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重庆正值炎热的夏季，坐落其间的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也迎接着另一番热火朝天。此时，该校有1000多名毕业生即将走上社会，在校方“有志者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声中，一位中文系的青年学子怀着激动与不安，将自己的入藏申请书递交给了学校。
　　当时，与这名青年一起争取到西藏去工作的毕业生多达400余人，由于名额有限，校方不得不层层选拔，最后获得批准的毕业生只有12人。这名青年有幸成为这12名毕业生中的一员，他就是——汪永忠。
　　他们那一批人，成为了最早主动申请进西藏的应届大学生，也是新西藏的第一代建设者。

一次契机与一个心愿

　　1959年3月20日，正就读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三的汪永忠从《重庆日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内容是以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为首的一小撮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发起了反革命叛乱，激起了西藏人民、爱国僧侣和广大上层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4小时内，就平息了叛乱。
　　不胫而走的新闻，成了那几天全院师生的主要话题。汪永忠就在那时关注起了西藏。
　　同年冬天，西藏翻身农牧民代表报告团来到重庆市。他们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了封建农奴制度对广大藏族同胞的残酷压榨、迫害。
　　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对已经84岁的汪永忠来说一切都仿佛历历在目，连细节都不曾遗忘：“会址就在重庆市中心区七里岗公园的一个大礼堂内。一位身着黑色藏袍的中年藏族男子被会议主持人牵着手走到讲台上。那名男子叫扎西次仁，是西藏昌都地区的农民，他的双眼早在20多岁时就被农奴主挖掉，原因是怕他逃跑。在控诉中，他时不时大声高喊，说到伤心处，还伤心地用袖口擦眼窝……”
　　那天散会以后，校方又组织师生参观了西藏农奴制残酷迫害农奴的罪证，包括各种刑具和大量不同年代的图片。在实物展览中，有被剥下的整张人皮，有用人皮做的鼓、用头盖骨做的碗，还有晒干了的农奴的手和脚……
　　听了扎西次仁对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控诉并参观了实物展后，汪永忠开始去查阅一些有关西藏农奴制社会宗教、文化、教育方面的书籍。从中了解到，在旧西藏，根本没有普及教育的中学、小学，只有少量给三大领主子女做伴读的人，才能从伴读中学点文化。有的农奴子女到寺庙当了僧人后，在寺庙里也可以从经文中学点文化知识，但都十分有限。
　　“很显然，在旧西藏，广大农奴在没有人生自由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权利。”自从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师范专业的汪永忠便萌生了毕业后一定争取到刚解放、非常需要发展教育事业的新西藏去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心愿。
　　此后不久，他就向学院递交了入藏申请书。那一年，汪永忠23岁。

进藏之路

　　同年9月中旬，获得西南师大批准入藏的12人陆续到了成都，住在西藏成办第一招待所。接待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西藏当时的时局和气候以及进藏沿途的概况，要大家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并给每人了发了40元棉衣费，以补充衣物抵御沿途的寒冷和风雪侵袭。
　　9月20日，他们乘坐一天一夜火车抵达兰州市，住进位于兰州黄河大铁桥附近的西藏驻兰州办事处招待所。在这里，西南师大的同学结识了从北京、上海到此集中的北京地质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通过交谈，了解到大家都有一个建设新西藏的强烈愿望，都是自愿争取到西藏工作的。
　　兰州办事处把他们在兰州集中的进藏人员分为一队和二队。调干人员为一队，各地的大学毕业生编为一队。9月26日下午，会合后的150多人，从兰州站出发。
　　学生这队的70多人全部安排在一个硬座车厢里。

　　列车经过了嘉峪关、玉门市等地，9月28日晚上9时许，列车在甘肃峡东站停了下来。当时天已漆黑，在接待人员引导下，大家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走了十多分钟才到达一排库房处。接待人员告诉大家，由于国家正处在三年特大困难时期，暂时没法满足成批进出藏人员合理的食宿要求，只好请大家在粮库里住一晚。
　　粮库的地上，铺了几张很大的晒席，每个晒席上可供10人打地铺。疲劳的他们很快地解开铺盖卷铺好自己的床位，也顾不上洗脸洗脚，一头扎进被窝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饭后，接待站为两队人员安排了10輛解放牌卡车，16个人一辆车，组成了一支进藏的大篷车队。
　　“那会进藏工作的大学生们就连最老式的大客车也坐不上，只有国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上搭着一顶帆布作挡风避雨之用。行李都集中在卡车中间，卡车的挡板两边各放八个背包，算是座位，大家坐在上面腿都难以伸直。”
　　1960年9月29日晨，大篷车队从甘肃省的峡东出发。经过甘肃的安西、敦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月牙泉，穿过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大盐湖、格尔木、纳赤台，翻过昆仑山口、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最后进入西藏的那曲地区安多县、当雄县，共计行程1900多公里。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沿途的氧气越来越稀薄，吃不下、头晕、呕吐都成了家常便饭。大篷车队没有退缩，它们在刺骨的寒风和鹅毛大雪中载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向着目的地飞驰穿行。

