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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读到了在《收藏界》2008第6期和第9期上登载的，成都伍先生与香港梦斋主人的有关“宋元佑三年”款青花瓷瓶讨论的两篇好文。首先感谢他们付出的大量心血，寻找了许多史料，认真严肃地对这个瓶子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这件器物，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始端。同时也感谢《收藏界》杂志的有关采编人员，是先有你们独到的水平和远见，后才有这件目前有一定争议的器物，在贵刊这个平台上得以展示和探讨。
这件貌似平常、口部残损、画工随意的土窑青花瓷瓶，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呢?是什么样的魔力吸引着收藏界的各类人士这样重视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件罕见的有纪年款的宋青花瓷。如果这个瓶子的身份得到与它的款识年代一致的确认，将对早期青花瓷的认识和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人们关注这个瓶子是理所当然的，对这件器物进行严格的审视和甄别，是应该的，对它的疑问之处进行仔细缜密的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的探讨和研究非常有意义。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这样的行为，对于十分少见，大家认识不多，又有一眼，有价值的古陶瓷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十分有害的。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到代的器物是经得起批判和检验的，同时也是需要批判的。因为只有在批判，认识，再批判，再认识这样不断的过程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一切伪品也必将在这个过程中露出破绽而被淘汰。在此，笔者对这件器物谈几点看法。
一，几点说明：
1 我是这个瓶子的收藏者，对古籍有偏爱，陶瓷只是旁门。是这个瓶子的原因，促使我对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知识进行了一点探索。
2 《收藏界》杂志上，两位先生所使用的图片严重偏色，与事实上瓶子的色调相去甚远，并且不存在文字与花卉图案色彩不一致的情况。
3 该瓶原为盘口，短颈，直脚。第9期上所画的延展图与事实不符。
4 瓶身与底座是连体套烧，体与底相互可动，但不能旋转，也不脱落。
二、几个问题
1 关于错别字与简化字
a 关于“佑”字的疑问
“元佑”这个年号，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这个“元祜”，原因是我们看到的钱币，和书本上的都是用这个“元祐”。那么在当时有没有可能书写这样的“元佑”呢?据当地网友介绍，在河南桐柏山水帘寺寺内石碑碑文中就有“宋元佑三年”的字样；又台州市路桥区善法寺内大殿佛座前嵌有石碑一通，上有“宋元佑四年”字样。
b “妨”及其他的一些简化字疑问
有的朋友认为，这么多的简化字和错别字，认为有些字错得有些离谱，对这个瓶子是否到代，因此也产生了疑问。从目前面世的出土文物标本观察，北方的磁州窑，南方的长沙窑，器物上出现文字的情况是比较多的。错别字的情形，也是有不少先例的，如，隋代名碑龙藏寺碑中，错别字有十二处之多(如，把“五台”写成“吾台”，“何人”写成“河人”等)。再有，彭城出土的一件宋代磁州窑题词枕，上面有这么一段文字：“韩信功劳十大……朱阁(诸葛)亮位至三公……”，这都说明，在古代出现这样我们认为很离谱的错别字，是不足为奇的。
2 关于居士、山人的称谓疑问
有人认为，“山人作为别号出现得很晚，记忆中似乎没有宋代哪位号××山人的”。其实不然，下面有这样几位山人的称谓：
a 沈千运，唐代吴兴人，排行第四，时称沈四山人。
b 唐代李泌有白衣山人之称。
c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因未曾入仕，又称孟山人。
d 唐代杜甫诗中有一首名为《寄司马山人》。
e 张元干(1091—1161年)字仲宗，自号真隐山人，福建永福县人，宋宣和七年，任陈留县丞。
f 宋代诗人苏轼自称东坡居士。
三、一些情况
我曾带着这个瓶子，到四川大学博物馆向古陶瓷专家陈德富教授请教学习，他仔细认真考察后认为：“这绝不是近几十年的新仿品，它应该是一个供奉器，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用具”。但对此器物是否到代，他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才能下结论，目前他持保留态度。但对于“宋元佑三年”这个款识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器物上时，他认为若是后作，制造时就故意写上虚假的年号，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人，对神明都是顶礼膜拜的(个别情形除外)，对自己的祖先都是尊敬的。把一件虚假的器物拿去供奉庙堂，或供在家中的神龛上，这不是欺骗菩萨或先人吗?这是对神明和祖先的亵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人能有这样荒唐的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没有必要，毫无意义的。
现在收藏界对这个瓶子的讨论观点不一，说法各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这是十分正常的，因为讨论可以明辨是非，能够去伪存真，可以让我们更真实地去接近它认识它。对于宋代青花瓷的研究，现在还处在较盲目的起步阶段，窑口没有发现，出土和传世的瓷片和器物少之又少，这给宋青花瓷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在所有的学术问题中，最难办的要数将既没有概念又没有前人考察先例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是最具挑战性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应用已有的一些经验、方法和定式，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探索未知的事物和现象，要跳出束缚我们思想和手脚的一些框框和定式，从一个新的视角和视野，新的理念来看待和审视，才能在这样的发现研究中有所进步和所得。
