚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按当时的条件，力量是极小的，但经过努力，还是可能在北平地区组织一支小分队，担负防空的任务。于是他们当即肯定的表示：“行！”经过紧张的工作，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中共空军第一个作战小分队，担负起首都的防空任务，这是人民空军担负防空任务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举世欢腾的开国大典上，出现了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机群。那时进行这样规模的空中受阅，困难是很多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破破烂烂，有的连履历本都找不到，被谑称为“历史不清分子”。
常乾坤、王弼做为军委航空局的军政一把手，全国航空的总指挥，为圆满完成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集中群众讨论提出来的好点子，亲自进行可行性试验、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要事先进行阅兵航线的空中照相，这在当时条件下，难度是相当大的，往返要飞行好几次才能完成，不少人信心不足，他们就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当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到航空局，常乾坤激动地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成功。”
当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国庆大典受阅飞行时，便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种——空军，胜利诞生了。
军委航空局从1949年3月成立，到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开始办公，航空局机关停止工作。1949年11月，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空军副司令员。以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并兼任过空军科研部部长，空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王弼和常乾坤同时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以后改任空军副司令员，并兼任过空军工程部长。后调国务院任航空工业部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
常乾坤、王弼，在航空领域的高层领导岗位上，心往一处想，劲住一处使，为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献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