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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途经越南河内去上海投靠日本人。从那一天起，国民党军统局特工便在国内外跟踪，先后对汪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均未奏效。直到第六次，才最终除掉了汪逆。
据军统局要员池步洲事后所披露的史料，汪精卫于1943年3月3日去日本名古屋治病，但他并非死于日本，也不是因病不治而死，而是被国民党军统局特工奉蒋介石之命所毒杀，于1944年10月11日死于上海虹桥医院病室内。
宿疾复发往日本就医
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开始衰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危机重重，为了支撑败局，日本侵华军总部向汪伪政权提出，筹集米谷100万担、壮丁20万人用于“支援东南亚圣战”。侵华日军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等人还专为此事登门南京颐和路汪府，逼汪成交。而此时汪和其妻陈璧君正为此事发愁，见日本主子来了，汪匆忙下楼。不料，在慌乱之中汪一脚踩空从楼梯滚下来，当场昏迷，随即被紧急送进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主治军医后藤主刀，取出了当年存留的全部弹片。但术后由于旧伤感染而病情加重，四肢麻木、瘫痪在床。汪的私人德国医生当时表示南京医院已无能为力。汪也预感自己的末日将临，躺在病榻上口授“最后之心愿”，表示在20年后当做遗言发表。不料这时日本却决定由国内派出医疗小组对汪进行检查，日本国内的骨科专家认为，汪精卫患的是骨肿病，病情已进入危险期，建议马上转移去日本国内治疗。于是由东条英机内阁决定，将汪转入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骨科进行手术治疗。
1943年3月3日，汪精卫启程赴日就医。此前一天，他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汪说：“我此次去日本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一乱摊子事，交给二位了。”汪深知陈周二人不和，接着又嘱咐二人要“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其余一切，待他回国再论。”汪当时还写下一则“手谕”：铭患病甚剧，发烧50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名医来南京诊断，主张移地治疗，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和佛海代理，全权处理一切。本人切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飞机于当日午后抵达日本名古屋军用机场。汪即被安排住进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骨科的一栋4层楼的一间大病室内。医院内称“梅号”。除参与治疗的3名医生和2名特护之外，其余人均不知道这间大病室里住的是什么人。为预防同盟军空军轰炸病室，楼顶特地涂上很大的红“十”字标志。此外，日方还日夜施工修建地下室，安装病室和地下室的直通电梯。当天晚上，医院集中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科专家对汪进行病情会诊，并制定了手术方案。第二天(即3月4日)，在同盟军空军对日本名古屋的不断轰炸声中，由骨科医生对汪实行“剥骨手段”。手术前后经历两个半小时，切除4块有病变的脊骨和3根筋骨，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当麻药失效之后，汪的双手即能活动，第2天即能在床上坐立、下地，4天后体温正常，能够走动。汪本人极为兴奋，他感到自己病根已除，对陪同的妻子陈璧君说：“我这个人命不该绝，我要回国去疗养。”并让妻子先回南京作安排。
军统破译密电制定毒杀计划
