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还在读初中，从父亲手上借了一台“华山”135胶片相机，机器很小、纯手动的。然后自己攒零花钱、买黑白胶卷，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拍，拍出来后，只是冲出来，然后再用放大镜仔细看，觉得可以晒的，再拿出去晒。那就是我摄影的起点。
　　再后来，从上大学、到刚开始工作那几年，间断的一个人背包在国内游玩，并手持从父亲那里借来的相机，开始在户外运动中用镜头记录每一个小小的瞬间。
　　1997年，我挎着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尼康FM10和两支镜头花了2个月的时间走了青海、西藏、云南。回顾彼时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雪域高原，并像大多数人一样，走进了布达拉宫。然而，那一次我并没有游览这座藏传佛教最崇高的宫殿，而是刚进门，就被一家老百姓拉去喝酒，原因是主人家的女孩考上了大学。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我们又是熟悉的——我们过着同样的平凡生活、感受同样的欢喜悲伤。
　　那次之后，我又去过十几次西藏，西藏对于我，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个被大众定义了的“神秘、遥远、位于天边的异度空间”。在我的心里，西藏没有浪漫幻觉，也不是地狱或天堂。普兰的一碗白青稞、改则的一块风干肉、定日的一次热水澡、安多的一杯酥油茶、墨脱的一口鸡谷酒、帕羊的一阵风与沙、拉萨的一回踏实觉……在这些细节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之间各有不同而又平常的生活。
　　我真正与登山结缘还要追溯到1997年和王石去珠峰大本营山峰考察，为了科学和安性考虑，我们主动与中国登协联系、并开办了国内第一期面向山友的冬季登山技术培训班。对于我的登山经历,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高海拔攀登本身，是一个“找苦吃”的运动，有时一天走下来，仿佛跑了好几个马拉松一样——完成第一个，你以为OK了，结果后面还有N个等着你。那是一种多层梦境递进的感觉，每一个梦的主题都是“累到极限”了。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边攀登、边拍摄，不仅增加了负重，更增加了体能的消耗。然而，在那种人迹罕至的冰冷高处，有着绝世的美景，还有着转瞬即逝的人物动作画面。所以再难再累，随身的相机和镜头，总是我的必备装备。
　　2000年到2003年期间，我登了几座雪山，并更换了尼康F65。那几次上山，带的都是中低端的单反胶片相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及时抓住珍贵的一瞬间。那个时代，我经常跟队友说：“不要节省胶片，跟我们这趟独特的经历相比，这点成本再高、也不算什么。”
　　2003年4、5月，我参加中国珠峰登山队，在珠峰上上下下待了50多天。那是我第一次使用数码相机在高海拔拍摄，那是国内第一次山友组队登世界最高峰，也是国内第一次大型商业登山。50多天的过程，发生了许多曲折、复杂的故事，容量大的数码相机让我拍摄到了许多珍贵的新闻记录镜头。
　　03年4月初，第一次通过珠峰冰塔林上前进营地，我挎着一台胶片、一台数码，在冰蹟石形成的鼓起地带不断左右穿跨、寻找好的拍摄冰川的角度，拍完之后，必须立刻跟上大部队。这么来回折腾，两天下来，我只有一个感受：“拍冰川，都拍得快吐了。”
　　之后七、八年，我先后完成了单人欧洲最高峰攀登、珠峰攀冰、透明梦柯（祁连山区最大的山谷冰川）侦查、南美最高峰攀登等几次高海拔登山活动。
　　这么多年下来，每一次登山回来，我总是可以留下许多珍贵的画面，但大多数情况下，队友之中，个人照片最少的也是我——因为主要是我在拍别人。
　　所以一路走来，竟然发现画面里有自己的登山照非常少。不过，我并不因此有态度遗憾。因为，“经历了，就是收获。”那些值得记忆的人物、故事和画面，都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这些比物化的照片，更让我收获了人生的丰富和内心的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