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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地盘”，这是他的生活，埋葬着童年和青春、刻录着初恋和伤痛，还有故事的起始。马尔克斯有阿拉卡塔卡，加缪有蒙多维，鲁迅有鲁镇，孙犁有白洋淀，莫言有高密，张爱玲有上海……程小莹也有他的“地盘”——上海杨树浦。初登文坛之时他即以短篇小说《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获得好评。但这不是终点——程小莹一直这样对自己说，应该为她们（走在杨树浦路上的姑娘）写一部足够长的小说，向一代人的青春、也向自己花白的鬓发致敬。
“这部小说其实从2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面对记者，程小莹脸上微微浮现着上海男人的沉稳和努力控制的伤感。“邓小平来上海讲了话，对上海的开发开放推动很大，上海的传统产业连年亏损，成了发展的包袱，必须壮士断腕——转型。首当其冲的就是纺织业。上海曾经是中国的纺织重镇，纺织业是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上百家纺织厂主要集中在西区和东区——也就是杨树浦，这让纺织工人阶级骄傲了近百年。但90年代初，纺织业到了破釜沉舟、收拾残局的悲情时刻，关停并转产生了50万下岗工人，如果我还在那家工厂的话，难免像小说中有的人物那样，在迷茫中去寻找出路。”
下岗工人像潮水一样向四面八方流泻，成了城市的负担，成了家庭的负担，更是自己生命的负担，他们被称之为毫无感情色彩的“4050”，但在政府各部门的照拂下，日子再艰难，也总算挺过去了。转眼20年，他们都步入人生的晚境，也慢慢淡出媒体的视线，程小莹的心却一直在杨树浦路踯躅。终于，他拿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女红》。
女红，属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多指女子所做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后来专指身怀绝技的妇女以纯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比如刺绣、编织、剪花、缝纫等，女红专指的范围不大，但作者用它来比照大工业时代的纺织劳动，也许程小莹想在大工业的严谨流程中，体现中国工人阶级对体制、对劳动价值的忠诚。这种超越传统工艺趣味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建国以来半个世纪里支撑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的坚强信念与精神力量。
孙甘露在推介这部小说时指出：《女红》令我们重返粗粝的青春现场，重温生涩而绽放的感情，回望特殊年代的上海记忆，重塑被遮蔽的城市风景，唤醒朴素而叹息着的过往生活……
车间里的性教育
《新民周刊》：我细细读了一遍《女红》，第一感觉就是很真实，你有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你与小说中的人物朝夕相处，彼此都很有心相地凝视过。后来虽然过早地与他们分道扬镳，但在精神层面还与他们保持同样的心律。
程小莹：我在中学毕业后无可选择地进入国棉十二厂技校，这在当时算是个过渡，读两年书后再分配工作，比起上山下乡来当然幸运多了。技校毕业后我留厂工作，当了一名空调工，这是一份比较清闲、技术含量也不算高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车间巡视，抄表，记录，确保车间温度湿度的正常。车间里的温湿度对纺纱织布是一种保障，但对纺织女工而言并不舒适，会生癣、得关节炎，生理上、情绪上都会有明显反应。所以每天的班前会值班长都要叫我一道开，一群女工夹了我一个小伙子，她们叽叽喳喳百无禁忌，毫不避讳地谈及女人的生理期和性体验，这在她们看来就像机械运转那样自然。如果一个挡车工正处于例假，那么她出次品的概率就会加大。
《新民周刊》：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应该比别人更早地成熟。比如小说中这样写道：在纺织厂，一个男人要做到对女人一无所知，几乎是难以置信。形形色色的男女故事和玩笑，其中包括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女人去摸一下男人或一个男人去摸一下女人。这在中、夜班很提精气神儿。
程小莹：肯定是这样，你躲也躲不了。在车间里巡视，比我大几岁的女工就会叫我过去帮她一下，如果谈得拢我就会多呆一会。后来我知道做夜班的工人是很辛苦的，接近凌晨时有一段时间最难熬，在这时候有些工人挺不过去，想眯一会，有些人却用其他方法刺激一下，有时候我突然撞见车间里一角有一对男女在亲嘴，我也会感动的。后来我又发现，漂亮的青年女工进厂不久就被厂领导盯上，最后不可抗拒地做了领导的媳妇，然后被调到轻松一点的岗位，在完成制造下一代的光荣使命后，再被培养为某个岗位的领导，这个通过“优选”或“世袭”而形成的阶層就成了“工人贵族”。纺织厂的车间是一个封闭的小环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砸锭的象征意义