1944年5月初，因陈璧君之弟陈耀祖(日伪广东省长)被军统刺杀于广州，为此陈不得不匆忙回国。因妻子离去，汪随后派随从人员回南京和情人施旦联络。施旦原是他的老情人方君英留日的同乡，两人相貌极为相似。方君英死后，汪精卫便暗恋施旦。施旦也早仰慕有“南方梅兰芳美男子”之称的汪精卫，于是在汪逃离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之后，不久，她也从重庆来南京投靠汪，被委为“机要秘书”随身左右。而这么一来二去被陈壁君发现之后，施旦即主动对汪妻表示：汪精卫爱她，这是因为她长得很像方君英，从而把她当作方君英，这对他们的夫妻关系不会有什么妨碍。施旦说：“我愿意跟着汪，一不为财，二不为性欲，只是仰慕他而已。我希望他一生愉快，这对你也有好处。如果你为此而和他闹翻，结果对你未必有利，利害得失，在你一念之间。”就这么几句话，便把陈璧君镇住了，便容忍施旦留在汪精卫身旁。来日本治病时，汪本来提出要让施旦以“医护”身份同来，但日本方面认为“名分不顺”而否决施旦入境。于是分别时汪给施旦一笔钱，对她说：“我们永远是知己，只有你对我最关心。我这次能治好回来，我们依旧相聚，万一不能，你要赶快离开南京，隐姓埋名，不要抛头露面。”国民党内外人士早已熟知，汪精卫和陈璧君只是法律夫妻，同方君英和施旦才是感情夫妻。所以，汪精卫要急于回国治疗，对施旦的牵挂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对汪精卫回国的要求深感意外，开始时通过医生劝说，否决汪的要求。但汪精卫的要求也十分坚决。他不但自己提出要求，接着又安排周佛海前来日本，以官方的名义和日本当局交涉。此时，盟国联军已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成功，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已经发起总攻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自中途岛败退之后，也连遭美国海、空军重挫。在此自顾不暇之情况下，日本内阁同周佛海达成协议，同意汪精卫回国继续治疗，但其子女们得留在日本，日本媒体公开报导他们的活动，以表明“汪仍在日本治疗”，以迷惑国民党特工的跟踪。
这样汪精卫便由日本空军护航秘密回到上海，住进了上海虹桥医院。这间医院也是由日本严密控制的战时军人医院，但毕竟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在伪政权安排之下，施旦在第二天便来到汪精卫的身边。汪对施旦说，下个月他即回南京颐和路办公室。施旦回答说：“只要我们不分离，上海或南京都一样。”兴奋的汪精卫随即用密电码和远在广东的妻子陈璧君联络，陈也以同样的办法嘱汪住院要改名换姓，不要公开活动等等。不料汪陈间的密电码被重庆军委会技术室中文组特工截获，并且破译成功，汪精卫的去向终于暴露。军统局头目戴笠直接报告了蒋介石，听报后，蒋摆摆左手，说：“除!”这样，便由军统制定了暗杀头号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计划。
据称第一方案是枪杀或刺杀，但经过侦察，汪病室周围日伪军的警戒严密，特工难以下手，军统继而制定了毒杀计划。军统买通了日本一名“浪人”，杀死了医院药房的日籍药监，又通过施旦的一位友人，收买配药师和医护，每天在汪的药中，适量掺入一种无色无味舶慢性毒药。通过两个多月服用之后，汪终于毒性大发，全身呈青紫色，突然间上下失血，昏迷数日之后，于1944年11月10日死亡。对于汪伪政权所公布的汪的死讯，当时南京、上海的媒体也曾颇有疑处，而军统方面却始终守口如瓶，不透露丝毫。
空棺回国 战后炸毁墓穴
汪精卫病好后复死于军统特工之手，这是他卖国求荣，充当头号汉 奸应得的下场。但他这个下场却是日伪政权始料未及的，所以为稳定军心，只好隐瞒真相欺骗世人，这样便演出了汪精卫空棺回国的把戏。在空棺启运之前，汪伪政权要汪妻陈璧君等一千人等前往日本，充任“伴棺”回国的“演员”，日本政要小矶国昭、重光葵、东条英机等也郑重到机场“送行”。而在南京“接灵”点，汪伪政要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人均到场。1944年11月12日下午6时，在4架战斗机的护卫之下，空棺终于从日本抵达南京明故宫军用机场。陈公博等人登上专机，“护棺”下机，放进灵车，接着几百辆大小汽车前呼后拥，护着空棺到达汪伪政府大礼堂。而汪精卫的尸体，则在这天上午10时由上海运到南京汪的住处，先在别室大殓，穿上长袍马褂，佩上大绶，别上勋章，盖上青天白日旗，然后装入一具早已备妥的楠木棺材。最后移入大礼堂吊唁。此时从机场运回的空棺即神秘地进入别室“停灵”。这一进一出的把戏，一切都是由日伪高层精心策划的骗局。
