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辐射下的都柏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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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论《都柏林人》中的“精神顿悟”,编号:2017-ZZJH-072。
  摘 要: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大量使用了精神顿悟技巧。《都柏林人》中,读者和主人公们的“顿悟”看似表现的是某一瞬间的灵光显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孤立和突如其来的感悟,而是在小说情景中由人物自身心理活动变化而酝酿和引发的。乔伊斯巧妙地在精神顿悟出现的过程中塑造人物形象,其主人公经历了从困境——逃离——幻灭——顿悟的过程,既实现了其小说艺术的创新,又能够更好地为小说的主题服务。本文以短篇《伊芙琳》为例来阐述乔伊斯是如何利用精神顿悟的过程来塑造人物形象的。
  关键词:都柏林人;精神顿悟;伊芙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1914年出版。15个故事独立成篇,但彼此又衔接紧密,以童年、青少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等人生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叙述。“生活感确实是乔伊斯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1]《都柏林人》中,其中的每个故事都是一则戏剧,讲述一个灵魂的挫折和失败,每个故事都发生在可爱、肮脏和瘫痪的中心都柏林。人物形象永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塑造永远是小说艺术创新的难题。而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巧妙地在精神顿悟出现的过程中塑造人物形象,其主人公经历了从困境——逃离——幻灭——顿悟的过程,既实现了其小说艺术的创新,又能够更好的为小说的主题服务。精神顿悟是作者乔伊斯用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人物形象在精神顿悟的过程中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精神顿悟的心理学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乔伊斯的艺术革新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梦的解析使乔伊斯受益匪浅,使他终于找到了将创作视线从外部世界转向精神领域的机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成功的揭示了千百年来使人类困惑不解的精神世界的许多奥秘及人的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从而将人们对精神和意识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已经开始将他的创作视线转向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乔伊斯认真研究了威廉·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亨利·柏格森的“绵延”之说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乔伊斯看来,人的外在世界不论表现得如何充分和确定都难以完全显现出人的内心的变化莫测,而且事实上的人的外在行为只能表现出社会习俗和道德准则所允许表现出来的那部分心灵,因此,有时人的外在行为往往和心灵背道而驰。乔伊斯透过被畸形的现代西方文明所扭曲的意识表象,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完整地表现出现代人多层次的、立体的、飘忽不定的心灵世界。为了描绘人物飘忽不定的思绪和奔腾不息的意识,乔伊斯运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来展示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小说里的主人公都经历了在生活中不断顿悟的过程。
  二、精神顿悟出现的条件
  顿悟虽然是“一次突然的精神感悟启示”,但这种突然的精神感悟绝不是凭空出现,毫无依据的。顿悟的出现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困境中情感的积累。一般来说,顿悟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情感的迸发,而情感的迸发则须有情感的逐渐积累。情感积累的过程其实也是小说主题不断被展开的过程。情感积累的过程也是主人公不断受挫,心理冲突加剧的过程。无论是《阿拉比》中的少年、《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还是《伊芙琳》中的少女都经历了情感积累的过程。二是外部条件的刺激与配合,即通过某些情景或事物唤起小说中人物或读者的情感,使其茅塞顿开。当精神顿悟出现之时,故事情节达到高潮,小说主题在此得到升华。外部条件的刺激与配合对顿悟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部条件的刺激与配合也是精神顿悟产生的最后一步。情感的积累是顿悟出现的前奏,小说主题在情感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展开。外部条件的刺激是顿悟出现的助产婆,也是顿悟产生的最后一步。顿悟产生的瞬间,故事达到高潮,小说精神瘫痪的主题在此得到突显和深化。无论是读者的顿悟还是小说中主人公的顿悟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顿悟产生的过程即是小说主题发展的过程。精神顿悟产生的瞬间使小说达到高潮,突显和深化了小说主题,同时具有美的艺术效果。
  三、“豁然开朗”的伊芙琳
  《伊芙琳》是反映青春期第二组短篇小说的第一篇。小说女主人公伊芙琳过的是一种沉闷、单调、缺乏生趣的生活。在痛苦的现实中,她顿悟了,她要逃离!一名异国水手闯入了她的生活之中,打算带她离开都柏林去开始新的生活。但长久以来处于瘫痪状态中的心灵,令伊芙琳缺乏勇气和力量去把握似乎唾手可得的幸福。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在轮船起航的关头,女主人公退却了。缺乏安全感的她顿悟到前途的渺茫和不确定性。关键时刻,她顿悟了,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她退缩了,又回到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去。总的来说,这则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发展,主人公在精神顿悟的过程中形象地展现了都柏林人精神瘫痪的状态。像《都柏林人》中其它的短篇一样,例如《阿拉比》中的小男孩生活在北理奇蒙德街上艰难困涩的环境中,那是一种黑暗单调、死寂而令人窒息的氛围。《一朵小云》中,多愁善感的小钱德勒在裹足不前的事业及成天算计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里日渐孤独、麻痹。这种生活环境也正是都柏林人瘫痪生活状态的写照。