《新民周刊》：小说开头就是砸锭的场景，这在上海工业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你以此为契机，不厌其烦地写了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就这样机械地与锭子搅在一起，原地飞转了一辈子，直到耗尽能量”、“女人打呵欠，机器也会打瞌睡”、“棉纱就这样，跟女人互通了心思”……这样的文字十分贴切。而像小炉匠那样的机修工，在机器面临残酷解体之际，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对传统大工业的崇拜，居然计较于别人砸锭的姿势与技术含量，这也使这个人物跃然纸上。你设计这个俯冲式的开头，将小说中的人物置于生死攸关的节点上来描写，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性格逻辑以及在体制内已获得的利益来安排各自的出路，是非常高明的。
程小莹：砸锭是冲突的起始点和焦点，人物命运及人与环境的所有变化都从这里开始。砸锭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动作，是新闻眼，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纺织厂了，但我完全能够体会工人在这一刻的感情跌宕。他们对机器的感情我最有体会，有些工人——比如小炉匠，在每个工厂都有这么一批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他们视厂为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献了出去，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此。我一坐在电脑前，这些人就像跑到我面絮絮叨叨起来。机器没有了，他们寄托感情的大厦顷刻崩坍。当然下岗后他们再就业的能力也比较强，他们比女工的命运可能要好一些。
《新民周刊》：小说里这样写道：“多少年来，女人的心相，都在锭子上；这种由锭杆、锭盘、锭胆、锭钩、锭脚、制动器等组成的细纱机锭子，细致精密，是女人和纺织厂的秘密。”锭子是纺织厂的精灵。砸锭过后，全国劳模吴彩球的生命就终结了，这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程小莹：像彩球师傅这样的全国劳模，在每家纺织厂里差不多都有一两个，她们是时代的化身，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承载，她们的朴素感情曾经感动、激励过几代人，散发出很大的能量，但是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工人阶级的结构与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不仅要有忠诚与坚定的感情，还有眼光与胸怀，要有新思想和新观念。当然，我对吴彩球是充满同情和爱戴的。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她溘然去世后留下三件遗物：一张全国劳模的奖状，一本作为奖品的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一张旧版的人民币纸币，五角面值，上面印着的是细纱车间的图案。“向来不喜欢写字的她，在本子上写了一句：五角钞票上印的是A513细纱机。”
《新民周刊》：读到这里我也是很感动的。这种感情，大概也只有中老年读者才有吧。小说的情节推进以吴彩球一家为切入点。这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上海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代人都紧紧依附于同一家国有企业，这也让我想起《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这类“十七年”文艺作品。但毕竟时代不同，《女红》面对的是另一番风起云涌，令一切社会关系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让位于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在吴彩球去世后，“工人贵族”面临破产，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也如同俗话所说“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其实也是下岗职工面临的共同选择。
姐妹花的两种人生走向
