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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后，H7N9禽流感爆发，考验着政府加大疫情播报透明度的承诺。十年来，中国卫生应急体系有了长足进步，为信息及时公开提供了物质支撑；政府对疫情也形成了一套规范透明的程序，避免信息瞒报和漏报。
27岁的吴亮亮第一个被H7N9禽流感打倒。吴来自江苏盐城，在上海做猪肉摊贩，从开始“自觉感冒不适（2月27日）”到被宣布死亡（3月10日），时间不到两周。
他的妻子吴晓雅一直不明白，一场感冒为何能夺走丈夫年轻的生命。直到3月31日，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的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为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吴亮亮的名字就在其中。
和吴亮亮有一样遭遇的还有38岁的浙江建德人洪明。他于3月27日去世，同样也是至去世都不清楚自己的真正病因。
冰冷的数据不断增加。截至4月11日17时，全国确诊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增至38人，10人死亡。其中，上海18例（6例死亡）、江苏12例（1例死亡）、浙江6例（2例死亡）、安徽2例（1例死亡）。
真相是否被遮盖
非典十年之后，应对H7N9，上海市政府被外界评价为“十分灵敏”，但也有媒体报道称，真相也曾经被掩盖。
据媒体报道，2月19日，上海李姓父子三人发病，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上海五院）就诊。
3月4日，李先生死亡。同日，第一家P3级实验室证实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卢洪洲关于禽流感的判断，从病毒样本中检出H7N9病毒。之后，病毒样本又被送往第二家P3级实验室复核。
3月7日下午，有微博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诊断为流感，有呼吸衰竭症状，希望院方公布真相。” 但随后原帖被删除，博主也更改了微博名。
据知情者称，当日17时20分，上海五院官方微博发布“网传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事件的真相”，称2月14日至24日期间，李姓一家三口因发热、咳嗽先后来院就诊。87岁的李某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于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55岁的李某小儿子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于2月28日医治无效死亡；69岁的大儿子病情稳定。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和家属均无发病。
然而一小时后，上海市卫生局官方微博称，经卫生部门核查，没有一家三口突然发病，医院未上报及第五例病例出现。上海五院曾先后收治李姓一家三口，经流行病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已排除非典等传染病。
上海市卫生局称，专家认为2人死亡（年龄87、55岁）系因患有多项基础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
3月10日，第二家P3级实验室从病毒样本中检出H7N9病毒。
3月22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将病毒样本送交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进行复核确认。
8天后，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从上海一周前提交的病毒样本中分离出H7N9禽流感病毒。
3月31日，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和安徽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这是全球范围首次发现人类感染H7N9病毒，而此病毒此前仅在禽间发现。
随即，上海市政府决定，从4月2日起启动上海市流感流行应急预案Ⅲ级响应。当日17时15分，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在外界看来，这次的“上海速度”非常敏捷。H7N9禽流感的爆发考验着政府加大疫情播报透明度的承诺。初期迹象令人鼓舞，网络上对疫情的讨论并未被阻止，媒体也被允许不断更新疫情。在新浪微博上，最热门的帖子是预防禽流感的一组常识性建议。
政府在加大透明度的同时，由于对H7N9病毒的来源未知，人们猜疑不断，尤其是在非典十年的时间节点。
这些质疑聚焦在为何“病患死后20多天才公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信息”上。对此，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称，H7N9是新型病毒，未知病源的检测是相当困难的，需要一段时间。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卢洪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报道所称“该中心3月4日即已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3月10日上海已通过两家P3级实验室检出H7N9病毒”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卢洪洲解释说，他们于3月20日初步认为患者可能感染新型流感病毒，3月21日即报告市卫生行政部门。3月22日，按国家生物安全有关规定，由上海市疾控中心将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出H7N9禽流感病毒。
卢强调，他们的科研人员于3月上旬对多次送检的标本进行检测，所有已知病毒均为阴性，但甲流病毒共同具有的基因序列呈阳性。直到3月20日，科研人员才初步判断其为新型流感病毒，不可能在3月4日即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
而在权威专家看来，非典十年后的变革已经十分明显。
4月11日，来自美联社的一篇报道称，出现禽流感病毒后，上海市政府在微博上发布实时更新的信息，这是与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时，拥有了更高的公开透明度。