拉萨初印象

　　1960年，西藏正处于平息达赖集团叛乱后的民主改革初期。
　　初到拉萨，汪永忠他们住进了自治区第二招待所。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劳顿，谁都想好好休息几天、舒舒服服地搞一下个人卫生。可当时拉萨市政建设正在筹划之中，走遍市内都找不见一个澡堂。鉴于物资紧缺，为了保证藏族同胞的生活采购需要，当时的纪律还规定了进藏干部不仅不能在尼泊尔人的商店购物，也不能在藏族群众开的商店里购物。
　　拉萨八廓街上，挨家挨户的商店里陈列着大量的日用百货、琳琅满目的饰品，还有不同花色、品牌的服装，偶尔夹杂着货商的吆喝声。走在大街小巷，不时可见一些农牧民赶着毛驴、驮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进城，有酥油、糌粑、砖茶等，还有的驮着晒干的牛粪卖……
　　那时的拉萨，被叛乱分子焚烧过的小昭寺和市内建筑物仍然历历在目;在拉萨电影院、拉萨中学、拉萨一小的教室墙壁上到处可见被子弹穿透的弹孔。叛乱分子留下的污迹虽没来得及清除，可许多新气象已然显现，处处焕发着活力和希望。

执教之始

　　进藏一星期后，汪永忠被区党委组织部分到了自治区当时的最高学府——拉萨中学任教。
　　拉萨中学是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建立之初兴建起来的，1960年9月才开设了全西藏唯一一个高中班，全班共34名学生。汪永忠负责该班级的汉语文教学以及初中三年级的汉语文课。
　　“当时，整个拉萨中学只有藏族学生，除了1个高中班、1个初三班、1个初二班和2个初一班，还有2个预备班。拉萨中学当时还办有4个师资班，培养各县需要的小学教师。”在汪永忠清晰的讲述中，这些细碎的记忆仿佛早已刻进了他的脑海深处。
　　接过师生们用的油印自编汉语文教材，汪永忠发现其中只有“语”，没有“文”。
　　“我记得课文中还有这样的对话：今天是礼拜六，晚上学校要放电影，你去不去看？答：我一定要去。问：你喜欢看什么片子？答：我喜欢看打仗的片子。等等。”

　　经过了解，原来在民改前学校开的课都受到地方政府限制，汉语文课很难开设。所以，即使是高中一年级，在汉语文学习上，也才刚刚起步。
　　“我那两个班的学生不仅学习勤奋，而且性格也非常开朗活泼。他们普遍喜欢唱民主改革后创作的歌。”汪永忠在西师当学生时，曾是学院文艺骨干。课余时间，他就教学生们唱歌，“有一首叫《拉萨之春》的歌很受他们喜爱，记得歌词头两句是：‘拉萨城里充满着阳光唉，阳光照耀着布达拉宫墙……’”说着，汪永忠还即兴哼唱了起来。
　　当时学校有个汉语文教师陶长松会拉手风琴，有个藏语文教师赤来会弹三弦，汪永忠所教班里有个学生叫次旺俊美（后来他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不到16岁就会弹一手十分美妙的扬琴，加上汪永忠的歌声……这些爱好音乐的师生在学校的支持下，便自愿组合起来，成立了拉萨中学第一支文娱队，活跃了拉中的校园生活。

转战江孜

　　1961年春节刚过，江孜专区雍佩专员到自治区筹委文教处要人，说江孜中学成立了，还没有汉语文老师，希望调一名教学能力强、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热心民族教育事业的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到江孜担任汉语文教师。
　　上级领导想到了汪永忠，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便派人前去征询。
　　汪永忠毫不犹豫就应允下来，他觉得到民族教育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展民族教育本来就是自己进藏的目的。
　　3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晚上，颠簸了一天的汪永忠终于入住了江孜招待所。除了值班的服务人员，其他都到地工委大礼堂看电影去了，招待所食堂的炊事员也看电影去了。
　　20世纪60年代初，除了拉萨市有一家面向社会的电影院，其他各区和地区所辖各县都还没有电影院。只有在周六晚上，才由地区放映队在当地大礼堂放一次电影，大家把这当成过节一样，谁也不想放弃机会。
　　汪永忠便忍着饥饿，直到星期日上午才吃上饭。
　　第二天各单位照常休息，趁还没有去分工委组织部报到，汪永忠独自逛了一次江孜县的大街和白居寺，还登上了宗山参观抗英遗址。
　　“当时整个江孜宗只有一条长约200米的老街，其余就是些由建造房屋留下的间距而形成的各种长短小巷。”
　　刚分到土地和草场的广大农牧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群众去民族商铺和县供销社里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老人悠闲地去白居寺拜佛。
　　“江孜白居寺的正殿里有一尊十多米高的坐式如来佛，大佛的大脚趾在英军入侵江孜时被英军砍掉。老人朝拜时，好多都会痛心地用手去轻轻触摸一下大佛那根殘缺的脚趾。”
　　汪永忠记得在江孜中学给第一届、第二届中学班学生上课时，就特别给学生们编选和讲述了抗英斗争以及类似的课文。
　　1970年，汪永忠把江孜的抗英史编成了多幕歌舞剧《抗英古城展新颜》，该剧既歌颂了过去江孜人民的抗英史迹又赞扬了社会主义时代江孜的发展。由当时江孜县的文艺宣传队排演，后到拉萨参加全区文艺会演时还获得大奖。