《新民周刊》：秦海花和秦海草姐妹俩，年龄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妹妹秦海草与丈夫马跃选择了留学日本，努力“扒分”，结果在资本的诱惑下，秦海草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马跃像只斗败了的公鸡返回故土，踯躅沉沦一番后立志咸鱼翻身，组建了驻场乐队，戏剧性地与前妻进行合作。姐姐秦海花是从底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厂长，掌管着一个七千人的大企业，在历史转折点上，她发现自己这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马达停车后，存在价值一下子归零，劳动者的尊严化为乌有。对于这对姐妹，你在谁身上倾注的感情更多？
程小莹：像秦海花这样的人根正苗红，是单位领导着力培养的对象，其实这种人一般都很平庸，她就是沿着别人铺好的道路一步步走，生命就维系在体制上。最终她也按照他人的谋划坐上了厂长的位置，管理一家有七千名职工的企业，这是计划经济给她的最后一个苹果。另一方面，她个人的感情和生活都可以说是很平淡的，但她孜孜不倦地享受着做一枚螺丝钉的快乐。我在小说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写她与锭子的感情，这就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也是被异化的感情。相反，我对妹妹秦海草用情更多，虽然年龄上小几岁，但她的心相与姐姐截然不同，她更多地代表了新一代工人的心相以及对命运的敏感。她在资本面前的选择，以及后来对前夫的帮助或者说接纳，都体现了一种善于变通及世事洞明的上海人智慧，也体现了工人与生俱来的大度与善良，用对与错来评判可能会使自己身陷怪圈。
《新民周刊》：长期来握有安全感、享受着微薄福利以及领导关怀及训斥的单位人，在产业调整后就成了飘零的社会人。被抛弃后带来的屈辱与无助，使工人们难以适应，但他们就像秦海花的丈夫高天宝那样，在短暂的休克后，顽强挺起，试图靠自己身怀的技能赢得尊严与价值。这也是你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上海人和上海城市的精神。
程小莹：但我所了解的昔日同事，他们的日子还是不怎么好过的，现在他们要么到了退休年龄，要么在等退休的这一天，这样他们就能以退休职工的身份享受养老金。回顾这辈子，真正风光的也就这么几天。在小说中，在秦海花她们的所有努力中，读者也许看到了她们按体制轨道前行的姿态与思路，所以她们的成功与失败，我不作交待，报告文学式的铺陈也不是我的强项，再说，在现实中再就业工程大抵悲壮，秦海花她们这一代在小说的结尾时离谢幕也不远了。
《新民周刊》：从人物群像上来分析，《女红》描写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新时期工人形象，这里的戏剧性冲突，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惯性滑行，有“工人贵族”的沦落，有薛晖、李名扬等工人中异类的脱颖而出和春风得意，更让人惆怅并同情的是北风、小炉匠等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喘息。
程小莹：是的，我在北风身上倾注了不少感情，有点理想色彩。她是小说中少有几个走出厂区融入社会的人物，我希望有点外延。她或许能成为上海90年代的代言人。她是与秦家两姐妹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物，她有文艺天赋，有理想、有幻想，有小资情调，与马跃气味相投，这是他们保持暧昧关系的基础，但这种关系并没有踩破各自预设的底线，双方一直在仔细维系着，享受着。她其实在忍辱负重，恪守家庭传统，但她也需要透气，需要抚慰，甚至有限地冒一下险，所以我设计了在她家里与马跃一起绷绒线的细节，这也是上海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幕，我特别加载了一些诗意。
微弱的光照亮女人的身体
《新民周刊》：说起冒险，我看到小说中对人的本能欲望有精彩的描写，过去，像这类小说一般是“很干净”的，甚至会决意地过滤情色，但在《女红》里有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描写，或者是负面情绪的释放，或者是迷茫中的挣扎，或者是两情相悦的激荡，都为角色塑造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比如宝宝阿姨，这个人物似乎有着另一个时代的印记，但在工业文明的环境里与男人相处时，又戏剧性地散发着母性兼妓女的热量，足以融化某种坚硬的理论。再比如薛晖在车间背景下，借助特定气氛对秦海花的温和“性侵”，其实就是人格的映射。最难忘的是高天宝对妻子秦海花两只丝袜的悉心打量以及后来在一次性爱中酣畅淋漓的宣泄，那种原始蠻力的冲撞，将这个人物的文化属性、所处的文化环境及性格特征刻画得非常传神，极其到位，也使这个人物完成了立体的塑造。而这一刻秦海花的呼应，看似温存无比，水乳交融，也尽了妻子的本分，“微弱的光，照亮了女人的身体”，但在龙飞凤舞的背后，却是“从头开始”的游离与迷惘。我觉得，这段描写一下子升华了小说副线的主题。