  根据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人的本能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伊芙琳在艰难痛苦的生活中,正在苦苦寻找出路。正在此时,水手弗兰克闯入了伊芙琳单调、乏味而又艰难的生活,就像一股清新的海风,给她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气息。他们偶然相识,他带她去看戏,给她唱情歌,叫她“小宝贝”,给她讲遥远的异国的故事以及他在海上的种种冒险经历。弗兰克向伊芙琳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她过去的生活大相径庭。伊芙琳的生活有了希望,“逃离”就是摆脫困境的方法。伊芙琳要与弗兰克私奔,但她并未下定决心,她犹豫不决了。伊芙琳面临着人生的两难选择。她仍处于情感积累中,而这种情感的积累正是为最终的精神顿悟作铺垫,这种情感的积累也即将达到极限。她仍然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跟弗兰克走,她就能摆脱早已厌倦的生活,脾气暴躁的父亲、繁重的家务、劳累的工作都将成为过去。更重要的是,她将永远不再害怕重蹈母亲的覆辙,就不会“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疯而殁”。她将拥有全新的生活,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人们将尊重这个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女孩。弗兰克会给她想要的爱情,她能找到幸福和归宿。一切将是那样的美好。她快要离开了,“她已经答应离开了。这么做妥当吗?”伊芙琳还在权衡。“在家里,她有吃有住,还有那些从小相亲相爱的家人。”她思量着。虽然父亲使她感到恐惧和压抑,但要离开时,伊芙琳的脑海中却一一记起了他的种种好处。也许跟弗兰克走后,生活会更加艰难呢,或者会被弗兰克抛弃,周围一个熟人都没有,那将面临无尽的孤独和懊悔。而且她走后,店里的伙计会对她有些流言蜚语。是“走”还是“留”? 是留在爱尔兰维持目前的生活,还是离开它,开创全新的生活?是遵守对妈妈许下的诺言继续支撑这个家,还是跟随弗兰克远走巴西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伊芙琳内心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是通过伊芙琳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的,从她的内心冲突中,读者可以看到,伊芙琳是多么的优柔寡断,是多么的缺乏勇气,活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渴望自由飞翔,却没有勇气摆脱束缚。伊芙琳的形象在乔伊斯的心理刻画中被展示的栩栩如生。同时,这种心理冲突的加剧也是精神顿悟所需要的必备条件,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心理冲突的加剧为精神顿悟作好了充分准备。   外部条件的刺激与配合是精神顿悟出现的条件,即通过某些情景或事件唤起人物的感情,使其茅塞顿开。当精神顿悟出现之时,故事情节达到高潮,小说主题在此得到升华。“精神顿悟”通常与故事的情节和小说的进展密切相关;它不是一种出乎意料的感悟,而是由人物的经历逐渐引发的,在获得“精神顿悟”之前,主人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经历了一个心理的准备过程。伊芙琳处于两难的选择中,她的思绪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她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心理准备过程。“精神顿悟”通常发生在人物心理变化的关键时刻,同时代表了小说真正的高潮。它是一种由作者精心策划、有意安排的艺术手法。“精神顿悟”作为小说的结尾不仅恰到好处,而且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伊芙琳》结尾的精神顿悟使读者看到了栩栩如生的瘫痪的都柏林人的形象,更好地表现了作者想表现的精神瘫痪的主题。
  伊芙琳经历了从困境——逃离——幻灭——顿悟的过程。主人公在生活的困境中不停地对生活进行思考,并最终顿悟,找到让自己摆脱痛苦的方式,作出不同的选择。进而使小说在人物精神顿悟的瞬间达到故事的高潮。将都柏林人瘫痪的精神状态活灵活现的展现的读者面前。
  四、结语
  在《都柏林人》的创作中,其人物形象都是作者乔伊斯利用精神顿悟的发展过程来刻画的,在情感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读者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生活在种种不同的困境中,他们的性格也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当他们通过种种不同的方式想要逃离痛苦的现实时,他们的脆弱和无奈便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最终,当顿悟出现的瞬间,他们精神瘫痪的形象刻画也就达到高潮,发人深省,深刻揭示了小说精神瘫痪的主题。乔伊斯就是这样用不断的精神顿悟来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用精神顿悟来塑造人物形象是《都柏林人》的重要特点。
  注释:
  [1]戴从容,《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p23.
  參考文献:
  [1]詹姆斯.乔伊斯(安知译),《都柏林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2]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3]李维屏,“论《都柏林人》中的‘精神顿悟’”[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3):69-73.
  [4]殷企平,“说‘顿悟’”,《外国文学》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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