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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当年自己的创业经历,我真为现在的个体户感到高兴。”重庆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渝中区分会副秘书长邱守雄回忆说。经过长达两年的漫长申请,1979年就开始在新华路摆摊的邱守雄和李卡等重庆第一批个体户一起,在1982年拿到重庆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这一批执照出炉的前后,作为个体工商户的重要管理方,工商部门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换脑”。
■ 在夹缝中生长
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个体经济就像一株瘦弱的小苗,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
“当时我家四口人,只靠父亲每月28元工资生活,弟弟还要上学,我出来当个体户确实是因为家庭太困难了。”邱守雄告诉记者,从1973年结束插队回家,到1979年成为个体户之前,他没有正式的工作,除了偶尔在街道干部的安排下做几个月临时工之外,多数时间过着“啃老族”的生活。
“那个时候的个体户,除了部分有特长的人,相当多的人还是因为家庭困难。”1980年任潼南县工商局副局长,后任重慶市工商局个体私营处处长的顾中复说。获得重庆第一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李卡,就因为父亲是“黑五类”,自己找不到工作,才被迫成为个体户的。在顾中复的回忆里,1980年前后,重庆个体户总数约为一二万户,而潼南当地仅有几十户。
由于当时个体户没有合法身份,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普通群众,都对他们另眼相看。“那时很多部门都可以管我们,人被处罚、货被没收的风险随时存在。”邱守雄说。
更令他们焦虑的是来自亲友的不理解,邱守雄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说:“资金周转不过来了,找亲戚朋友借点钱,人家都不愿意,觉得我们干个体户是不务正业。”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较场口、新华路等地还是悄然出现了众多商品市场,个体户们摆卖着烟酒、头饰、袜子等各类小商品。
那时重庆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还不太多,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深圳等地,成了个体户们的货源地。“那时候本钱小,但去广州‘跑单帮’,一个月下来赚近百块钱还是挺容易的。”当年在新华路摆摊的个体户张家福说。而这个收入,在当时比科级干部还高。
正是有了这些个体户,山城市民有了与凭票购买商品不一样的消费体验。市民杨运南回忆说:“当时,毛线特别是细绒线不好买,但是新华路的个体户那里却有来自沿海地区的细绒线销售,服务态度也热情。”
■ 跳出框框的“换脑”
1980年,重庆对个体户的政策有所松动,邱守雄递交了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申请。1982年,他和李卡等一批个体户一起,领到了重庆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在发放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背后,工商部门经历了一个“换脑”的过程。顾中复回忆说:“在1982年以前,工商干部的脑海中始终打着几个问号——一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一些人认为,支持了个体经济发展就是搞资本主义。二是工商部门职能如何定位的问题,打击投机倒把是当时工商部门的重要职能,如果放开个体户搞贩运,岂不是放任他们投机倒把……”
面对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重庆工商部门开始派出干部到沿海地区学习。
“沿海地区同行告诉我们,工商部门的管理职责是因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那工商部门还管理什么呢?因此,工商部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群众致富。”顾中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叹道。那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工商管理工作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良好的环境,让经济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后来,工商部门提出了‘政策放开、支持发展’的方针,开始为个体工商户颁发营业执照。为了打消部分个体户担心申请执照后遭遇‘秋后算账’的疑虑,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说。
尽管如此,当时工商部门对个体工商户领取执照还是规定了四个条件:本人有当地城镇正式户口;生产经营、服务的项目是本地市场需要的;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条件;应进行技术考核的业别,须经过技术考核合格。这样的条件,着实让不少个体户犯难。
邱守雄等个体户之所以能获得首批执照,正是工商部门在执行层面跳出框框的结果。“当时,我们在发放执照的条件上还是搞了一些变通。”顾中复说。
■ 撑起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
执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个体经济完全放开。当时工商局文件规定,个体户一般只能和家人一起经营;要招募帮手只能以师徒名义,数量不能超过三人,师徒协议还需要送到工商局备案,个体户的店面甚至连大招牌也不能打。然而,有了执照,个体户们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走上街头。就是在1982年,一些后来的民企巨头,以个体户的形态出现在山城:廖长光和何永智夫妻,以卖掉住房的3000元为资本,在现在的八一路开起了“小天鹅”火锅店;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把娘家一间临街住房空出来,用5000元买来基本设备,办起了摩托车修理铺……
改革开放让重庆的个体户在全国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施展着自己的才干。到1983年元月,市中区(现渝中区)已有3270户个体户,从业人员有3728人。
转眼间,重庆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已经发放27年了。27年后的今天,除了一些商界巨擘,众多重庆个体经济的先行者已退出商战一线。邱守雄也借力个体劳动者协会,积极为同行们服务。而在他们身后出现的各类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如今已撑起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
据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非公经济产业活动单位总量突破80万户,其中,企业达到13.72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67.25万户。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达到59.2%,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达到76.3%,非公经济从业人员达663.6万人。如今,身为民营企业中的力帆把工厂开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欧洲的俄罗斯、亚洲的越南;博赛矿业通过收购圭亚那的铝钒土原矿,成为该行业的全球老大……