程小莹：实话实说，在马跃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希望在小说中体现一点诗意的伤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致青春”的总基调。我做不来宏大叙事，而更希望通过小人物的温情来传递某种观念或感觉。我喜欢孙犁的小说，早年读《荷花淀》、《芦花荡》时的激动至今难忘，在写这本小说时也找出他写的《铁木前传》读了几遍，我喜欢孙犁小说中带有一点主流话语的叙事风格，但绝对不是官腔，更喜欢他在人物描写时流露的温情，很健康的性格缺陷和与文化背景相映照的丰富性。
《新民周刊》：小说的细节非常丰富而且真实，但不等于所有的事件中你都是旁观者的亲历者，这里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程小莹：小说写作其实是享受虚构的过程。但我确定也很重视生活积累，在动笔前我积累了80多个细节，一一记录在报告纸上，编了号，就像机器中的零部件一样。小说写好最后一行，这些细节刚好用完，一点也没浪费，我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小说中的人物了。
《新民周刊》：《女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励志故事，也不是人与命运抗争的戏路，作者置人物故事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上海的文化环境，表现人物与以机器和流程为象征的体制的关系，从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抛出快速拐弯的时代列车，被动地重新排列和组合。在旧群体终结的同时，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这种关系的调整对于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而言，意义十分巨大。从中我们或许能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那就是：释放人的最大能量，调整人与机器、与体制的关系，重建与市场的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尊严。
程小莹：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在写小说时倒没有想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去澳门路上的纺织博物馆看看，在标示上海纺织业布局的沙盘上，一盏灯代表一家厂。推上50年代的开关，星光灿烂，60年代，一片灯海，70年代，光芒四射，80年代，灯光寥落，90年代，几乎漆黑一片。作为一个曾经的纺织工人，我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这部小说其实从2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面对记者，程小莹脸上微微浮现着上海男人的沉稳和努力控制的伤感。“邓小平来上海讲了话，对上海的开发开放推动很大，上海的传统产业连年亏损，成了发展的包袱，必须壮士断腕——转型。首当其冲的就是纺织业。上海曾经是中国的纺织重镇，纺织业是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上百家纺织厂主要集中在西区和东区——也就是杨树浦，这让纺织工人阶级骄傲了近百年。但90年代初，纺织业到了破釜沉舟、收拾残局的悲情时刻，关停并转产生了50万下岗工人，如果我还在那家工厂的话，难免像小说中有的人物那样，在迷茫中去寻找出路。”
下岗工人像潮水一样向四面八方流泻，成了城市的负担，成了家庭的负担，更是自己生命的负担，他们被称之为毫无感情色彩的“4050”，但在政府各部门的照拂下，日子再艰难，也总算挺过去了。转眼20年，他们都步入人生的晚境，也慢慢淡出媒体的视线，程小莹的心却一直在杨树浦路踯躅。终于，他拿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女红》。
女红，属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多指女子所做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后来专指身怀绝技的妇女以纯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比如刺绣、编织、剪花、缝纫等，女红专指的范围不大，但作者用它来比照大工业时代的纺织劳动，也许程小莹想在大工业的严谨流程中，体现中国工人阶级对体制、对劳动价值的忠诚。这种超越传统工艺趣味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建国以来半个世纪里支撑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的坚强信念与精神力量。