自学藏语文

　　到了江孜中学，汪永忠被安排在学校新办的戴帽中学班和小学六年级教汉语文课，并兼职任初中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位叫桑颇的藏语文老师，汪永忠和桑颇共同管理着42名初中生。
　　由于过去没有专门的汉语文老师，两个班的学生不会汉语、也听不懂汉语，这是汪永忠教汉语课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桑颇也不会说汉语，班主任之间的工作基本无法交流。 　　所幸的是，汪永忠寝室隔壁住着一位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过的藏族老师，叫次旦顿珠，他1960年参加过全国群英会，还是地区人民代表。他会日常生活、学习的汉语，对学校情况和中学班的学生情况都很清楚。
　　次顿说，其实藏族学生很喜欢学汉语，只是没人教、说不出来。汪永忠听后，感到身上的责任很重，他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探索出一整套藏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有效方法，让藏族学生在学习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等知识时多一种语言工具。从而保证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又多又快地培养建设新西藏的人才。
　　要帮学生学好汉语文，必须起带头作用，汪永忠决心自己先学好藏话和藏语文。
　　他和次旦顿珠老师商量，俩人互帮互学，一起进步。
　　汪永忠首先准备了一个句型本子、一個单词本子。两个本子随时带着，无论在田间散步、还是在食堂排队买饭，汪永忠都拿出本子背单词、用单词套句型。除了加强同藏族师生交流对话，汪永忠也在上课时大胆使用藏语，发音不准时藏族学生就帮他纠正。
　　经过不到半年的刻苦自学，汪永忠基本掌握了藏语的使用，并用“汉话 藏话 手势”进行汉语文教学，不但保证了汉语教学的质量和进度，也使藏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自觉性迅速提高起来。当时的《西藏日报》以《互教互学》为题，报道了汪永忠学习藏语文、并在短时间内用藏语上课的经验和收获，大家都很受鼓舞，许多中小学也迅即兴起了一股汉语教师学藏语的热潮。
　　但汪永忠并不满足，他还要求自己能刻写自编汉文教材中的对译藏语。
　　当时，汪永忠是江孜中学汉语文教研组组长，他与几位老师共同探索编写了西藏中小学汉语文过渡性教材编写大纲，并提供给各中学交流。
　　那段时间，汪永忠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钢板上刻写教材。早期是一排拼音、一排汉字、一排藏文，后来的学生基础好一点就改成一排汉文、一排藏文。
　　现在他家还珍藏着一本他自己刻写于1977年4月的汉藏文互译对照教材，这本纸质已经泛黄、发脆的教材，曾在2009年参选西藏民族改革50年“大时代物证”时获得三等奖。
　　解决了语言障碍，突破了教学瓶颈，汪永忠便在江孜稳扎稳打地待了下来。

带走与留下

　　因为忙于事业，汪永忠结婚较晚。婚后，毕业于山东临沂卫校的爱人也来到了江孜医院工作。在汪永忠进藏16年后，5岁的大女儿被接到了江孜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之后他的2个子女都顺理成章留在了西藏学习、工作，成为了西藏的第二代建设者。
　　汪永忠把青春最美好的20年都留在了江孜。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都考入了内地重点大学，毕业后相继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精英和骨干人才。
　　后来的十多年里，汪永忠始终辗转在教育系统。
　　参与过区内汉语文教材编订、农牧民子女“三包政策”的制定、师范教育的改革、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工作……他用亲身经历见证了西藏教育的蓬勃发展。
　　直到1992年下半年，汪永忠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之际，他将自己补发的一年调资500元捐给了“希望工程”，那笔钱相当于他当时两个月的工资。
　　“算是我对西藏教育发展的最后一点微末贡献吧。”言辞间满是眷恋。
　　临行，汪永忠请人用领到的木料打了一只大大的集装箱（那时的退休干部都可以领几方木料），他细细碎碎地收拾了很久，几乎带走了在西藏的全部家当，包括用了几十年的搪瓷碗、闹钟、脸盆、圆镜、毛毯……按别人的眼光，那净是些不值钱的破烂，子女也看不上，可那些东西里蕴藏着他的西藏岁月，他无法割舍。
　　“我留下的是我的青春、我的子女和我培养的学生。”回望西藏岁月，耄耋之年的他坦然陈词，“为师者，人生无悔”。
　　此后，汪永忠再也没回到西藏。但无论何时，藏语都是他不曾忘却的乡音，西藏都是他梦中念想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