汪伪政权原决定对汪举行“国葬”，墓地预算高达5000万元。但陈璧君害怕后人鞭尸，所以才提出从简。墓地由汪妻选定在紫金山梅花岭，地面部分要求尽量简单，墓碑不记汪的经历和职衔，只写“汪精卫墓”四字，连“先生”二字也不要。但因陈璧君要求墓室、墓盖一定要“坚固永久”。后用5吨钢筋搅拌混凝土浇成一墓壳，墓盖厚达1米，墓室宽3米、长5米。棺木灵柩从山下抬到梅花岭时，汪妻提出必须用64京杠抬上去。为了满足她的要求，南京和北京日伪当局出面请日本空军帮助，紧急空运北京64位“京杠”速来南京。汪的墓碑前，还立一碑文，刻上他生前喜欢的诗作《咏梅》，此诗仅4句：“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照澈长夜中，遂会天下白。”碑刻好未立，日本便宜布投降，汪伪政权也土崩瓦解。而汪的红粉知己施旦，在汪生死前后，她一直在其身边守护或守灵。正式吊唁之后，她趁陈璧君离开灵堂片刻间，穿着丧服到灵前致奠，之后便带着汪生前的一些东西和财物逃到香港，隐姓埋名，住了下来，还在香港墓地为汪做了个衣冠冢，守墓终生，未再嫁人。
汪精卫的梅花岭墓地正好和孙中山的中山陵相望。这令战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不能相容。1946年1月中旬，先期到达南京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人员有参谋总长萧毅萧、南京市长马超骏、卫戍司令张灵甫、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负责人。何应钦说：“委员长说要还都南京，可汪精卫的墓地还在梅花岭同中山陵并列，太不像话了，如果不除掉，委员长一定会大发雷霆，今天就要大家研究解决的办法。”可应钦要求“要办得干脆利落，同时要保守秘密。”会后两天时间，南京各大报便登出一则军方“公告”，称自1946年1月16日至22日，梅花岭附近驻军将进行紧急军队演习，试躬各种炮械，故实行戒严，由宪兵总队执行。此后一天夜间，由马崇六带领的工兵营便开进梅花岭，他们将200多公斤的黄色炸药埋入墓基，在当夜“隆隆”不断的演习试炮声中，工兵们拉响炸药包，汪精卫的墓壳被炸开了。马崇六命士官劈开棺木，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完好，尸体脸色紫而发黑，这是中毒的面相。在汪的马褂口袋中有两张纸条，一张上写“魂兮归来”四字；另一张是一首诗：“心宇将灭万事林，无怨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蒙淡凉，谅无后人续春秋。”字迹潦草，流露悲凉之情。工兵连夜将尸体和棺木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填平墓穴，并在原地建立一座四角凉亭，铺设一条通往中山陵的小路，两旁种上树木花草。
随着历史烟云流逝，而今在游人眼中，紫金山梅花岭汪精卫之墓已永远消失了，但他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丑行却留万古骂名。
据军统局要员池步洲事后所披露的史料，汪精卫于1943年3月3日去日本名古屋治病，但他并非死于日本，也不是因病不治而死，而是被国民党军统局特工奉蒋介石之命所毒杀，于1944年10月11日死于上海虹桥医院病室内。
宿疾复发往日本就医
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开始衰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危机重重，为了支撑败局，日本侵华军总部向汪伪政权提出，筹集米谷100万担、壮丁20万人用于“支援东南亚圣战”。侵华日军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等人还专为此事登门南京颐和路汪府，逼汪成交。而此时汪和其妻陈璧君正为此事发愁，见日本主子来了，汪匆忙下楼。不料，在慌乱之中汪一脚踩空从楼梯滚下来，当场昏迷，随即被紧急送进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主治军医后藤主刀，取出了当年存留的全部弹片。但术后由于旧伤感染而病情加重，四肢麻木、瘫痪在床。汪的私人德国医生当时表示南京医院已无能为力。汪也预感自己的末日将临，躺在病榻上口授“最后之心愿”，表示在20年后当做遗言发表。不料这时日本却决定由国内派出医疗小组对汪进行检查，日本国内的骨科专家认为，汪精卫患的是骨肿病，病情已进入危险期，建议马上转移去日本国内治疗。于是由东条英机内阁决定，将汪转入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骨科进行手术治疗。