孙甘露在推介这部小说时指出：《女红》令我们重返粗粝的青春现场，重温生涩而绽放的感情，回望特殊年代的上海记忆，重塑被遮蔽的城市风景，唤醒朴素而叹息着的过往生活……
车间里的性教育
《新民周刊》：我细细读了一遍《女红》，第一感觉就是很真实，你有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你与小说中的人物朝夕相处，彼此都很有心相地凝视过。后来虽然过早地与他们分道扬镳，但在精神层面还与他们保持同样的心律。
程小莹：我在中学毕业后无可选择地进入国棉十二厂技校，这在当时算是个过渡，读两年书后再分配工作，比起上山下乡来当然幸运多了。技校毕业后我留厂工作，当了一名空调工，这是一份比较清闲、技术含量也不算高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车间巡视，抄表，记录，确保车间温度湿度的正常。车间里的温湿度对纺纱织布是一种保障，但对纺织女工而言并不舒适，会生癣、得关节炎，生理上、情绪上都会有明显反应。所以每天的班前会值班长都要叫我一道开，一群女工夹了我一个小伙子，她们叽叽喳喳百无禁忌，毫不避讳地谈及女人的生理期和性体验，这在她们看来就像机械运转那样自然。如果一个挡车工正处于例假，那么她出次品的概率就会加大。
《新民周刊》：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应该比别人更早地成熟。比如小说中这样写道：在纺织厂，一个男人要做到对女人一无所知，几乎是难以置信。形形色色的男女故事和玩笑，其中包括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女人去摸一下男人或一个男人去摸一下女人。这在中、夜班很提精气神儿。
程小莹：肯定是这样，你躲也躲不了。在车间里巡视，比我大几岁的女工就会叫我过去帮她一下，如果谈得拢我就会多呆一会。后来我知道做夜班的工人是很辛苦的，接近凌晨时有一段时间最难熬，在这时候有些工人挺不过去，想眯一会，有些人却用其他方法刺激一下，有时候我突然撞见车间里一角有一对男女在亲嘴，我也会感动的。后来我又发现，漂亮的青年女工进厂不久就被厂领导盯上，最后不可抗拒地做了领导的媳妇，然后被调到轻松一点的岗位，在完成制造下一代的光荣使命后，再被培养为某个岗位的领导，这个通过“优选”或“世袭”而形成的阶層就成了“工人贵族”。纺织厂的车间是一个封闭的小环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砸锭的象征意义
《新民周刊》：小说开头就是砸锭的场景，这在上海工业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你以此为契机，不厌其烦地写了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就这样机械地与锭子搅在一起，原地飞转了一辈子，直到耗尽能量”、“女人打呵欠，机器也会打瞌睡”、“棉纱就这样，跟女人互通了心思”……这样的文字十分贴切。而像小炉匠那样的机修工，在机器面临残酷解体之际，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对传统大工业的崇拜，居然计较于别人砸锭的姿势与技术含量，这也使这个人物跃然纸上。你设计这个俯冲式的开头，将小说中的人物置于生死攸关的节点上来描写，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性格逻辑以及在体制内已获得的利益来安排各自的出路，是非常高明的。
程小莹：砸锭是冲突的起始点和焦点，人物命运及人与环境的所有变化都从这里开始。砸锭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动作，是新闻眼，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纺织厂了，但我完全能够体会工人在这一刻的感情跌宕。他们对机器的感情我最有体会，有些工人——比如小炉匠，在每个工厂都有这么一批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他们视厂为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献了出去，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此。我一坐在电脑前，这些人就像跑到我面絮絮叨叨起来。机器没有了，他们寄托感情的大厦顷刻崩坍。当然下岗后他们再就业的能力也比较强，他们比女工的命运可能要好一些。
