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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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三边关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冷战期间三方中的两方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印在经历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开战,之后美国因素逐步变得重要。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印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当前在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对抗和遏制的模式将不会再现,三个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尽管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现实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其他文献
对国际格局变化的理论思考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每当国际形势出现新问题,对于国际权力转移的探讨都会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例如,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五大力量中心”构想首次浮出水面,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探讨也由此拉开序幕。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其大意是:当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不是令人快乐吗?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从远方来到这里结交新的朋友,不是令人快乐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曾不断尝试阐释美国民主的起源。早在美国史学专业化之前,以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就热情洋溢地歌颂过美国的民主。美国史学完成专业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继续诠释着美国的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从杰斐逊到林肯》一书从政治史的角度,
期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4日19时20分逝世,享年93岁。杨生茂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9月26日生于河北省涿鹿县,1938至1941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历史学,1944年获学士学位,并人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外交史,
2010年5月21日,《美国研究》编辑部召开京津地区编辑委员会会议。本刊学术顾问资中筠、王缉思、陈宝森,所外编委何顺果、金灿荣、李剑鸣、梅仁毅、张宇燕、吴白乙、徐辉,以及全体所内编委出席会议,美国所党委书记孙海泉、副所长刘尊列席会议。与会者就《美国研究》的编辑工作、选题策划及当前美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2010年4月23-26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及厦门大学等48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1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110篇论文。与会者围绕美国史诸多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具体如下: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为了压制蒋介石配合调停,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部分地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针对军火禁运给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围绕着禁令的解除,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国际冷战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最终同意解除对华军火禁运。
本文评述了美国与东亚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及东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作者认为,中美关系肯定是未来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中国的崛起促使创立东亚地区机制成为必要。多边合作是解决和克服双边低效的最直接的战略,因此,创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