1943年3月3日，汪精卫启程赴日就医。此前一天，他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汪说：“我此次去日本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一乱摊子事，交给二位了。”汪深知陈周二人不和，接着又嘱咐二人要“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其余一切，待他回国再论。”汪当时还写下一则“手谕”：铭患病甚剧，发烧50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名医来南京诊断，主张移地治疗，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和佛海代理，全权处理一切。本人切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飞机于当日午后抵达日本名古屋军用机场。汪即被安排住进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骨科的一栋4层楼的一间大病室内。医院内称“梅号”。除参与治疗的3名医生和2名特护之外，其余人均不知道这间大病室里住的是什么人。为预防同盟军空军轰炸病室，楼顶特地涂上很大的红“十”字标志。此外，日方还日夜施工修建地下室，安装病室和地下室的直通电梯。当天晚上，医院集中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科专家对汪进行病情会诊，并制定了手术方案。第二天(即3月4日)，在同盟军空军对日本名古屋的不断轰炸声中，由骨科医生对汪实行“剥骨手段”。手术前后经历两个半小时，切除4块有病变的脊骨和3根筋骨，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当麻药失效之后，汪的双手即能活动，第2天即能在床上坐立、下地，4天后体温正常，能够走动。汪本人极为兴奋，他感到自己病根已除，对陪同的妻子陈璧君说：“我这个人命不该绝，我要回国去疗养。”并让妻子先回南京作安排。
军统破译密电制定毒杀计划
1944年5月初，因陈璧君之弟陈耀祖(日伪广东省长)被军统刺杀于广州，为此陈不得不匆忙回国。因妻子离去，汪随后派随从人员回南京和情人施旦联络。施旦原是他的老情人方君英留日的同乡，两人相貌极为相似。方君英死后，汪精卫便暗恋施旦。施旦也早仰慕有“南方梅兰芳美男子”之称的汪精卫，于是在汪逃离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之后，不久，她也从重庆来南京投靠汪，被委为“机要秘书”随身左右。而这么一来二去被陈壁君发现之后，施旦即主动对汪妻表示：汪精卫爱她，这是因为她长得很像方君英，从而把她当作方君英，这对他们的夫妻关系不会有什么妨碍。施旦说：“我愿意跟着汪，一不为财，二不为性欲，只是仰慕他而已。我希望他一生愉快，这对你也有好处。如果你为此而和他闹翻，结果对你未必有利，利害得失，在你一念之间。”就这么几句话，便把陈璧君镇住了，便容忍施旦留在汪精卫身旁。来日本治病时，汪本来提出要让施旦以“医护”身份同来，但日本方面认为“名分不顺”而否决施旦入境。于是分别时汪给施旦一笔钱，对她说：“我们永远是知己，只有你对我最关心。我这次能治好回来，我们依旧相聚，万一不能，你要赶快离开南京，隐姓埋名，不要抛头露面。”国民党内外人士早已熟知，汪精卫和陈璧君只是法律夫妻，同方君英和施旦才是感情夫妻。所以，汪精卫要急于回国治疗，对施旦的牵挂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对汪精卫回国的要求深感意外，开始时通过医生劝说，否决汪的要求。但汪精卫的要求也十分坚决。他不但自己提出要求，接着又安排周佛海前来日本，以官方的名义和日本当局交涉。此时，盟国联军已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成功，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已经发起总攻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自中途岛败退之后，也连遭美国海、空军重挫。在此自顾不暇之情况下，日本内阁同周佛海达成协议，同意汪精卫回国继续治疗，但其子女们得留在日本，日本媒体公开报导他们的活动，以表明“汪仍在日本治疗”，以迷惑国民党特工的跟踪。
这样汪精卫便由日本空军护航秘密回到上海，住进了上海虹桥医院。这间医院也是由日本严密控制的战时军人医院，但毕竟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在伪政权安排之下，施旦在第二天便来到汪精卫的身边。汪对施旦说，下个月他即回南京颐和路办公室。施旦回答说：“只要我们不分离，上海或南京都一样。”兴奋的汪精卫随即用密电码和远在广东的妻子陈璧君联络，陈也以同样的办法嘱汪住院要改名换姓，不要公开活动等等。不料汪陈间的密电码被重庆军委会技术室中文组特工截获，并且破译成功，汪精卫的去向终于暴露。军统局头目戴笠直接报告了蒋介石，听报后，蒋摆摆左手，说：“除!”这样，便由军统制定了暗杀头号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计划。