这一批执照出炉的前后,作为个体工商户的重要管理方,工商部门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换脑”。
■ 在夹缝中生长
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个体经济就像一株瘦弱的小苗,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
“当时我家四口人,只靠父亲每月28元工资生活,弟弟还要上学,我出来当个体户确实是因为家庭太困难了。”邱守雄告诉记者,从1973年结束插队回家,到1979年成为个体户之前,他没有正式的工作,除了偶尔在街道干部的安排下做几个月临时工之外,多数时间过着“啃老族”的生活。
“那个时候的个体户,除了部分有特长的人,相当多的人还是因为家庭困难。”1980年任潼南县工商局副局长,后任重慶市工商局个体私营处处长的顾中复说。获得重庆第一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李卡,就因为父亲是“黑五类”,自己找不到工作,才被迫成为个体户的。在顾中复的回忆里,1980年前后,重庆个体户总数约为一二万户,而潼南当地仅有几十户。
由于当时个体户没有合法身份,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普通群众,都对他们另眼相看。“那时很多部门都可以管我们,人被处罚、货被没收的风险随时存在。”邱守雄说。
更令他们焦虑的是来自亲友的不理解,邱守雄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说:“资金周转不过来了,找亲戚朋友借点钱,人家都不愿意,觉得我们干个体户是不务正业。”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较场口、新华路等地还是悄然出现了众多商品市场,个体户们摆卖着烟酒、头饰、袜子等各类小商品。
那时重庆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还不太多,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深圳等地,成了个体户们的货源地。“那时候本钱小,但去广州‘跑单帮’,一个月下来赚近百块钱还是挺容易的。”当年在新华路摆摊的个体户张家福说。而这个收入,在当时比科级干部还高。
正是有了这些个体户,山城市民有了与凭票购买商品不一样的消费体验。市民杨运南回忆说:“当时,毛线特别是细绒线不好买,但是新华路的个体户那里却有来自沿海地区的细绒线销售,服务态度也热情。”
■ 跳出框框的“换脑”
1980年,重庆对个体户的政策有所松动,邱守雄递交了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申请。1982年,他和李卡等一批个体户一起,领到了重庆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在发放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背后,工商部门经历了一个“换脑”的过程。顾中复回忆说:“在1982年以前,工商干部的脑海中始终打着几个问号——一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一些人认为,支持了个体经济发展就是搞资本主义。二是工商部门职能如何定位的问题,打击投机倒把是当时工商部门的重要职能,如果放开个体户搞贩运,岂不是放任他们投机倒把……”
面对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重庆工商部门开始派出干部到沿海地区学习。
“沿海地区同行告诉我们,工商部门的管理职责是因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那工商部门还管理什么呢?因此,工商部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群众致富。”顾中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叹道。那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工商管理工作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良好的环境,让经济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后来,工商部门提出了‘政策放开、支持发展’的方针,开始为个体工商户颁发营业执照。为了打消部分个体户担心申请执照后遭遇‘秋后算账’的疑虑,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说。
尽管如此,当时工商部门对个体工商户领取执照还是规定了四个条件:本人有当地城镇正式户口;生产经营、服务的项目是本地市场需要的;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条件;应进行技术考核的业别,须经过技术考核合格。这样的条件,着实让不少个体户犯难。
邱守雄等个体户之所以能获得首批执照,正是工商部门在执行层面跳出框框的结果。“当时,我们在发放执照的条件上还是搞了一些变通。”顾中复说。
■ 撑起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
执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个体经济完全放开。当时工商局文件规定,个体户一般只能和家人一起经营;要招募帮手只能以师徒名义,数量不能超过三人,师徒协议还需要送到工商局备案,个体户的店面甚至连大招牌也不能打。然而,有了执照,个体户们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走上街头。就是在1982年,一些后来的民企巨头,以个体户的形态出现在山城:廖长光和何永智夫妻,以卖掉住房的3000元为资本,在现在的八一路开起了“小天鹅”火锅店;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把娘家一间临街住房空出来,用5000元买来基本设备,办起了摩托车修理铺……
改革开放让重庆的个体户在全国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施展着自己的才干。到1983年元月,市中区(现渝中区)已有3270户个体户,从业人员有3728人。
转眼间,重庆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已经发放27年了。27年后的今天,除了一些商界巨擘,众多重庆个体经济的先行者已退出商战一线。邱守雄也借力个体劳动者协会,积极为同行们服务。而在他们身后出现的各类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如今已撑起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
据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非公经济产业活动单位总量突破80万户,其中,企业达到13.72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67.25万户。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达到59.2%,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达到76.3%,非公经济从业人员达663.6万人。如今,身为民营企业中的力帆把工厂开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欧洲的俄罗斯、亚洲的越南;博赛矿业通过收购圭亚那的铝钒土原矿,成为该行业的全球老大……