疫情爆发期间，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政府如何避免重蹈SARS（2003年非典）的覆辙，不再因向公众隐瞒而造成更大损失。对此，他的回答是，10年来，一方面，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为信息及时公开提供了物质支撑；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疫情也形成了一套规范透明的程序，不致于使信息遭到瞒报和漏报。
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
恐慌随着数据的增加在悄然蔓延。4月3日的江苏南京江宁区东新农贸市场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记者带着口罩在采访。
据了解，45岁的许某在发病之前曾在这个市场销售活禽，而如今，连豆腐摊生意也开始萧条。 人们惧怕的，是这种病毒的人际传播。对此，已经有权威专家表示，暂时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也承认，第一次看到H7N9时以为自己搞错了，“它的特征不属于任何已知病毒。”
“流感病毒的重组和重配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积木一样。” 舒跃龙介绍说。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通过实验证明，在新病毒的8个基因片段中，有两个片段（HA和NA）来自H7N9病毒，6个片段（PB2、PB1、PA、NP、M和PS）来自H9N2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最新消息称，中科院研究显示，H7N9病毒来自鸟禽病毒基因重配。
媒体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悉，病毒可能来自于欧亚大陆迁徙至东亚地区的野鸟所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和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鸭群和鸡群所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发生的基因重配。专家认为，基因重配的发生地很可能就在长三角地区。
此外，病毒自身基因变异，尤其是N9基因片段的异常，可能是新型H7N9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并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
和其它禽流感一样，H7N9对热敏感，对低温抵抗力较强，65℃加热30分钟或煮沸（100℃）两分钟以上可灭活。幸运的是，和早前的H1N1不同，H7N9并没有和人相同的基因片段。
候鸟迁徙或将扩大疫情
上海市人感染H7N9禽流感医疗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H7N9的传播能力仍然有限。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医务工作者牺牲。而且我们在发现这个病毒之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人禽流感，很多医生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不戴口罩。”据他介绍，“到现在为止，我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没有医务工作者受到传染。”
在张文宏看来，没有被感染，就说明它的传播力有限。
然而疫情不可小觑。舒跃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至今未发现H7N9人传人的证据，但尚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国家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也表示，目前尚未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人传人的证据，但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H7N9禽流感疫情还有可能扩大，报告病例数量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孙南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的判断依据是此次H7N9禽流感可能与候鸟迁徙有关。
据了解，我国可能传入禽流感的候鸟迁徙路径是东亚路径、中亚路径和东非西亚路径。
“报告病例看起来分布比较分散，但从地域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 孙南雄表示。而华东地区正处于候鸟的东亚迁徙路径上。
媒体记者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了解到，中国十余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均已开始对候鸟通道进行监控。
广西桂林是中国鸟类迁徙的三条重要通道之一。针对眼下局部地区发生的H7N9禽流感疫情，桂林市官方于4月8日表示，当地已启动6个监测点，24小时对迁徙过程中停留的飞鸟实行严密监测，一旦发现鸟类异常，立即上报。
上海更是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停歇和取食的关键点。据了解，国家林业局近日多次向各省区市林业主管部门下发紧急通知，派出督导组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督导检查和H7N9禽流感疫情隐患排查，组织专家开展迁徙候鸟和人工驯养繁殖鸟类样品采集，并采取5项措施加强H7N9禽流感疫病监测防控工作。
4月6日，上海临时关闭该市活禽市场，各市区停止鸽子赛事，人民广场标志性的鸽群也不见了踪影。
孙南雄表示，为了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地方政府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是比较有效的措施。
然而，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仍存在漏洞，突出表现为监测不力。国外有专门的“捕鸟人”职业，经常抓鸟或者寻找死鸟用来检测病毒。我国是候鸟迁徙途经的重要国家，也是禽类养殖大国，更应对鸟类和养殖场的活禽进行定期检测，以便及早发现禽流感病毒。