《新民周刊》：小说里这样写道：“多少年来，女人的心相，都在锭子上；这种由锭杆、锭盘、锭胆、锭钩、锭脚、制动器等组成的细纱机锭子，细致精密，是女人和纺织厂的秘密。”锭子是纺织厂的精灵。砸锭过后，全国劳模吴彩球的生命就终结了，这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程小莹：像彩球师傅这样的全国劳模，在每家纺织厂里差不多都有一两个，她们是时代的化身，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承载，她们的朴素感情曾经感动、激励过几代人，散发出很大的能量，但是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工人阶级的结构与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不仅要有忠诚与坚定的感情，还有眼光与胸怀，要有新思想和新观念。当然，我对吴彩球是充满同情和爱戴的。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她溘然去世后留下三件遗物：一张全国劳模的奖状，一本作为奖品的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一张旧版的人民币纸币，五角面值，上面印着的是细纱车间的图案。“向来不喜欢写字的她，在本子上写了一句：五角钞票上印的是A513细纱机。”
《新民周刊》：读到这里我也是很感动的。这种感情，大概也只有中老年读者才有吧。小说的情节推进以吴彩球一家为切入点。这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上海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代人都紧紧依附于同一家国有企业，这也让我想起《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这类“十七年”文艺作品。但毕竟时代不同，《女红》面对的是另一番风起云涌，令一切社会关系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让位于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在吴彩球去世后，“工人贵族”面临破产，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也如同俗话所说“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其实也是下岗职工面临的共同选择。
姐妹花的两种人生走向
《新民周刊》：秦海花和秦海草姐妹俩，年龄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妹妹秦海草与丈夫马跃选择了留学日本，努力“扒分”，结果在资本的诱惑下，秦海草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马跃像只斗败了的公鸡返回故土，踯躅沉沦一番后立志咸鱼翻身，组建了驻场乐队，戏剧性地与前妻进行合作。姐姐秦海花是从底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厂长，掌管着一个七千人的大企业，在历史转折点上，她发现自己这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马达停车后，存在价值一下子归零，劳动者的尊严化为乌有。对于这对姐妹，你在谁身上倾注的感情更多？
程小莹：像秦海花这样的人根正苗红，是单位领导着力培养的对象，其实这种人一般都很平庸，她就是沿着别人铺好的道路一步步走，生命就维系在体制上。最终她也按照他人的谋划坐上了厂长的位置，管理一家有七千名职工的企业，这是计划经济给她的最后一个苹果。另一方面，她个人的感情和生活都可以说是很平淡的，但她孜孜不倦地享受着做一枚螺丝钉的快乐。我在小说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写她与锭子的感情，这就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也是被异化的感情。相反，我对妹妹秦海草用情更多，虽然年龄上小几岁，但她的心相与姐姐截然不同，她更多地代表了新一代工人的心相以及对命运的敏感。她在资本面前的选择，以及后来对前夫的帮助或者说接纳，都体现了一种善于变通及世事洞明的上海人智慧，也体现了工人与生俱来的大度与善良，用对与错来评判可能会使自己身陷怪圈。
《新民周刊》：长期来握有安全感、享受着微薄福利以及领导关怀及训斥的单位人，在产业调整后就成了飘零的社会人。被抛弃后带来的屈辱与无助，使工人们难以适应，但他们就像秦海花的丈夫高天宝那样，在短暂的休克后，顽强挺起，试图靠自己身怀的技能赢得尊严与价值。这也是你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上海人和上海城市的精神。
程小莹：但我所了解的昔日同事，他们的日子还是不怎么好过的，现在他们要么到了退休年龄，要么在等退休的这一天，这样他们就能以退休职工的身份享受养老金。回顾这辈子，真正风光的也就这么几天。在小说中，在秦海花她们的所有努力中，读者也许看到了她们按体制轨道前行的姿态与思路，所以她们的成功与失败，我不作交待，报告文学式的铺陈也不是我的强项，再说，在现实中再就业工程大抵悲壮，秦海花她们这一代在小说的结尾时离谢幕也不远了。
《新民周刊》：从人物群像上来分析，《女红》描写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新时期工人形象，这里的戏剧性冲突，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惯性滑行，有“工人贵族”的沦落，有薛晖、李名扬等工人中异类的脱颖而出和春风得意，更让人惆怅并同情的是北风、小炉匠等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喘息。
