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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的《新潮的螺旋》是就文艺心理学在新时期的进展情况,作出纵向回顾。
新潮的螺旋——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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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的《新潮的螺旋》是就文艺心理学在新时期的进展情况,作出纵向回顾。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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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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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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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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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学”历史命运的描绘与议论或许值得商榷,但在“红学”已经陷入困窘的繁荣里放进了一点生气,拨上了一点异彩,弹出了一点不同的声音——这只会增加“红学”的生色和魅力而无损于它的庄严。
<正> 七月的武汉,头顶上全是火,锅在下,倒煮着人。幸亏有汗,肉没糊。然而,灵却被汽化了:有序的“智慧晶体”,此时当下蒸腾为混沌的“信息雾”。一座把长江大桥包容在里面的土耳其蒸汽浴室。我在浴室里编我的散文集《普陀山的幽默》,嗬,幽默也“幽”的一声化成青烟挥发了! 夜,用黑捂住了太阳,可屋里还是土耳其浴室。无奈,通过修理用的通顶的“天窗”爬上了房顶。谢天谢地,从“浴室里”出来了。(口欧),审美的前干扰效应,审美前有恶性刺激干扰,但又没有延伸到审美同步干扰,就会使审美感知反差性放大。真清凉!清亮
面对当今纷纭繁杂的诗坛,有识之士纷纷投之以关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本刊1988年第四期发表了诗人公刘纵论当今诗坛的长文——《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引起了反响。之后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为了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我们特辟这个栏目。本期先发表两篇文章,欢迎有识之士参加讨论。
<正> 尽管“红学”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尽管它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那也只能说明“红学”的过去。当今时代的“红学”应该向何处发展,应该怎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红学”推向新的阶段,这才是我们所应致力的重点。必须承认,今天的“红学”在整体面貌上,仍然停留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水平上。其文学观念的陈旧,批评方法的单调,给“红学”抹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如果说历史上的“旧红学”、“新红学”、“十七年红学”有其各自不同的学术特点,那么,今天的“红学”应该以什么特点作为自己鲜明的标志呢?
<正>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巨著,由此还生成“红学”这么一个副产品。从脂砚斋评《石头记》——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门中国学术界向来认为是非常正宗的学问,延续到今天,依然是个“显学”。自从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标志着“新红学”的开端,迄今也有六十余年。“新红学”在当时确实是挣脱了“旧红学”的藩篱,在“红学”的内容上提出了崭新的问题,将《红楼梦》研究拓展推进了一步。六十余年的“新红学”发展至今,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红学
<正> “圈套”的里里外外技术被我们用来为需要服务,常常是服务得很好。当一个诗人疯颠颠地对人朗诵他的作品,进入得意忘形的境界,我们说,此时的技术是被他内化了。至少他本人并不觉得那是一串音节或词句,而真正是一股激情从嘴里喷发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有一个“圈套”。要是我们听他念诗得到感染,也和他一样疯狂起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圈套”。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文章、著作、文艺作品乃至课本教材、新闻报道和统计表格等
<正> 理论从来就不是象牙之塔,因为理论家个体生活在现实之中。面对步履维艰的经济改革,风云变幻的商品社会,愈益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沸沸扬扬的社会心态,文艺理论家们的心也开始骚动起来,严峻的局势在向理论挑战。“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做?”在新近于福州召开的“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上,这几个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原初问题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正> 中国文化从孔子首创儒家学说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礼”、“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在“修己”、“治人”中提倡“抑欲”,构成了一种规定人、约束人、否定人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实际上是以人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一切。于是,亲于之爱扩展到社会乃至宇宙。一切知识、情感、意志组合在一个“天——地——人”的系统中。这样,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既未产生西方那样严格理智的自然科学,也未使中国出现西方式的宗教意识。因此,中国文化从伦理关系出发,有人称之为“实用理性”,有人称之为“天人合一”
<正> 全景式报告文学的恢宏气势终于使理论家们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涌入文坛,它以自己的清新之气吸引了大批读者。但对一个真正关心报告文学发展的读者来说,他现在倒应进入沉重的思考,在对报告文学迅猛发展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应感到怀疑: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会在思考中发现报告文学由微观向宏观的转移中潜藏着危机:它在这引人注目的过程中似乎失落过什么,逃避过什么。这种失落和逃避正以不可扼止的势头在创作中漫延,而评论家对它的称赞有可能充当这种逃避和失落的催化剂。
<正> 提起第一人称小说,人们就会想到西方的莫泊桑、狄更斯、契诃夫,也会想到中国的鲁迅。其实,第一人称小说既非来自外国,也不是鲁迅的首创,在我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第一人称小说,多半是用作者自叙口气写出的。如唐传奇中张鷟的《游仙窟》,又如清沈复《浮生六记》中的《闺房记乐》,再如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常以自叙方式。这些小说受魏晋笔记小说的影响颇深,其共同特点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人物性格变化甚少,描绘亦不够细腻,同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写法相距甚远。看来中国第一人称小说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其间势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