27岁的吴亮亮第一个被H7N9禽流感打倒。吴来自江苏盐城，在上海做猪肉摊贩，从开始“自觉感冒不适（2月27日）”到被宣布死亡（3月10日），时间不到两周。
他的妻子吴晓雅一直不明白，一场感冒为何能夺走丈夫年轻的生命。直到3月31日，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的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为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吴亮亮的名字就在其中。
和吴亮亮有一样遭遇的还有38岁的浙江建德人洪明。他于3月27日去世，同样也是至去世都不清楚自己的真正病因。
冰冷的数据不断增加。截至4月11日17时，全国确诊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增至38人，10人死亡。其中，上海18例（6例死亡）、江苏12例（1例死亡）、浙江6例（2例死亡）、安徽2例（1例死亡）。
真相是否被遮盖
非典十年之后，应对H7N9，上海市政府被外界评价为“十分灵敏”，但也有媒体报道称，真相也曾经被掩盖。
据媒体报道，2月19日，上海李姓父子三人发病，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上海五院）就诊。
3月4日，李先生死亡。同日，第一家P3级实验室证实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卢洪洲关于禽流感的判断，从病毒样本中检出H7N9病毒。之后，病毒样本又被送往第二家P3级实验室复核。
3月7日下午，有微博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诊断为流感，有呼吸衰竭症状，希望院方公布真相。” 但随后原帖被删除，博主也更改了微博名。
据知情者称，当日17时20分，上海五院官方微博发布“网传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事件的真相”，称2月14日至24日期间，李姓一家三口因发热、咳嗽先后来院就诊。87岁的李某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于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55岁的李某小儿子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于2月28日医治无效死亡；69岁的大儿子病情稳定。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和家属均无发病。
然而一小时后，上海市卫生局官方微博称，经卫生部门核查，没有一家三口突然发病，医院未上报及第五例病例出现。上海五院曾先后收治李姓一家三口，经流行病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已排除非典等传染病。
上海市卫生局称，专家认为2人死亡（年龄87、55岁）系因患有多项基础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
3月10日，第二家P3级实验室从病毒样本中检出H7N9病毒。
3月22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将病毒样本送交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进行复核确认。
8天后，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从上海一周前提交的病毒样本中分离出H7N9禽流感病毒。
3月31日，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和安徽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这是全球范围首次发现人类感染H7N9病毒，而此病毒此前仅在禽间发现。
随即，上海市政府决定，从4月2日起启动上海市流感流行应急预案Ⅲ级响应。当日17时15分，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在外界看来，这次的“上海速度”非常敏捷。H7N9禽流感的爆发考验着政府加大疫情播报透明度的承诺。初期迹象令人鼓舞，网络上对疫情的讨论并未被阻止，媒体也被允许不断更新疫情。在新浪微博上，最热门的帖子是预防禽流感的一组常识性建议。
政府在加大透明度的同时，由于对H7N9病毒的来源未知，人们猜疑不断，尤其是在非典十年的时间节点。
这些质疑聚焦在为何“病患死后20多天才公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信息”上。对此，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称，H7N9是新型病毒，未知病源的检测是相当困难的，需要一段时间。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卢洪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报道所称“该中心3月4日即已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3月10日上海已通过两家P3级实验室检出H7N9病毒”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卢洪洲解释说，他们于3月20日初步认为患者可能感染新型流感病毒，3月21日即报告市卫生行政部门。3月22日，按国家生物安全有关规定，由上海市疾控中心将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出H7N9禽流感病毒。
卢强调，他们的科研人员于3月上旬对多次送检的标本进行检测，所有已知病毒均为阴性，但甲流病毒共同具有的基因序列呈阳性。直到3月20日，科研人员才初步判断其为新型流感病毒，不可能在3月4日即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
而在权威专家看来，非典十年后的变革已经十分明显。
4月11日，来自美联社的一篇报道称，出现禽流感病毒后，上海市政府在微博上发布实时更新的信息，这是与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时，拥有了更高的公开透明度。
