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位于北京海淀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举行。当时，这种会议每年都要开，有时主题就是训练，也有将管理加进去的，足球界普遍的认识是“向训练和管理要成绩”。这一次的会议与以往大不相同，虽然名称上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实际上可以说是全国足球改革会议。
　　由于年初国奥队兵败吉隆坡，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奥运会参赛资格，始于1991年末的足球改革加快了进程，国家体委将王俊生从北京市体委调入中国足协，筹划足球改革具体事宜。王俊生通过调研座谈，向足球界和地方体委负责人征求意见，也将对足球改革的想法与之交流。随后，中国足协全力投入会议准备工作，杨秀武、孙宝荣、马克坚等人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编写出中国足协工作报告、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俱乐部条例、关于整顿队伍促进改革的实施方案等22份文件。国家体委通过了这些文件，决定把足球改革作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地方体委也行动起来。以创造十连冠优异成绩的辽宁队为基础，成立了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40萬元的辽宁远东足球发展公司。大连市挂牌成为全国第一个足球特区。红山口会议在足球改革的火红氛围中顺利召开，各省区市体委、解放军、行业体协、足球重点地区的代表98人以及部分城市主管体育的副市长或秘书长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与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是决定我国足球运动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会议”，并提出解放思想，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新的体制、大胆尝试办俱乐部、发行足球彩票等具体要求。全体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足协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聘任德国教练施拉普纳为中国男足主教练的新闻发布会。
　　这次被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重要会议，成为足球改革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改革的重点是足球协会实体化、顶级联赛职业化。时过20多年，王俊生回忆当时的情景，感到自己从一名运动员成为管理者，对协会实体化这样重大的决策准备不足，认识不深，对社会环境和条件的了解和困难估计不足，没有料到这是一项漫长复杂的工作，虽然有局部的尝试和突破，但至今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红山口会议后，随着全国甲级队陆续在企业合作下组建俱乐部，联赛职业化起步。1994年4月27日，按照职业化规范和市场运作的全国足球甲A联赛在成都开幕，王俊生将其称为“中国足球树起了新的里程碑”。中国足协与国际管理集团合作，以冠名赞助方式获得了5年120万美元的资金。虽然与一年前开始的日本足球职业化相比，经费只及J联赛的1/10，但比以往全国足球每年只有100多万元人民币，已经大为改善，而且是来自市场，不是“皇粮”。更可喜的是在球迷数量、电视转播等方面聚合了大量社会资源。中国足协随之推出关于球员转会、引进外援、注册制度等一系列管理规定，职业足球已见雏形。
　　紧随其后，中国篮球联赛也于1995年启动职业化改革。1996年，中国排协实施联赛改革。三大球先后从赛制切入，迈出职业化改革的步伐。由于职业联赛具备主客制、长赛期、升降级等基本要素，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逐步得到一定满足，体育市场从无到有，日渐活跃。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的职业联赛在组织规模、竞技水平上，达到亚洲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