程小莹：是的，我在北风身上倾注了不少感情，有点理想色彩。她是小说中少有几个走出厂区融入社会的人物，我希望有点外延。她或许能成为上海90年代的代言人。她是与秦家两姐妹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物，她有文艺天赋，有理想、有幻想，有小资情调，与马跃气味相投，这是他们保持暧昧关系的基础，但这种关系并没有踩破各自预设的底线，双方一直在仔细维系着，享受着。她其实在忍辱负重，恪守家庭传统，但她也需要透气，需要抚慰，甚至有限地冒一下险，所以我设计了在她家里与马跃一起绷绒线的细节，这也是上海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幕，我特别加载了一些诗意。
微弱的光照亮女人的身体
《新民周刊》：说起冒险，我看到小说中对人的本能欲望有精彩的描写，过去，像这类小说一般是“很干净”的，甚至会决意地过滤情色，但在《女红》里有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描写，或者是负面情绪的释放，或者是迷茫中的挣扎，或者是两情相悦的激荡，都为角色塑造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比如宝宝阿姨，这个人物似乎有着另一个时代的印记，但在工业文明的环境里与男人相处时，又戏剧性地散发着母性兼妓女的热量，足以融化某种坚硬的理论。再比如薛晖在车间背景下，借助特定气氛对秦海花的温和“性侵”，其实就是人格的映射。最难忘的是高天宝对妻子秦海花两只丝袜的悉心打量以及后来在一次性爱中酣畅淋漓的宣泄，那种原始蠻力的冲撞，将这个人物的文化属性、所处的文化环境及性格特征刻画得非常传神，极其到位，也使这个人物完成了立体的塑造。而这一刻秦海花的呼应，看似温存无比，水乳交融，也尽了妻子的本分，“微弱的光，照亮了女人的身体”，但在龙飞凤舞的背后，却是“从头开始”的游离与迷惘。我觉得，这段描写一下子升华了小说副线的主题。
程小莹：实话实说，在马跃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希望在小说中体现一点诗意的伤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致青春”的总基调。我做不来宏大叙事，而更希望通过小人物的温情来传递某种观念或感觉。我喜欢孙犁的小说，早年读《荷花淀》、《芦花荡》时的激动至今难忘，在写这本小说时也找出他写的《铁木前传》读了几遍，我喜欢孙犁小说中带有一点主流话语的叙事风格，但绝对不是官腔，更喜欢他在人物描写时流露的温情，很健康的性格缺陷和与文化背景相映照的丰富性。
《新民周刊》：小说的细节非常丰富而且真实，但不等于所有的事件中你都是旁观者的亲历者，这里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程小莹：小说写作其实是享受虚构的过程。但我确定也很重视生活积累，在动笔前我积累了80多个细节，一一记录在报告纸上，编了号，就像机器中的零部件一样。小说写好最后一行，这些细节刚好用完，一点也没浪费，我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小说中的人物了。
《新民周刊》：《女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励志故事，也不是人与命运抗争的戏路，作者置人物故事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上海的文化环境，表现人物与以机器和流程为象征的体制的关系，从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抛出快速拐弯的时代列车，被动地重新排列和组合。在旧群体终结的同时，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这种关系的调整对于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而言，意义十分巨大。从中我们或许能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那就是：释放人的最大能量，调整人与机器、与体制的关系，重建与市场的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尊严。
程小莹：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在写小说时倒没有想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去澳门路上的纺织博物馆看看，在标示上海纺织业布局的沙盘上，一盏灯代表一家厂。推上50年代的开关，星光灿烂，60年代，一片灯海，70年代，光芒四射，80年代，灯光寥落，90年代，几乎漆黑一片。作为一个曾经的纺织工人，我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