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志摩逝世九十周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笔者新见陈梦家的《记念志摩先生》和张友鸾的《徐志摩写〈济慈的夜莺歌〉》两文。两文均为迄今各种徐志摩回忆和纪念文集所未收。现略作评介，以期引起徐志摩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注意。

陈梦家再忆徐志摩

　　陈梦家一九二七年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求学时是闻一多的学生，颇得闻一多赏识，但他与徐志摩的关系似更密切，志摩为他的首部新诗集《梦家诗集》题签就是一个证明。徐志摩飞机失事后，陈梦家为《新月》杂志写了《纪念志摩》，为徐志摩编了遗诗集《云游》（书名是陈梦家起的），还编选了《新月诗选》，为“新月诗派”树碑立传。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他还写了《谈谈徐志摩的诗》，再次为徐志摩在中国新诗史上正名。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知道陈梦家还写过一篇《记念志摩先生》。此文刊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文化通讯》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冰”的该刊《发刊的几句话》中说“本刊除从事现社会各方面实况之考察与研究外”，还有以下两项使命：“一、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之探讨”，“二、健全的人生思想之介绍”。前者以熊十力的《治中国文化史应注意之二时代》一文领衔，后者就是陈梦家这篇《记念志摩先生》为代表了。

　　《记念志摩先生》由“一个朋友”来信提起徐志摩所引发。陈梦家认为徐志摩去世“不但影响了中国新诗坛，而且确乎是‘朋友中最不可少的朋友’，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全是可爱的”，并完全赞同徐志摩“方死的那几天，有位朋友说‘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这句话。应该指出，这句话是新月派女诗人方令孺悼徐志摩文的题目。就“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陈梦家进一步发挥：“何以他是人人的朋友呢？”因为“他以人人为朋友……他不在人前发愁，更难得发怒，你听到他说的全是喜笑的口中流出来的智慧，他从来不道人的短长。对于年轻人，他总是激励，耐心等候人自己的改好向上，不给人灰心。他和我谈的无非是诗，没有给我什么机会倾吐自己的怨苦”。陈梦家还举了一个生动的具体例子：
　　有一次冬天在南京城南的一个家园里，晚上我们请他来玩，那一夜他说了长长一篇关于在印度黑夜中野兽随便到人家来的惊慌，可是他还是用一个平和的笑容叙述他当时的骇怕。在态度上，志摩是平和的中庸的，是儒家风的;正如他的诗，也一样如他讲老虎故事似的从容。像“秋天的太阳，冬夜的炉火”，志摩对人的温煦是光亮热烈而又可亲可爱的。
　　这段话中的“我们”，除了陈梦家自己，还应包括方令孺、方玮德等当时在南京的新月派诗人们，而徐志摩从容回忆的也应是他一九二八年秋访问印度时所遇，他回国后曾作《关于印度》等数次演讲，均未提及此事。

　　陈梦家出生在牧师之家，虽不是教徒，却“承袭着父亲所遗传下来的宗教情绪”（陈梦家《〈歌中之歌〉译序》）。因此，《记念志摩先生》开头就引用《保罗书信》中的“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此三者最大的是爱”作为题词。陈梦家认为“志摩的一生，忍受自己的眼前困苦（就是忘记自己），在为别人创造新的天地”。在分析了徐志摩的诗没有一首忧愤丧气，都表现了徐志摩对人的同情和爱之后，陈梦家在文末再次强调：
　　对于人，爱;对于未来，盼望;信仰生命（因此而创造）;这三样是志摩全人格的表现。我不必说他是诗人哲士，但他至少是一个真正的“人”，最完全的人！

张友鸾说《济慈的夜莺歌》

　　《济慈的夜莺歌》是徐志摩的一篇力作，初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二号，收入一九二七年八月新月书店初版《巴黎的鳞爪》。《小说月报》发表此文时，编者郑振铎就在《最后一页》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徐志摩君的介绍济慈《夜莺歌》的一篇文字……极可注意，像志摩那么畅丽的散文，近来是很少看见的。”同时破例刊出《夜莺歌》英文原文，以便读者对照。此文也的确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徐志摩散文“保持一个亲热的态度”和信笔拈来“跑野马”（梁实秋《谈志摩的散文》）的鲜明特色。不过，说此文是散文，其实不一定恰切，此文从夜莺和英国诗人济慈名作《夜莺歌》起笔，对此诗的艺术风格及在英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都有所论列，又用散文诗体翻译了这首诗，所以将其视为别具一格的诗论也未尝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这次我到北大教书也是偶然的，我教着济慈的《夜莺歌》也是偶然的，乃至我现在动手写这一篇短文，更不是料得到的。友鸾再三要我写才鼓起我的兴来，我也很高兴写，因为看了我的乘兴的话，竟许有人不但发愿去读那《夜莺歌》，并且从此得到了一个亲口尝味最高级文学的門径，那我就得意极了。
　　此文落款“十二月二日夜半”（收书时加上“十三年”），可确定作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日晚。韩石山著《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认为徐志摩一九二五年十月起在北大英文系任教，但从这段话可知，徐志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以前已在北大执教，而且讲授过《夜莺歌》。“友鸾”应为张友鸾，正是张友鸾的一再请求，徐志摩才写下了这篇精彩的《济慈的夜莺歌》。

　　张友鸾是《新民报》“三张”（另两位是张恨水和张慧剑）之一，早年在安徽安庆求学时与郁达夫熟稔，到北京以后又与徐志摩来往密切。将近二十年后，张友鸾写了《徐志摩写〈济慈的夜莺歌〉》，生动地还原了徐志摩当年写作此文的情景。此文初刊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栏，收入一九四六年一月南京新民报馆初版《西方夜谭》（南京新民报文艺丛书之八）。文中写“有个少年人来访他—那时是他读诗的朋友，后来是他的学生”。正好“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从院心掠过”，“无论那只鸟是不是黄莺，他都联想到康桥，联想到济慈的《夜莺歌》。闭了眼睛，把那首诗朗诵了两三段;嫌不过瘾，抽出诗集，一行一行的指与那个少年看”。“那个少年于是说：‘济慈有一篇不朽的诗，可惜没有一篇不朽的文字去纪念他。你说的一段又一段，我看来也正是诗，写下来罢，写下来罢！’”主人随即表示：“好！你给我鼓劲，我就写。”第二天一早，“这少年又来”，主人告诉少年：“呵，记不得睡过没有，文章是写好了。”显而易见，这“少年”是张友鸾自己，而“他”和“主人”正是徐志摩。此文中所追述的，与徐志摩当年所说的正相吻合。文中最后说：
　　这就是《济慈的夜莺歌》的产生。十行纸，毛笔写的，翁同龢的字体，有时横过来写几行小楷英文字。涂改的地方，一个墨团跟着一个墨团。这名贵的散文，或许也是一首诗罢。

　　徐志摩许多诗文的具体创作过程，我们后人已经无从知晓。幸好张友鸾留下了这篇珍贵的回忆，再现了《济慈的夜莺歌》是如何诞生的，颇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