据称第一方案是枪杀或刺杀，但经过侦察，汪病室周围日伪军的警戒严密，特工难以下手，军统继而制定了毒杀计划。军统买通了日本一名“浪人”，杀死了医院药房的日籍药监，又通过施旦的一位友人，收买配药师和医护，每天在汪的药中，适量掺入一种无色无味舶慢性毒药。通过两个多月服用之后，汪终于毒性大发，全身呈青紫色，突然间上下失血，昏迷数日之后，于1944年11月10日死亡。对于汪伪政权所公布的汪的死讯，当时南京、上海的媒体也曾颇有疑处，而军统方面却始终守口如瓶，不透露丝毫。
空棺回国 战后炸毁墓穴
汪精卫病好后复死于军统特工之手，这是他卖国求荣，充当头号汉 奸应得的下场。但他这个下场却是日伪政权始料未及的，所以为稳定军心，只好隐瞒真相欺骗世人，这样便演出了汪精卫空棺回国的把戏。在空棺启运之前，汪伪政权要汪妻陈璧君等一千人等前往日本，充任“伴棺”回国的“演员”，日本政要小矶国昭、重光葵、东条英机等也郑重到机场“送行”。而在南京“接灵”点，汪伪政要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人均到场。1944年11月12日下午6时，在4架战斗机的护卫之下，空棺终于从日本抵达南京明故宫军用机场。陈公博等人登上专机，“护棺”下机，放进灵车，接着几百辆大小汽车前呼后拥，护着空棺到达汪伪政府大礼堂。而汪精卫的尸体，则在这天上午10时由上海运到南京汪的住处，先在别室大殓，穿上长袍马褂，佩上大绶，别上勋章，盖上青天白日旗，然后装入一具早已备妥的楠木棺材。最后移入大礼堂吊唁。此时从机场运回的空棺即神秘地进入别室“停灵”。这一进一出的把戏，一切都是由日伪高层精心策划的骗局。
汪伪政权原决定对汪举行“国葬”，墓地预算高达5000万元。但陈璧君害怕后人鞭尸，所以才提出从简。墓地由汪妻选定在紫金山梅花岭，地面部分要求尽量简单，墓碑不记汪的经历和职衔，只写“汪精卫墓”四字，连“先生”二字也不要。但因陈璧君要求墓室、墓盖一定要“坚固永久”。后用5吨钢筋搅拌混凝土浇成一墓壳，墓盖厚达1米，墓室宽3米、长5米。棺木灵柩从山下抬到梅花岭时，汪妻提出必须用64京杠抬上去。为了满足她的要求，南京和北京日伪当局出面请日本空军帮助，紧急空运北京64位“京杠”速来南京。汪的墓碑前，还立一碑文，刻上他生前喜欢的诗作《咏梅》，此诗仅4句：“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照澈长夜中，遂会天下白。”碑刻好未立，日本便宜布投降，汪伪政权也土崩瓦解。而汪的红粉知己施旦，在汪生死前后，她一直在其身边守护或守灵。正式吊唁之后，她趁陈璧君离开灵堂片刻间，穿着丧服到灵前致奠，之后便带着汪生前的一些东西和财物逃到香港，隐姓埋名，住了下来，还在香港墓地为汪做了个衣冠冢，守墓终生，未再嫁人。
汪精卫的梅花岭墓地正好和孙中山的中山陵相望。这令战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不能相容。1946年1月中旬，先期到达南京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人员有参谋总长萧毅萧、南京市长马超骏、卫戍司令张灵甫、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负责人。何应钦说：“委员长说要还都南京，可汪精卫的墓地还在梅花岭同中山陵并列，太不像话了，如果不除掉，委员长一定会大发雷霆，今天就要大家研究解决的办法。”可应钦要求“要办得干脆利落，同时要保守秘密。”会后两天时间，南京各大报便登出一则军方“公告”，称自1946年1月16日至22日，梅花岭附近驻军将进行紧急军队演习，试躬各种炮械，故实行戒严，由宪兵总队执行。此后一天夜间，由马崇六带领的工兵营便开进梅花岭，他们将200多公斤的黄色炸药埋入墓基，在当夜“隆隆”不断的演习试炮声中，工兵们拉响炸药包，汪精卫的墓壳被炸开了。马崇六命士官劈开棺木，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完好，尸体脸色紫而发黑，这是中毒的面相。在汪的马褂口袋中有两张纸条，一张上写“魂兮归来”四字；另一张是一首诗：“心宇将灭万事林，无怨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蒙淡凉，谅无后人续春秋。”字迹潦草，流露悲凉之情。工兵连夜将尸体和棺木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填平墓穴，并在原地建立一座四角凉亭，铺设一条通往中山陵的小路，两旁种上树木花草。
随着历史烟云流逝，而今在游人眼中，紫金山梅花岭汪精卫之墓已永远消失了，但他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丑行却留万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