这件貌似平常、口部残损、画工随意的土窑青花瓷瓶，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呢?是什么样的魔力吸引着收藏界的各类人士这样重视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件罕见的有纪年款的宋青花瓷。如果这个瓶子的身份得到与它的款识年代一致的确认，将对早期青花瓷的认识和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人们关注这个瓶子是理所当然的，对这件器物进行严格的审视和甄别，是应该的，对它的疑问之处进行仔细缜密的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的探讨和研究非常有意义。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这样的行为，对于十分少见，大家认识不多，又有一眼，有价值的古陶瓷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十分有害的。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到代的器物是经得起批判和检验的，同时也是需要批判的。因为只有在批判，认识，再批判，再认识这样不断的过程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一切伪品也必将在这个过程中露出破绽而被淘汰。在此，笔者对这件器物谈几点看法。
一，几点说明：
1 我是这个瓶子的收藏者，对古籍有偏爱，陶瓷只是旁门。是这个瓶子的原因，促使我对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知识进行了一点探索。
2 《收藏界》杂志上，两位先生所使用的图片严重偏色，与事实上瓶子的色调相去甚远，并且不存在文字与花卉图案色彩不一致的情况。
3 该瓶原为盘口，短颈，直脚。第9期上所画的延展图与事实不符。
4 瓶身与底座是连体套烧，体与底相互可动，但不能旋转，也不脱落。
二、几个问题
1 关于错别字与简化字
a 关于“佑”字的疑问
“元佑”这个年号，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这个“元祜”，原因是我们看到的钱币，和书本上的都是用这个“元祐”。那么在当时有没有可能书写这样的“元佑”呢?据当地网友介绍，在河南桐柏山水帘寺寺内石碑碑文中就有“宋元佑三年”的字样；又台州市路桥区善法寺内大殿佛座前嵌有石碑一通，上有“宋元佑四年”字样。
b “妨”及其他的一些简化字疑问
有的朋友认为，这么多的简化字和错别字，认为有些字错得有些离谱，对这个瓶子是否到代，因此也产生了疑问。从目前面世的出土文物标本观察，北方的磁州窑，南方的长沙窑，器物上出现文字的情况是比较多的。错别字的情形，也是有不少先例的，如，隋代名碑龙藏寺碑中，错别字有十二处之多(如，把“五台”写成“吾台”，“何人”写成“河人”等)。再有，彭城出土的一件宋代磁州窑题词枕，上面有这么一段文字：“韩信功劳十大……朱阁(诸葛)亮位至三公……”，这都说明，在古代出现这样我们认为很离谱的错别字，是不足为奇的。
2 关于居士、山人的称谓疑问
有人认为，“山人作为别号出现得很晚，记忆中似乎没有宋代哪位号××山人的”。其实不然，下面有这样几位山人的称谓：
a 沈千运，唐代吴兴人，排行第四，时称沈四山人。
b 唐代李泌有白衣山人之称。
c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因未曾入仕，又称孟山人。
d 唐代杜甫诗中有一首名为《寄司马山人》。
e 张元干(1091—1161年)字仲宗，自号真隐山人，福建永福县人，宋宣和七年，任陈留县丞。
f 宋代诗人苏轼自称东坡居士。
三、一些情况
我曾带着这个瓶子，到四川大学博物馆向古陶瓷专家陈德富教授请教学习，他仔细认真考察后认为：“这绝不是近几十年的新仿品，它应该是一个供奉器，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用具”。但对此器物是否到代，他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才能下结论，目前他持保留态度。但对于“宋元佑三年”这个款识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器物上时，他认为若是后作，制造时就故意写上虚假的年号，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人，对神明都是顶礼膜拜的(个别情形除外)，对自己的祖先都是尊敬的。把一件虚假的器物拿去供奉庙堂，或供在家中的神龛上，这不是欺骗菩萨或先人吗?这是对神明和祖先的亵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人能有这样荒唐的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没有必要，毫无意义的。
现在收藏界对这个瓶子的讨论观点不一，说法各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这是十分正常的，因为讨论可以明辨是非，能够去伪存真，可以让我们更真实地去接近它认识它。对于宋代青花瓷的研究，现在还处在较盲目的起步阶段，窑口没有发现，出土和传世的瓷片和器物少之又少，这给宋青花瓷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在所有的学术问题中，最难办的要数将既没有概念又没有前人考察先例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是最具挑战性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应用已有的一些经验、方法和定式，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探索未知的事物和现象，要跳出束缚我们思想和手脚的一些框框和定式，从一个新的视角和视野，新的理念来看待和审视，才能在这样的发现研究中有所进步和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