疫情爆发期间，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政府如何避免重蹈SARS（2003年非典）的覆辙，不再因向公众隐瞒而造成更大损失。对此，他的回答是，10年来，一方面，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为信息及时公开提供了物质支撑；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疫情也形成了一套规范透明的程序，不致于使信息遭到瞒报和漏报。
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
恐慌随着数据的增加在悄然蔓延。4月3日的江苏南京江宁区东新农贸市场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记者带着口罩在采访。
据了解，45岁的许某在发病之前曾在这个市场销售活禽，而如今，连豆腐摊生意也开始萧条。 人们惧怕的，是这种病毒的人际传播。对此，已经有权威专家表示，暂时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也承认，第一次看到H7N9时以为自己搞错了，“它的特征不属于任何已知病毒。”
“流感病毒的重组和重配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积木一样。” 舒跃龙介绍说。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通过实验证明，在新病毒的8个基因片段中，有两个片段（HA和NA）来自H7N9病毒，6个片段（PB2、PB1、PA、NP、M和PS）来自H9N2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最新消息称，中科院研究显示，H7N9病毒来自鸟禽病毒基因重配。
媒体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悉，病毒可能来自于欧亚大陆迁徙至东亚地区的野鸟所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和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鸭群和鸡群所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发生的基因重配。专家认为，基因重配的发生地很可能就在长三角地区。
此外，病毒自身基因变异，尤其是N9基因片段的异常，可能是新型H7N9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并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
和其它禽流感一样，H7N9对热敏感，对低温抵抗力较强，65℃加热30分钟或煮沸（100℃）两分钟以上可灭活。幸运的是，和早前的H1N1不同，H7N9并没有和人相同的基因片段。
候鸟迁徙或将扩大疫情
上海市人感染H7N9禽流感医疗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H7N9的传播能力仍然有限。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医务工作者牺牲。而且我们在发现这个病毒之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人禽流感，很多医生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不戴口罩。”据他介绍，“到现在为止，我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没有医务工作者受到传染。”
在张文宏看来，没有被感染，就说明它的传播力有限。
然而疫情不可小觑。舒跃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至今未发现H7N9人传人的证据，但尚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国家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也表示，目前尚未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人传人的证据，但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H7N9禽流感疫情还有可能扩大，报告病例数量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孙南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的判断依据是此次H7N9禽流感可能与候鸟迁徙有关。
据了解，我国可能传入禽流感的候鸟迁徙路径是东亚路径、中亚路径和东非西亚路径。
“报告病例看起来分布比较分散，但从地域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 孙南雄表示。而华东地区正处于候鸟的东亚迁徙路径上。
媒体记者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了解到，中国十余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均已开始对候鸟通道进行监控。
广西桂林是中国鸟类迁徙的三条重要通道之一。针对眼下局部地区发生的H7N9禽流感疫情，桂林市官方于4月8日表示，当地已启动6个监测点，24小时对迁徙过程中停留的飞鸟实行严密监测，一旦发现鸟类异常，立即上报。
上海更是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停歇和取食的关键点。据了解，国家林业局近日多次向各省区市林业主管部门下发紧急通知，派出督导组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督导检查和H7N9禽流感疫情隐患排查，组织专家开展迁徙候鸟和人工驯养繁殖鸟类样品采集，并采取5项措施加强H7N9禽流感疫病监测防控工作。
4月6日，上海临时关闭该市活禽市场，各市区停止鸽子赛事，人民广场标志性的鸽群也不见了踪影。
孙南雄表示，为了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地方政府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是比较有效的措施。
然而，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仍存在漏洞，突出表现为监测不力。国外有专门的“捕鸟人”职业，经常抓鸟或者寻找死鸟用来检测病毒。我国是候鸟迁徙途经的重要国家，也是禽类养殖大国，更应对鸟类和养殖场的活禽进行定期检测，以便及早发现禽流感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